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及其复兴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是其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西方实践哲学发展的重要基点.这个概念在经过了N.马基雅维利和F.培根的改造之后其本真的内涵却被遮蔽了,甚至退化为计算与权术的代名词.但是,进入到现代之后,亚氏的实践智慧概念开始复兴.这实际上已经标识出实践智慧的普遍意义,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已关系到对整个传统哲学的理解以及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理性重建.本文以此为基点,在厘清亚氏实践智慧的本真内涵及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进一步阐明现代哲学在此理路上所应具有的样态.     

辩证法与实践智慧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辩证法属于理论哲学的方法或研究对象,而实践智慧或明智则只限于实践哲学,只是作为能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处理对人自身有益处的能力和品质而被讨论[1].但笔者以为,这种辩证法与实践智慧的分离,只是囿于理论哲学视野的缘故.而这一分离的结果是,辩证法由于用错了地方而丧失了信誉,实践智慧则被人们只看成了某种关于生活的常识性琐谈.笔者这里试图表明,辩证法能够作为实践智慧而发挥其作用,且其合法形态只能是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本文将从辩证法的实质及其与实践智慧的比较来阐明这一问题.     

巴门尼德哲学诗序曲发微

鉴于与缪斯智慧的区分以及对智慧原则的概念把握,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是把握希腊哲学开端的关键;鉴于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整体,哲学诗的序曲则是把握哲学开端的钥匙,因为序曲本质上内含于巴门尼德哲学的事情本身之中,构成这一哲学整体得以肇始的契机,一则作为巴门尼德教谕诗的敞开步骤,一则作为他的哲学展开的准备性入口。序曲中知道的有朽者的旅途和道路展现了有朽之人在不朽者规定下以达致哲学求知为目标的自我区分。序曲作为诗歌既与智慧之知相区别、相呼应,又在开启哲学求知的意义上实现为逻格斯的区分——基于巴门尼德哲学的整体而被把握为如此这般的逻格斯区分的当下呈现。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德性与实践智慧

"德性"与"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实践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代美德伦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阐述得不甚清楚,在中西方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实践智慧与德性到底是什么关系,仍然是德性伦理学同时也是实践哲学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托马斯"实践智慧"及"智德"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托马斯(St. Thomas Aquinas,1224/5～1274)作为士林哲学(Philosophia Scholastica;Scholastic Philosophy)的集大成人物,他以前所未有的周详方式与广大篇幅面对并处理prudentia(prudence)课题,肯定它是理智的"明智",更是四枢德的首德-"智德".智德与其它三种枢德(义德、勇德、节德)并举或连用,为伦理德行的"基本德行"(principal virtues).本文拟从四方面阐明托马斯"实践智慧"、"智德"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存在论诠释

海德格尔在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进行了独特的存在论的诠释.他的基础存在论是这一诠释的重要成果.其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智慧的诠释居于中心地位.海德格尔把实践智慧诠释为此在揭示真理的根本方式.实践智慧是促使人进行本真的决断的"良知",因此它是人本真的个体化存在的前提.而在决断中,体现出一种特别的时机性.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行动的时机性概念中,海德格尔揭示出了源始的时间性--融将来、过去和现在于一体的绽出的当下.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专题

<正>编者按:本专题刊发的这组文章是从"第六届《哲学分析》论坛: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学术研讨会上选出的。黄颂杰教授的《关于实践哲学的三个问题》、胡军教授的《如何解读人的行动结构》以及刘宇博士的《实践智慧与实践思维中的范畴错误》分别从实践哲学的三个核心问题、行动结构的现代特性以及实践思维的范畴等角度对杨国荣教授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所展开的论域进行了深度研讨。杨国荣教授以《行动、实践与实践哲学———对若干问题的回应》为题,对上述文章以及与会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整体性的回应,就元理论层面的实践哲学的论域与功能以及行动的结构性、实践范畴的分疏与综合、实践过程中     

当代西方“实践智慧”问题研究的四种进路

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积极地阐发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概念,并在当代的思想与实践语境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与解答,形成一股实践智慧复兴的潮流。在诸多关于实践智慧的哲学研究中,大致可以区分出四种研究进路:伦理学进路、存在论及诠释学进路、修辞学进路,以及后现代进路。本文旨在对这些进路分别进行扼要的分析和述评,为读者呈现出当代实践智慧研究的一个全景式的概观。     

实践智慧在二十一世纪(下)

这是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这篇文章概述了一个词汇表,从而发展出一个建设性的prudence(实践智慧)概念,以用来应对政治行动者以及社会理论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明智(审慎)的行为要求规范的、计虑的和施行的(实践智慧)这些形态的相互协调。这一部分将考察,这些要求如何可能在行为者、观众和后现代思想之中形成一个有机的结合。实践智慧可以通过节状自我、公共商讨以及对prudence历史上的教育学和哲学诸阶段的详尽论述来得到理解。     

王船山经权观中的实践智慧

经权关系为历代中国思想家所重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对此亦多有探讨。目前学界对船山经权观的关注,大多是在研究其礼治思想时兼带提及,而对其经权观中所内含的实践智慧讨论不多。本文认为,船山的"经"兼具动静两层涵义,"权"则是在具体的权衡实践中循环而生成。这一经权在实践中交互影响并动态生成的观点,与他"性日生日成""理随势变"的思路一致。船山不仅注重度量的分界,也强调审时度势,他对于"权"的理解充分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实践智慧。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使得"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使得"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在实践智慧中,现实活化了理论,理论照亮了现实。《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反思、批判与建构——对两个40年的哲学沉思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40年,对于生活于当下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现实地建构、批判和反思着这个段落,现实地创造和修正着这个段落,前者表现为哲学思维,后者呈现为实践智慧。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构成了40年的两个维度,即知与行。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帷幕,继之而起的乃是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于是便开启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我们以"第二哲学"的视角反思这两个40年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时,便可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做出尽可能令人信服的总结。     

追寻智慧

在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基的问题上,我们至今未能有必要的基本共识,要建立这一基本共识的基本途径只能是:追寻智慧.所谓追寻智慧,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却有功能性的勾连、生存性的勾连和本体性的勾连之不同,并且分别敞开了不同的意义—认知境域:常识、知识和智慧.由于我们还是在“知识”的层面上来理解“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梦魇般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是靠在故纸堆里爬梳考辨、援证推理所能解决的,只有面向生活世界,在世界历史的水平上创造出全新的世界图景以获得确证.哲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宣言,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景和理想旗帜,一个没有自己哲学的民族不可能得到世界的敬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着中国哲学,并且最终是由中国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来标识出对人类世界的贡献.     

实践智慧在二十一世纪(上)

Prudence是为了实现好的行为和政治的可持续性而适用于处理偶然性的那种智识。要将prudence复原为与晚近现代之狂妄自大不同的另一种选择,人们应该考虑到,它那些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如何反映出人类行为的深刻困境的。这些特征通过用以界定实践智慧话语的历史、理论、实践、结构、品质和观众等方面而得以鉴别,它们在本杂志(《现代哲学》)中分成两部分来陈述。这第一部分强调了偶然性、多元性和实践性这几个条件,并且通过对其规范的、计虑的和施行的这些表达方式的阐述来界定实践智慧。明智(审慎)的行动者就是这样的人,他平衡着各种不可通约之善、洞悉着各种可能的行动方略,以及用一种适当及适时的方式与他人进行着互动协作。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走向"

如何看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中晚期哲学之间的关系?[1]这是近年来我国诠释学研究颇为关注的问题.严平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与哈贝马斯的论战中,伽达默尔逐渐开始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2]张能为先生也认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将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联系起来";[3]而何卫平先生则在肯定晚期实践哲学转向的同时,着重强调它"实现了从理解本体论向价值伦理学的转变".     

"做哲学"的方法之起源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比如色诺芬尼(Xenophanes)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既不认识形容词“哲学的”(philosophos)，也不认识动词“做哲学”(philosophein)，更不用说是名词“哲学”(philosophia)了。而且，虽然存在一些古老但又十分可疑的证据，但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可能属于这种情况。     

"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1].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     

智慧的形状

智慧是哲学的“专利”吗 ?有不属于“哲学”的智慧吗 ?这样的疑问 ,乃在于人们对属于哲学的智慧有一种下意识的固有判断 ,这表现为哲学的语言和文体形式 ,也在其所用的概念。我们却认为 ,现实教科书中的、甚至学术著作中的哲学把相当多的智慧筛掉了 ,只留下枯燥的教条。具体说 ,哲学筛掉了“智慧的形状”。哲学概念好比一个“点”。依照逻辑推论 ,各种这样的“点”相互替代、连接 ,从而形成一条线。哲学史就是这样一条不中断的线。在这样的意义上 ,哲学史是同一的 ,所以 ,哲学家们总要追溯源头 ,直到古希腊哲人的“爱智”。换句话说 ,哲学史…     

实在论、观念论与语义学:现代英美巴门尼德解释的三条进路

现代英美关于巴门尼德哲学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如何梳理和鉴别这些解释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条件.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确定我们自己借以鉴别这诸多解释所依据的视向呢?因此,我们有理由将推演性重构的"进路"或"出发点",而非"结论"作为我们梳理现代英美巴门尼德解释谱系的主导视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