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配享作为一种道德信仰 ——简评王海明先生的德福观

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略谈孔子"论政"——兼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

本文考察了孔子“论政”和孟子“仁政”、荀子“礼治”以及儒家经典《大学》、《礼运》、《祭义》篇与《孝经》等所体现的政治与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并从理论上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评述了西方一些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政治与伦理相互关联的认识和论述。认为对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思想应给予历史主义的科学评价,肯定其所包含的民本、民主、贵民等积极因素,借鉴其德治与法治统一、个性完善与社会完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统一、理性主义与人文精神统一的安邦治国的慧识,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儒家哲学与公共生活

实现理想公共生活是儒家哲学的核心关切。儒家哲学强调道德形上学的理念认同,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形成对世界与人生的最大共识;宣扬公共性的礼治精神,为仁爱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能够促进人们明确各自职分从而在公共规则下对个体言行有所规约;提倡公共性优先的伦理原则,可以指导人们做出有利于公共社会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重视道德修养上推己及人的公共关怀,要求每个人不仅关注个体心性,也关心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疾苦;推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为人类勾画了崇公奉公、命运与共的可能性生活图景。儒家哲学不仅在中国传统公共生活中至关重要,其当下的现实生命力亦需得到应有的关注。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大一统下的致用——论贾谊对荀子礼治思想的改良

面对社会环境从战国末的分裂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趋势，贾谊试图通过继承和改良荀子的礼治思想来为汉帝国提供一种有效且长久的统治方式。在致用观念的影响下，贾谊从礼制、君主与社会三个层面对荀子的礼治思想进行了改良：在礼制层面，贾谊扩大了礼治的等级范围、弱化了礼的“自修”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礼治等级的外化表现；在君主层面，贾谊转而注重君主道德形象的塑造和对太子的教育；在社会层面，贾谊由反私斗扩大到净世俗，注重社会财富的积累。究其原因，当与秦朝“以法治吏”“以吏为师”的历史教训、士人自主性丧失而君主权力加强的大一统困境、汉室平民出身且游侠风气炽烈、社会积贫积弱以致革新求变迫切等因素有关。在贾谊的改良之下，荀子的礼治思想经历了一场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变。     

儒家经济伦理的演变与理想政治的架构

儒家学说的核心体现为一种伦理本位主义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以伦理化的政治为终极目标。因此,古代的经济观始终受到政治观的约束。先秦以来,儒家把“经世济民”的治道目标与“礼运大同”的政道理想结合在一起,将早期人本主义引申的“厚生”、“惠民”思想演化为“均富”、“公利”的追求,从而构成了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精神。这种缘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代经济伦理是与社会生产活动和财富分配机制相联系的。儒家一向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总是要在一定的约束体系下进行。这种约束体系包括了伦理规范和制度安排。     

仁政: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及其借鉴价值

仁政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富国裕民、为政以德、宽猛相济、礼治德教、尊贤使能等是仁政的思想内涵。这一宝贵的历史伦理资源 ,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CSSCI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

与孔孟不同,面对战国末期伦理秩序的深度危机,荀子重新阐释了"礼",并以礼为核心系统重构了儒家的伦理与教化理想。荀子高扬儒家之礼教乃缘起于他对"人"的重新认识,从"人生不能无群"和情欲的恶之趋向来强调礼教的必要与紧迫。荀子的"群"是个体经由礼之普遍化而向之归复的伦理共同体,"和"与"一"是"群"的旨向与价值特征。但荀子认为"群居和一"的价值合理性不源于天道,而源于人道的觉醒。荀子视"礼"为人道之极,从"道"的高度揭释"礼"的本质,从而使礼之教化与人伦秩序落成获得内在的价值皈依。最后,荀子以礼定分以别异,以乐治心以合同,礼乐之统使教与化、规范与德性、秩序与和谐相互融通而落实于人心。     

在幸福的途中：道德何为？道德何以为？

现代人伦理生活境况中一个重大改变在于德福之间固定的、一元决定论的关系不复存在了.于是,对于现实的幸福而言道德成为“不彻底”的规划方案:一方面,国家共同体中的幸福规划成为“被幸福”的现实;另一方面,个体化追求幸福的规划却成为“被幸福奴役”的现实.现代伦理生活中的幸福是一种“缺失感”、“不在场”的存在.这不是简单的有德无福、无德而有福的道德悖论现象的延续,而是现代德福观、德福践行模式的转变.如何克服道德规划的不彻底性,打破“在……途中”的幸福魔咒,成为重大的现代性课题.扭转道德哲学模式,一种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世方案,注定不是在终极的幸福家园中的生活,而只是在历史生活中的幸福,克服“物化”的幸福生活逻辑,改变不幸福的当下因素,过一种有伦理的幸福生活.     

儒家伦理美学如何可能

在现代性美学视域下,作为中华美学精神显性形态的儒家美学因其与伦理道德的密切关联,往往被当代美学研究者视作理论粗放的功利主义美学。事实上,儒家美学对道德善的注重并不妨碍其成为一种可行性的当代美学观。在文艺观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内在价值存在于作品中的;在美感论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自然价值存在于审美情感中的;在形而上学上,儒家伦理美学的"善"是作为本体价值存在于审美境界中的。因此,儒家伦理美学实质是一种审美与道德价值内在结合的伦理美学,其不但具有当代美学的合法性,而且是有着美好价值担当的生活之道。     

道德本性谋划的儒家进路——以樊浩先生“‘德’—‘得’相通”论为中心的讨论

樊浩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德"、"得"相通是中国伦理精神的价值原理。其要义在于:中国伦理同时具有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并由此形成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互为依托的特质;此种特质解决了"德""得"之间的张力,并指向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统一。以儒家经典为分析文本展开思考,"德者,得也"中存在着道德本性谋划的两种进路:主流儒家以道德为目的性之存在,事功学派以道德为工具性之存在,而"德""得"之张力则在大众文化中得以消弭。因之,樊先生虽然准确把握了中国伦理精神的特殊旨趣,却没有具体解答这两种儒家进路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线索与实际影响。儒家伦理形态能否成为当下的道德救穷之途,或可从其中得到启示。     

现代性语境下共同体的承认理论研究

现代性社会在“祛魅”的过程中逐渐兴起,人类走出了由神灵鬼魔支配的力量,重新确定了源于自我本身的理想和共同体背景下的道德秩序。如何平衡个体对正义的捍卫和真实自我体验的追求与共同体中社会身份和伦理目标的认同成为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社会下亟待解决的难题。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以泰勒为首的北美学者在此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但均未能形成承认理论中个体和共同体的有机结合。通过梳理承认理论的逻辑谱系后发现,存在一个全新的模型来论证承认理论的道德—伦理和本真—自主维度,它们在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对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产生影响,最终促使个体在共同体中达到自我实现和价值认同,从而向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靠近。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荀子乐论与儒家乐论传统

乐论是古代典籍中关于乐的论述,这种论述包含着关于文化艺术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伦理与艺术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以荀子乐论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乐论旨在通过主体的艺术化生存在工具与价值、感性与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乐之和张扬着乐之独特价值的同时与主体心性修养、政治和谐密切相关。儒家乐论传统在经历了汉代天人之学...     

“伦理正义”的解释力 ——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

"伦理正义"是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思想背景和可能视角。所谓"伦理正义",是肇始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一种正义理解。与"法权正义"基于个体权利追问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的理论争执不同,"伦理正义"以个体德行与公共善的一致为前提,主张个体自由与共同体自由的实践统一。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思辨把握,揭示了"法权正义"的个体与共同体分裂的二元结构及其困境,探索了以"伦理正义"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路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认了"法权正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耦合关系,阐释了从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复归的人类解放逻辑。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法权正义"的根本批判,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重构"伦理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政治主体的伦理向度与公共利益的达成

在构建"优良的生活"的政治实践中,无论个体还是政治共同体,都体现一种共同善的诉求.政治主体如何就"对人而言的善和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一个"共同的理解",自然成为考察政治主体伦理的一个有效向度.在现代民主政治情境下,无论是政治家和公共行政人员还是与此紧密相关的公民,需要把作为目的的公共利益当作自己的规范价值和行为标准,从而使政治获得一种高贵的伦理品质.     

儒家视阈内群己关系之考察 ——以“仁”为中心的展开

"仁"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对群己关系以及家国天下的理解,绝非对个人价值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是强调个人道德追求与共同体内在价值的交汇融合。儒家依"仁"而形成了个体通向共同体的交往方式和规范,这既源于己(个人)的追求,也体现了群(共同体)自身的价值指归。儒家仁学思想中对群己关系的理解,主要从"个人道德完成""共同体价值实现"以及"物和他者之宇宙生命体共存"三个维度展开并相互融摄。进行儒家群己观研究,有益于解决生态危机下的现实冲突和构建新的社会伦理与价值取向。     

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及其理论得失

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范,它成为调节和改善西方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特别强调自然满足与道德之善和谐相生、个体快乐与普遍幸福共同实现、个体权利与社会责任互依互存及道德评判标准多元融合(行为、效用、品格)。这是可供当今中国建构道德共同体参考的理论资源。因而,研究古典实用主义伦理思潮及其理论得失,对当下社会道德共同体的建构及公民道德意识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