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成义人,先做善人——康德对道德与宗教关系的处理

本文首先对"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一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康德把宗教看作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理性的内容和经验性的内容;前者是宗教的道德内核,后者是用于承载或表现这个道德内核的宗教性外衣。康德强调真宗教必须是此二者的结合;对于人来说,道德与宗教都不可或缺:离开道德的内核,只把宗教的外衣当作宗教的全部内容,会走向宗教妄想;而离开宗教的表现、以为道德能够提供实践理性的终极目的的全部条件,这是道德狂热。康德对这两种思想倾向及实践都进行了批判。基于对康德宗教思想的这种认识,本文重新审视了把康德看作取消宗教的独立地位、将其化约为道德的看法,认为此种看法不符合康德对于道德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因而是错误的认识。     

论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阐明——兼谈罗尔斯解读康德道德哲学之理论得失

罗尔斯曾指出,人们对康德道德哲学中普遍性的强调是错误的,康德观点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更具经验性规定的合理性观念。但在康德这里,只要我们能够寻找并确立存在着不来自于经验、纯粹先天的道德法则,那么这些道德法则在经验应用中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必然之事。因此,康德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特征实际上是由其纯粹性所必然蕴含的。通过有理性存在者的设定,康德最终阐明的确存在纯粹先天性的道德法则;康德道德哲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致力构建起此种纯粹的道德哲学,这也是其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根本保证。但罗尔斯基于其正义理论的论证需要,过于强调了康德道德法则的经验应用而有意弱化了道德法则的普遍性规定,如此对康德经验性误读无疑使得康德道德哲学的先验性大打折扣。     

康德“人性中的根本恶”与荀子“人性恶”之比较

康德认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既有“善的秉赋”也有“恶的倾向”,恶源自于质料及经验性杂多对理性的干扰,改恶迁善应当进行“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将基于理性的道德法则置于基于质料的自爱或幸福法则之上,并以道德(宗教)信仰保证德福一致及道德律的践行.与康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善恶不同,荀子认为“生而好利”的基于欲望的自然天性决定了人性本恶,后天“化性起伪”的方式着重于以圣人、师长为主导的礼义教化.康德偏重先验分析的自由意志与苟子着重经验教化的方式都有助于人的道德自律的形成.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康德与约纳斯论不朽

康德和约纳斯是两位从道德维度界定不朽观念的哲学家。康德批判了理性心 理学对灵魂不朽的证明,进而将不朽视作实践理性寻求至善(德福一致)的公设。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设定无限的修善进程,以便在每个瞬间永不停息地提升道德,最终实现意志与道 德律的“完全适合”。而约纳斯在总结了诸种经验性与非经验性不朽观的弊端后认为我们 只有以人的有死性为基础,才能在道德决断的瞬间发现自己与永恒的联结。因此,不朽并非 相关于持续性的永存,而在于通过每个瞬间的道德行动去帮助上帝确立世界的善。尽管康德 和约纳斯的不朽观内嵌于不同的道德神学体系中,但都揭示了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的统一 。     

费希特的社会概念——社会经验的先验构成

费希特在勾画他的知识学时,特别是在考虑法学和道德学时,碰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法概念和道德概念的实在性缺乏推演,所有的说明都把我们已具有这种概念假定为事实。”不仅如此,康德的经验概念甚至根本不允许有个人的经验。康德认为,我是通过道德规律与其他理性存在物发生关联的。“但理性存在物的界限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道德律自明性的根源：早期市民阶层的理性激情 ——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律令自明性的批判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由于意识到先验自由的实在性不能从一个思辨理性设想的理知世界获取,康德于是先肯定道德律令的存在,再以此出发去设定自由。康德直接肯定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认为我们的理性可以直接意识到这一点,具有自明性。阿多诺指出,康德这种严格的道德命令,这种简单的绝对应当,绝不是自明的,康德的绝对的应当其实是一种压制,是对复杂的现实条件的归约。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是为他设想伦理寻求的第三条道路做铺垫。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论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证明的演变

康德确信道德律是理性自我立法的结果,且对一切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都有效。可如何证明之一直困扰着康德,并为之付出诸多了的努力。康德对道德律有效性的证明先后经历了先天演绎、事实确证、实践归谬和理性启示这四种方式,最终把上帝存在与道德律的有效性联系起来,试图以前者来证明后者。这表明:康德对道德律的确信隐藏着神学的前提。     

康德先验主体的功能主义解释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我们并不能够直接认识到心灵的内在结构,但我们可以根据心灵和经验间的关系来说明心灵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一些学者进而认为,康德的这种心灵理论能够在当代功能主义的框架中被解释.然而,这种解释路径却面对着一个显著的困难:康德关于认知主体的先验理论何以能够被经验性地处理?对于该问题的解决需要构建一种...     

康德道德归责论探赜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从神性到理性——康德对基督教"道德金律"的批判

康德为道德寻求客观依据而确立的道德律令,继承了基督教传统道德金律的律法、普世、上帝等观念。但是康德并非简单地蹈袭了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要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律找到一个新的更为可靠的基础,这就是人的理性。因而,他从理性角度赋予了这种基督教传统文化思想以新的时代意义。这种新的解释具有现代科学理性及人文性特征,从而对后世学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探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康德意志理论疏解

一般认为,康德的义务论主张道德行为的动机或者根据是纯粹理性以及对法则的意识,而非感性情感或者欲望,这一点决定着行为的道德属性.对此,情感主义者提出了大量批评,站在休谟主义的立场上,他们认为道德动机的根据应该是在以同情为主的情感而非理性之中,而康德的"理性中心主义"将导致认知与行动上的诸多困难.情感主义者们并未真正理解康...     

自由与罪恶——康德、萨德与启蒙辩证法

萨德是启蒙道德让人讳莫如深的"同路人",而揭示其与启蒙道德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隐秘的亲缘关系,成为二十世纪激进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主题。这种尝试是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聚焦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性及其在行为内容上导致善和恶的同等可能性,提出在道德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反面同样存在罪恶的形而上学建构的可能性,而这正是萨德创作的方向,并且其资源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核心。通过将康德和萨德等量齐观这个惊人之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找到了批判西方道德理性和启蒙道德的绝佳切入点,这一主题的极端悖论性则是启蒙辩证法激进性的生发点。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作为科学的伦理学何以可能 ——康德的纯粹实践哲学及其使命

康德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道德科学。纯粹实践哲学的使命即是将这门科学建立在纯粹的理性基础之上,使之成为可能。道德法则是理性不受感性所决定的因果性,即自由的因果性,它和自然因果性一样都源自于人的理性自发性。义务行为指向目的,但后者不是行为的内在要素,因而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更不是道德科学的基础。完整的义务行为内在地包含着诸多经验性内容,但后者也不是纯粹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只是行为在认识论上的根据。     

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以他关于“道德法”和“伦理法”的区分以及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批判而著名.本文的作者Mlen W.伍德从黑格尔早期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切入,以《自然法论文》、《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为主要文本,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作者认为,黑格尔虽然批判了道德观点的空洞性、抽象性,但是赞同道德是伦理生活的一个方面和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而言,道德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它要在伦理生活中获得实现.黑格尔与康德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全对立,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伦理价值、理性自治,只是黑格尔试图在康德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使道德走出主观性的应该、把伦理价值与社会和历史现实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