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克服”的挑战——谢林哲学两个节点中的斯宾诺莎

在德国唯心论产生的最初阶段,斯宾诺莎同时作为谢林与黑格尔哲学的典范影响了他们的体系建构方式,尤其是谢林的“同一哲学”。但谢林在继承斯宾诺莎的同时,也延续了斯宾诺莎那里无限者自身与特定无限者,即实体与属性之间关系未得澄清的疑难。这一疑难促成谢林晚期哲学对神与自由概念的重新思索。伴随着谢林最后的思索,在他眼里曾经作为体系本原的“实体”概念,就被转化为描述终极偶然性的“不可预思之在”,而这意味着德国唯心论对于斯宾诺莎的接受和处理最终的失败。     

精神分析维度中的实体概念浅析

实体(substance)概念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到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实体即神和自然,直至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实体观,实体概念     

试论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批判

黑格尔和谢林都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和谢林的思想联系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起初还是一个谢林的追随者。黑格尔用自己的名字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为谢林辩护的,这篇作品题为《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在这篇著作中,黑格尔完全站在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批判了主观唯心主义。不过,黑格尔很快就超出了谢林哲学,创立了自己的唯心辩证法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同谢林哲学的彻底     

一个被误释的重要命题

由斯宾诺莎提出、黑格尔加以发展的“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命题,是近代哲学以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辩证法命题。然而,国内外一些学者在对命题的解释上,存在着对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本意的曲解,极有澄明的必要。一、某些学者对命题的解释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W·T·斯退士对命题的解释是:“肯定一个事物在一定界限之内就是否定它在这些界限之外,说一个东西是棕色的,就是说它不是粉红色的。肯定包含着否定。对一个事物作了这样的言说就否定了对它作别的言说。     

贺麟与费希特、谢林

贺麟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翻译家、黑格尔研究专家,也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渊源主要是康德、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及中国的陆王心学,这一点许多论著都已指出。但他与康德、黑格尔的中间环节费希特、谢林思想的关系,却鲜有人论及。实际上,他的思想,特别是他的自由观、生机观、直觉观与费希特、谢林的承继关系至为明显。他在四十年代前期发表的《费希特哲学简述》、《谢林哲学简述》,是当时介绍这两位德国哲学家     

论心性——道体学气论导言

本文按样态、属性、实体重释心性与道体的基本问题,探索道体学气论的不同方案以建立道体学的心性学说;借鉴斯宾诺莎的力量学说将道体解为“气”,但指出其体系给不出心与其他样态的本质区别。通过扬弃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提出回应心性问题的道体学气论第二方案。本文扭转了黑格尔对莱布尼茨的解释及德勒兹对黑格尔的批判。道体学气论扬弃了力量及其表现学说,将性解释为一阴一阳或生生,将道体解释为一阴一阳或生生所表现者,将万物解释为对性的表现,将心解释为对性的开显性表现、对天地万物之复。     

谢林的美学思想和德国浪漫派

谢林的“艺术哲学”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同时表现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阶段。谢林在其研究中立足于哲学-美学的民族传统,特别是立足于康德,席勒和费希特的学说。他吸收     

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一定的斯宾诺莎因素,这一因素决定并制约着由马克思向斯宾诺莎的回溯空间。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理论史的梳理将表明,与同样被归之于黑格尔哲学因素、但被马克思确定性地反叛并超越的费希特-鲍威尔因素以及费尔巴哈因素相比,斯宾诺莎及其施特劳斯离马克思哲学更近。承袭费希特主义的鲍威尔、赫斯、切什考夫斯基等的自我意识及其行动哲学,开出的是离弃启蒙精神的民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费尔巴哈缺乏社会政治批判意识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是启蒙精神的倒退,而施特劳斯所承继的斯宾诺莎的实体论及唯物主义则保留了唯物主义及其基本的启蒙立场,包括斯宾诺莎的生命政治意识,均为马克思一般性地继承。但一旦超出启蒙论域,斯宾诺莎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因素,就显得勉强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斯宾诺莎因素止步于唯物史观。     

论个人自由的概念

个人自由问题在哲学思想史上一直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的著作中,都把它作为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和叔本华、康德以及谢林、霍布斯和笛卡儿等人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首先把哲学思想史中的“个人自由”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阶     

从“悲剧诗”到“悲剧哲学”——谢林和黑格尔对悲剧的哲学建构北大核心

继亚里士多德将悲剧的本质视为悲剧人物的偶然过失之后，谢林首次将辩证法引入悲剧理论，他将悲剧的本质定义为“自由”和“必然”这一对最高哲学理念之间的冲突关系，以此回应人物过失说所带来的偶然性挑战。悲剧也得以从关注艺术形式完满性的“悲剧诗”转向呈现哲学理念的“悲剧哲学”。黑格尔承接了谢林的这一讨论，将自身分裂、自我和解的辩证法思想与悲剧理论密切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伦理实体”,悲剧所呈现的不再是最高的哲学理念，而是有限环节的伦理实体力量，这种转换使得进一步的超越成为可能，悲剧的和解也不再是谢林那里双方所达成的平衡状态，而是一个朝向更高理念的动态扬弃过程。悲剧同辩证思想的结合使得悲剧理论从“悲剧诗”走向“悲剧哲学”,这种创造性的建构赋予悲剧以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唯物史观的前提

从方法论角度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具有极重大意义的著作。《精神现象学》是借助唯心主义的辩证方法论证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历史必然性的最全面的尝试。黑格尔的哲学渗透了对理性的无限威力的信念,渗透了一种无限认识的乐观主义。他对同时代的非理性主义和认识论的贵族派(浪漫派,谢林学派)的毁灭性的批判,以及他同历史过程的心理学解释的论战是必要的前提,没有这些前提,后来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与浪漫派认为历史是一个人类没落过程的观点相反,黑格尔主张历史具有向上发展的规律性;与形而上学的     

“以现代精神为妻的鳏夫” ——论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问题（下）

四、"启蒙"之后黑格尔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和解"之路众所周知,黑格尔是学神学出身,而作为图宾根神学院学生的黑格尔,却和他的青年伙伴(谢林等)都是当时自由主义运动的信徒。他们直接面对     

欧洲思想背景下的俄罗斯哲学：以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为例

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学说，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些哲学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S．索洛维约夫，19世纪的一位杰出思想家。毫无疑问，谢林哲学，特别是其晚期所谓的实定哲学学说，对索洛维约夫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其纲领性论文《抽象原理批判》中，     

校正斯宾诺莎——德国理念论和法国后结构理论中的斯宾诺莎

自20世纪初叶起,法国思想界就开始持续讨论斯宾诺莎,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了强劲的斯宾诺莎主义。尽管斯宾诺莎哲学在法国的兴起受惠于德国哲学,然而作为反黑格尔主义的典型,德勒兹则通过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以思想和存在的强度重新构造了认识论和主体论,并以此作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在法国思想界兴起的"斯宾诺莎主义"的思潮中,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阐释有其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摆脱了此时学院派借助以斯宾诺莎和笛卡尔为代表的早期现代哲学,重建法国知识论中理性主义的诉求;另一方面,通过批判黑格尔,他取消了主体在本体论上的超越性,从表现论的角度重新定义人作为力量的本质,从而摆脱了关于斯宾诺莎的理念论传统。德勒兹在呈现了斯宾诺莎对当代思想启示的同时,也预示着法国哲学的理论焦点正在发生的转移。     

对“一切规定都是否定”命题的一点理解

“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个命题,是十七世纪荷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在写给约翰·胡德的信中提出的,是他用来论证实体的无限性的著名命题。黑格尔非常重视这个命题,     

也谈谢林早期思想中的“Potenz”概念

Potenz概念是谢林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是在其早期、还是在中后期的思想中。谢林对于它的使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层内涵,一是“幂次”、一是“潜能”。这两种用法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各自具有不同的论述背景。而在谢林早期思想的论述背景中,谢林主要是在“幂次”这一内涵上来使用Potenz的。     

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中“斯宾诺莎迂回”的三重难题

把斯宾诺莎哲学作为参照系,越来越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范式。该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来三重难题。第一,斯宾诺莎对马克思思想的直接介入和间接介入何者更根本?普列汉诺夫和阿尔都塞都认为间接介入是更主要的,他们由此围绕马克思如何扬弃德国唯心辩证法的总问题来回溯斯宾诺莎的理论地位。第二重难题由此衍生：马克思究竟受益于决定论的斯宾诺莎还是身心平行论的斯宾诺莎,其哲学精髓究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还是认识方法?阿尔都塞以后新生代的左翼思想家们在现代性批判的名义下建构斯宾诺莎与马克思的直接关联,这带来了第三重难题：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是否只能在现代世界的范围内得到保障?总体而言,“斯宾诺莎迂回”既有助于走出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王国,也蕴藏着以形而上学自然观反注唯物辩证法、乃至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窠臼的诱惑。     

存在何以“不可预思”——谢林论理性的最终奠基

谢林的晚期哲学建立在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上，这一批判一方面确立了“不可预思之在”这一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也从更高维度重新唤起了在两者先前的体系筹划中被认为已经得到克服的“根据律”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整个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筹划实际上考察的是理性在无力进行自身普遍性中介奠基时，如何解决世界自身的合理性实存问题，而这一问题就反映在得到了更高理解的根据律问题中。尽管谢林以时间性-实践性结构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它仍然是笼罩在整个哲学上空的阴影。     

本质与幻相: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开端处的给予性问题

解读黑格尔《逻辑学》本质论存在两重困难:其哲学背景的隐晦及其结构安排的变化。克服它们需要了解黑格尔在此与谁做怎样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的关键都是给予性问题。通过斯宾诺莎,黑格尔找到了被给予者与给予活动的原初同一性,即本质活动,但他在此活动中引入了歧义性:一方面,本质活动要从被给予的幻相开始,另一面却要使之虚无化。黑格尔由此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给予性问题解决不彻底,并将自己的本质论理解为一场彻底的虚无主义运动。     

道德直觉的宗教性内涵——谢林与黑格尔在良知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

虽然“良知”长久以来都是现代道德哲学的一个显要部分,但是很少有人会再把它看作宗教性的概念。谢林和黑格尔在对良知问题的谈论中,却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它的宗教性内涵。良知即使被一般性地看作道德行为,其所申明的直接性和确定性也来自神圣的根源。不过,两人的分歧之处在于：黑格尔并没有把良知看作一种真正完善的精神样态,而是批评和揭露了它深层次的缺陷和问题;而谢林则把当时单纯情感主义的对良知的浅薄描述仅仅当作一种时代的病态,因而把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概念与他的启示哲学体系深度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