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

清末之际,佛教衰败至极,几乎被时人视为民俗信仰和僧人谋生的工具。“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空前质疑,不仅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四起,而且佛教、道教多被贬斥为封建迷信,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愚民工具,保守势力与落后习俗的代表,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绊脚石,似乎百弊而无一利,革命者不仅大兴庙产兴学之议,而且有“人其人,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佛教声乐艺术探源

佛教音乐历来被看作是弘扬佛法、宣扬教义的重要工具,它既包括器乐形式也包括声乐形式,尽管佛教的“唱”与世俗的“唱”在功能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就其歌唱本质的方法和技巧来说,却是彼此相通而且相互影响的。在佛教历史上,曾涌     

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

法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卓绝地从事佛教的事业,不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同历史上的所有高僧一样,法师不仅是法门龙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他的讲经说法,他的慈善救济,他的修行实践,既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的确证,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的确证。在中国佛教的高僧序列中,真禅法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为之奋斗的佛教事业,也是我们在座各位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也许会更为真切。通过他而思考我们时代的佛教,进而发展我们时代的佛教,就是对法师最好的纪念。作者提出我们从真禅法师可以联想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佛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常常或者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被人为地加以扭曲,佛教有时被看成只是一种有借鉴或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而作为遗产或资源的最大价值也只是创造经济效益。在“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应该摆正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必须解决如下的观念问题: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者为现实中的佛教,提出一种称作“宗教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设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佛教,在现代性的刺激下,开始获得现代性的形式。“人间佛教”便是现代中国佛教最为积极、最具有现代性的成果之一。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佛教的和谐发展,作者提出几点看法:首先,要加强佛教的理论建设。不仅要对佛教教理的哲学阐释或新的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尺度上提出佛教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其次,要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僧伽制度,还包括与佛教有关的社会团体制度的建设,以及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三,要加强佛教教育。佛学院应不仅限于招收入僧人,也应对居士开放。第四,要加强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佛教界不仅应与佛教学术界的加强交流,佛教更应积极地走入社会,化导众生。佛教对社会问题发表观点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精神,而是突出佛教的现代性,增进广大佛教信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创造历史的热情。     

补特伽罗(Pudgala)与阿特曼(Atman)的译名问题——兼谈轮回说与无我说

姚治华《补特伽罗与阿特曼的译名问题》一文,认为“我”是在不同层次上被使用的:在轮回层次上,指执着的“人我”;在解脱的层次上,指主宰的、自在的“本我”。“无我说”是为破除外道的“我者”而立;“常乐我净”之“我”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之“我”,则是“无化”、“非化”的“本我”、“妙我”。文章以小见大,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不仅对探讨佛教“无我说”,而且对理解整个佛教思想体系的意蕴也不无启发。     

鸠摩罗什译场与“长安文化”

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在中国的译传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的传播首先是一种异地文化的接触，适合的文化土壤便成为首要的条件。鸠摩罗什译场的成功，与“长安文化”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也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那么，什么是“长安文化”?“长安文化”与佛教的传人以及鸠摩罗什译场的成立有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在这里设定了一个“长安文化”概念的模型，     

浅谈双语文教育——以侗汉双语文教育为例

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日常工具，而且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工具。正确看待和处理民族语和汉语问的“双语”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赵朴老与上海的不解之缘

赵朴初居士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佛教领袖,得到海内外佛教四众弟子的广泛尊敬。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最成功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赵朴老不仅在社会各界广交朋友,而且无论在建国前后,都与中国共产党及一切进步党派和民主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这是赵朴老深厚的国学、佛学、书法、诗词等各方面文化修养和造诣所致,也是他身上所具备的非凡的、磁力般的人格魅力的感召。毛泽东主席曾赞誉赵朴老“懂辩证法”,周恩来总理曾誉赵朴老为“国宝”,即是明证。之所以要强调赵朴老的上述特征,旨在表明佛教界新一代领袖人物,不仅应该具备赵朴老那样的文化修养和人…     

从赕佛到现代佛教教育的跨越——对云南西双版纳佛教教育的思考

傣族社会的早期,原始宗教信仰占有统治地位,后来,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接受了佛教的教规、教义。从此,在很长时间里,傣族的民族教育依附于南传上座部佛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教育体制。一在传统的佛教教育体制中,佛寺不仅被傣族群众当作宗教活动场所,而且还被他们当作教育机构和学习文化的场所,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佛寺教育”。傣族群众普遍认为,人的一生富贵与否、聪慧与否都是命运的安排,要想改变命运,就必须虔诚的“赕”(dan,意为奉献)。为了让孩子多得幸福,就要把男童送入佛寺当和尚,接受教育,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这种佛教教育与傣族教…     

补课

今年第一期《佛教文化》发表“赵朴老与佛教文化”一文之后,我收到了天津许鸿文先生的来信对文中所说：“赵朴老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反复提到毛泽东、钱学森、范文澜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说法,他说‘一位革命领袖、一位大科学家、一位历史学家都肯定佛教是文化,不是迷信’。”表示不理解。原因是他从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上看到范先生对佛教不仅“视为迷信”,而且指为“蠢国殃民”。这样一个“大谈佛教是戏论的人,怎么会一变成为称赞佛教是文化不是迷信的卫士？”这显然是有了误会。朴老这段话说得次数较多,不少刊物也有发表或引…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意义、瓶颈及其战略思考北大核心

佛教是中国与东亚、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文化桥梁,也是与世界各国佛教徒友好交流的精神纽带。因此,中国佛教走出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它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软实力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12日至13日,北京大学佛学教育研究中心与深圳弘法寺联合主办的＂本焕长老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特别安排了＂‘中国佛教走出去’战略＂这一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当月19日至21日在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学诚法师代表中国佛教协会第八届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要求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并首次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佛教走出去”：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则在会上指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要鼓励有条件的佛教团体和名山大寺,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开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交流,增进不同信仰的沟通与互鉴,丰富和拓展文化交流内涵”。这表明,“中国佛教走出去”已成为政界、教界、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道家、佛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

《老子》、《庄子》等道家(教)文化典籍中“清净无为”的人生哲理及“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是古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佛教在中土的发展中一直伴随着对现实生活至善的追求并与传统伦理不断融合,使得中国佛教善恶观及劝善理论特别丰富。佛教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其社会功能也就趋向劝善化俗之道,即以通俗的教化劝导人们止恶从善,避恶趋善。     

佛教伦理及其中国化发展

印度佛教在其创立之初即有着人本化的意蕴,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人格则彰显了佛教的伦理特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伦理相冲突、调适、融合,则真正实现了佛教伦理的大发展。佛教伦理中国化或者是彰显佛教原有的伦理文化因素,或者是与中土伦理相融合,作为其结果,中国佛教伦理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它不仅在佛教徒中有重要规范作用,而且对中国伦理文化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大陆的佛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各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正因如此,佛教界搞好自身建设的任务也更为迫切,其中包括佛教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基督教文化的迅速传播,由于科学的昌明和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其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中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的思想,其它还出现了“佛教是文化”、“佛教是科学”、“佛教是哲学”、“佛教是教育”等等提法。此外,唐代以…     

誓续慧灯无尽际——突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论述及其贡献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佛学大家,还是一位佛教文化的积极弘扬者。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充分发挥其在中国佛教界的领导作用,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强调“佛教是文化”这一思想,致力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建设。“佛教是文化”的观点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     

《房山石经》即将隆重出版

房山石经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佛教大藏经,保存在座落于北京西南房山区石经山的云居寺。这部石经始刻于公元七世纪初叶的隋代,历经唐、辽、元、明各代,绵廷一千余年,镌刻不断,共有大小经版１４２７８块,刻佛经１１２２部、３５７２卷。像这样大规模地刻造佛经,历时如此之长久,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上都可称得上一件罕见的壮举,堪与闻名寰宇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因而房山石经被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誉为“北京的敦煌”。它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特别是研究佛教历史和典籍的重要资料,也是世界一宗宝贵的…     

近代中国佛教教育

近代中国,封建制度被推翻,整个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佛教在新的社会形态下,也相应发生着巨变。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佛教界人士,为了改变人们头脑中对佛教是“鬼的宗教”与“死人的宗教”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并提出“人生佛教”的理念。同时,佛教界为了培养人才,兴办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蔚然成风,使中国佛教开始走上复兴的道路。     

达摩僧团对“贵族佛教”的修正与启示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通过走“上层路线”，形成具有浓厚经院哲学色彩的“贵族佛教”，不仅有悖“普度众生”的宗旨，也严重阻碍其进一步发展。魏晋之后，菩提达摩及其弟子“教外别传”的方式走“平民佛教”道路，形成独具特色的禅宗，深刻影响了传统文化与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说，达摩僧团的平民化佛教为我国当代宗教健康发展带来诸多有益启示。     

“法轮大法”绝非佛法——简评李洪志对佛教的歪曲

李洪志的传法传功活动始终打着“佛法”的幌子,他的众多传法讲演中也充满“佛言佛语”。然而,他所讲的“佛法”完全是自己的杜撰,不仅与我国现存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核心理论丝毫没有共同点,而且直接与之对立和冲突。他通过对一些佛教名词术语的肆意曲解和无知臆断,通过对佛教的诋毁和对佛教界人士的中伤,妄图达到宣扬迷信,神化自己,笼络信徒,欺骗愚弄学员的目的。一、李洪志在贬低和攻击传统佛教的基础上编造他的“佛法”,以便网罗信徒。“佛法”原指佛的“教法”,用来概指佛教的教理或理论。李洪志标榜自己所传的“法轮大法”属于“佛家…     

《六祖坛经》与佛教中国化

正引言中国佛教史上有一部经典,它非佛所说,却被冠以"经"之圣名:它不仅开创了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禅宗的新格局,而且为中国文化缔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禅的精神。从此,儒家"止于至善"、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