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及其天道本体的确立

宋明理学与汉唐儒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形上视角,因而,能否从形上角度重塑儒家的天道本体,便成为宋明理学超越于汉唐儒学的标志。在代表开创理学的"北宋五子"中,张载直面佛教的理论冲击,并在吸取佛教形上智慧的基础上,对天道本体展开了多重探索。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而由张载提出的"诚明两进",又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开辟了道路。     

湖湘学派道德理想主义探论

宋代新儒学从周敦颐的"以诚论性"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带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道德理想,而湖湘学派的"求仁""成性"理论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最终将儒家的道德理想精神演变成为天道性命之学,构建出对人生、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湖湘儒学的"性气合一""以诚论性""明体致用"将新儒学的道德性命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功有机结合,赋予经学之术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基础。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复杂曲折过程中,湖湘学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既重道德之体又重经世之用,是儒家的历史使命感与民族责任感融合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着重要的作用。     

船山哲学与理学

理学是把儒家仁义礼智观念本体化、神圣化的学说。这种学说虽然以哲学形式出现,但还只是儒家伦理教条的论证工具。船山哲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仁义礼智等观念缩小在道德领域来讨论,而把一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范畴从伦理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揭示和表述客观真理的理论工具。在哲学领域中,王夫之对理学的范畴、命题进行了改造与翻新,使理学的理论系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在道德领域中,他对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了形式上的留存。从形式看,他的哲学表现为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而从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看,他的哲学已越出了理学思想的樊篱。王夫之出入理学、游于百家、顺应着“新故密移”的文化发展法则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总结。没有这样高度的批判总结精神,历史是不会放下因袭的重担的。     

"仁义之根"与"万善之原"——关于李二曲"性论"的几个问题

作为明清之际理学大家,李二曲融摄了朱子理学和阳明心学.其关于"性"之论述既有朱子"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义涵,又与阳明"心之本体即是性"、"心即性"的思想相契.其"性"之思想表述内容丰富,既有道德本体之义,又有宇宙论事实叙述.作为道德本体之"性",未发之时它无善无恶,湛然虚明;已发之时便产生情.为保证性情同一,李二...     

儒家的道德价值自觉论探析

中国儒家哲学,极其重视道德价值的自觉。儒家道德价值自觉论的主要内涵是:其一,道德是天命所赋予,"畏天命"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前提;其二,道德是人性所固有,"知人性"是道德价值自觉的根据;其三,道德是"人为贵"的标志,"知自贵"是道德价值自觉的主体;其四,道德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义而后取"是道德价值自觉的关键。儒家以天佑德、以性生德、以人立德、以取守德的道德价值自觉论具有天道与人道合一、实然与应然贯通、本体与主体互化的鲜明特征。     

性两元一元与二性一性——从张岱年先生关于张载性论的分析说起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张岱年先生关于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性两元论分析入手,说明张载的性两元论主要是就事实存在而言,在价值评价的角度,张载根本否定气质之性的意义,而天地之性为善亦取决于变化气质而善反的工夫。人由二性(善恶混)而走向一性(善性),是在德与气交相胜的过程中实现的,说到底只是一性的互为胜负。"一于气"的性之两元也可以在一气一性的意义上予以理解。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正学,又在程朱之前”——刘敞的性与天道之学及其意义

北宋经学家刘敞被视为"经学变古"之重要引领者,然其经学思想中所具"性与天道"之学却蕴而未彰。刘敞于《论语》注解中阐释了性、仁、圣、道、理、中等范畴,对儒家道德形上学作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尽管并未建立一套精密的理论体系,且有以道解儒的驳杂性,然刘敞思想对理学演变确乎产生了促进作用,显示出北宋前期经学转向对于理学发展的积极意义。     

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的早期尝试——以汤用彤的理学救国论为例

汤用彤在清华时期发表的《理学谵言》等儒学论文,是探究新儒家和学衡派产生渊源的重要文献。他以道德为立己和立国的基本,阐发以道德实践为本的宋明理学救治时弊的效用和它所具有的普遍价值。辛亥革命后从"反传统"到"接续"传统,学衡派是最早的转折点。汤用彤主导的学衡派在思想上与新儒家息息相关,都强调儒家的道德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藉此可为学界对新儒学与学衡派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从“络马首，穿牛鼻”的诠释看儒家人物之辨的多重面向

自《庄子》提出“络马首，穿牛鼻”是否符合牛、马本性问题以来，传统儒家纷纷做出了不同回应。程、朱认为牛之穿而耕、马之络而乘是“天理自合如此”,从天理本体论为“络马首，穿牛鼻”奠定了先天合理性基础。湛若水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理感而义形”的结果，他强调的是人与牛、马——物的交往过程中，仁性即道德意识的呈现，当此仁性之呈现即为天理即为义。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追求自我突破的创新精神。     

回儒会通:王岱舆的忠孝理论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创立了“真忠”、“至孝”等中国伊斯兰教的道德范畴.他一方面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本,一方面吸收、借鉴了儒家忠孝伦理中的合理内涵,故而这既是一个创新过程,又是一个回儒文化交流、会通的过程.在创新过程中,王岱舆从上述范畴中阐述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内在要求与外在规范的统一,进而以此构建中国伊斯兰教道德的基础;在回儒文化交流中,他以伊斯兰教义为依托,以儒家文化为用,故而能够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对儒家忠孝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天赋德性与人文化成——孟荀天人之学比较

天人之学是儒家的重要论域,而孟荀之说正好代表了其"究天人之际"的两种基本路向.孟子讲"仁,人心也",又讲此"心"为"天之所与我者",以心性点化仁学,打通天道与心性,证立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精神,表现了儒家内在超越的精神特质,这是从仁学进路发展了孔子天人之学中道德之天的思想,完善了其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精神.荀子讲"积...     

理学的兴起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与振兴

理学家以《四书》为依托 ,从《四书》开发与阐明的儒家心性论和人伦道德学说实现了人学为本旨的而表现为以理念形态的儒学的复归 ,质言之 ,实现了以人伦为本位的儒学的归位。以此言之 ,理学的兴起亦可谓是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重建与振兴。     

论张载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天道论基础——兼论张载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在张载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等著名命题。张载的生态伦理观与社会伦理观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乃至一致性,而这二者又都是以张载的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以天道论或宇宙论哲学为基础的张载生态伦理观,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太和"之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原理;其二,"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源和准则。张载人与自然和谐观对于今天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性善之善不与恶对——以张九成为中心讨论宋代性善论涵盖的两个问题

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论孔子性与天道思想的情境化面向

天道、性命等观念代表了儒家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先秦儒家尤其是孔门之仁学,并不注重对天道、性命等观念作客观学理的论述,因其认为天道、性命并非现成的和外在于人生命的客观存在对象。他们更注重从具体的人生境遇中,通过人的情感现象来揭示天道、性命作为超越性价值的内涵以及两者贯通为一的真实意义。孔子的“成人”说体现了他视人之生命作为“非现成性”存在的基本认识;他又从忠恕来把握人的情感规律。此即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之中,依忠恕情感规律过严谨的道德生活,从而体悟到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生命的超越性意义,正是孔子下学上达即天道性命之贯通的真实含义。因此,在理解孔子天道、性命思想时,不能忽略其情境化的面向。     

再论王船山的继善成性说

王船山从气本原论出发,分别通过气、气化生物和气质而论天道、继善和成性,从气的存在方式的变迁说明道、善、性的相续相生关系。他进而区分了继善之功在天道、天人之际和人自身三个层面的作用,并通过与形始之性和形而有之性的区别,将成之者性界定为善性相近的气质中之性。     

宋儒张载"以易为宗"思想探析

张载是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也是四大学派之一--关学的开创者.他的成就得到理学家们的肯定,如程颢、程颐将他与孟子、韩愈相比;朱熹于<伊洛渊源录>中,将其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并列;<近思录>也选录许多张载言论,以为门生弟子进学之助.而后代统治阶层的重视,也可看出他的影响宋理宗封他为郿伯,从祀孔庙.元代赵复立周敦颐祠,以张载与程、朱配食.<宋史道学传>为他立传,颂扬他的德业.他的著作在明、清二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并于清初编入御纂<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中,可见张载在理学发展上的贡献与地位.     

则天及人：张载社会治理思想探析

作为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张载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理论品格。张载以《易》为宗,以《中庸》等儒家学说为体,批判地借鉴了佛、老两家的思维方法,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天人关系概念系统,继而“则天及人”——以天道为则,推及人道,对儒家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有效诠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在其理论构造中,儒家的社会治理方案本于天道,又经由圣人体而成制,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使得其“则天及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具有较强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