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人类道德决策的可行性研究

20世纪中叶罗德里克?弗思提出的"理想观察者"的理论模型,为道德增强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可以启发我们设想出一种辅助人类做道德判断的人工智能形式——"人工智能道德顾问".它和"理想观察者"之间有着诸多相似性:二者在道德判断中都是无私的、冷静的和坚定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理想观察者"是绝对完美的理论模型,但人工智能道德顾问是相对的、致力于实用的具体工具,它将考虑使用者自身具体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并尊重个体的道德自由、直觉与情感,同时又可以帮助个体实现反思平衡.因此,人工智能道德顾问能够严肃地回应保守主义对人类道德增强的反对意见,并弥补高技术环境下人类道德能力的不足,帮助人们做出更为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有效地消除技术偏见,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道德领域的积极作用.     

艺术话语在现实与理论之复杂互动中的建构、演进、绞缠与意义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形成的现代型艺术，其核心概念为“艺术哲学即美学”。20世纪初产生了与之不同的艺术科学。到20世纪中期，又回到“美学即艺术哲学”。这两次“艺术哲学即美学”的核心内容不同，前者重在艺术门类体系，后者重在概念分析。在艺术科学的演进历史中，艺术史取得成功，产生了“艺术理论”一词的两种不同内涵，由此造就了“艺术”概念的复杂性。美学—艺术哲学—艺术科学进入中国后，一方面仍以“艺术”为总名，体现在哲学和学科体系当中，另一方面则以“文艺”为总名，体现在体制和学科两个方面。“艺术”和“文艺”的语汇悖论由此形成。进而形成了“中国艺术”(或曰“文艺”)两种总名、三套体系和三套话语的局面。艺术话语在世界与中国均呈现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内蕴着世界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若干问题的哲学思考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应用已触及众多方向,从医学影像、病理诊断、精神卫生,到康复医疗、居家健康支持等都有所进展,也引发了广泛的哲学及伦理思考。在医学哲学视角下,探讨人工智能机器道德主体地位争议、机器使用所产生的多重关系的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价值判断及信任考量、数据获得性及隐私保护现状。进一步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应用场景下,人工智能可能引起的不公平、歧视与风险责任,呼吁建立与技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协同治理机制。     

审美的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孔子之文艺本体论辨正

孔子思想以人格本体与天地境界为核心，从内容与审美两层面积极影响了后世文艺，这是长期受到曲解和忽视的。“不言，谁知其志”是从“人”存在发展的高度极端强调了“言”的必要性，引入文艺领域则是鼓励创作；“各言尔志”表明“志”作为文艺本体是内在、审美的，绝非“扼杀个体/个性”；“志”感于物、达于天，都从内容通向审美；“可以兴”与“为乐”的境界即文艺的审美本体，以此为基础的“文质彬彬”才进入本体范畴。惟其如此，孔学才成为华夏美学的主体，从根本上促进了文艺的发展。     

马克思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相遇及反思

在《资本论》及手稿、《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马克思认为机器是基于工具与使用者的、并能够通过组合和分工形成更大生产规模的整体化技术装置。而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其与传统的机器概念和理论产生了张力。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传统机器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超越；另一方面，它凭借人自身的机器化以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并未脱离“机器”的概念范畴。马克思的机器理论和“一般智力”理论不仅能够对当下的人工智能现象进行审视，同样能够从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展望。马克思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两相对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唯物史观与当下技术及社会的对照。     

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视角

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迅速,引起的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试图以人工智能产品的典型代表即智能机器人为例,从道德主体和道德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讨论人工智能伦理何以可能。从道德主体的角度来看,智能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因为它不可能拥有心智状态,而拥有心智状态是成为道德主体的必要条件。从道德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只有当智能机器人能主动地面向人类,或者某人与智能机器人发生过有意义的关联时,智能机器人才能获得道德接受者的地位。而且,这样的智能机器人必须具备对话能力,会使用某种语言。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论价值的层次

张岱年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著文认为,价值的第一层含义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除此之外,价值还包含对需要的层次和需要的主体进行评价的问题。从不同需要之间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来看,整体的需要高于个人的需要;从人所异于禽兽的特有的需要来看,精神的需要高于物质的需要。人类的价值应该就人类与其他物类的比较而言,自我的价值应该就自我与别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人类的关系而言。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真、善、美,其中真是认识的价值,善是道德的价值,美是艺术的价值。 关于个人的价值可分为两层意义,一是个人的社会价值,即能在一定方面满足社会的需要;     

论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何以可能

主体性是进行独立价值判断以及伦理探讨的前提,也决定着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探讨的阀域。没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仍属于技术工具范畴,其伦理的探讨仍囿于种际伦理视域;拥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生成自身的道德规范。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思考以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设定为基础,集中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理论前提、人工智能伦理的边界,以及建构人工智能伦理的可能性等问题。     

浅谈服装设计中的新造型主义

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衣着生活的历史,从兽皮草叶到现今多姿多彩的着装,服装发展也经历了时代变迁的洗礼。服装设计作为艺术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与其他艺术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本文从伟大画家蒙德里安所创立的以几何抽象图案为表现主体的新造型主义艺术的角度,来看其在历史长河中对服装设计师和服装设计的影响,及其发展演变。服装设计中的新造型主义一直以其独有的表现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反映了现代人在繁杂社会中追求简单纯粹的精神世界。     

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及其解决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其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无论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智能,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从解决人工智能安全问题的内部进路看,我们至少有伦理设计、限定其应用范围、自主程度和智能水平等方式;从外部进路看,应该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与国际合作、引导公众接纳人工智能,以及对人工智能进行安全评估与管理等途径。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才能使其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危害。     

版面设计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版式构成归属于三大构成之一——平面构成的领域。在美学领域它应该被划入“形式”的范畴。“形式问题在美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艺术形态的特殊性决定的。”(王朝闻《艺术概论》)既然形式问题有它的重要性,那今天我就对所谓“形式”范畴内的版面构成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势作一下分析。一、版面构成的历史渊源(雏形)关于版面构成的历史渊源,在极有限的理论著作中找不到准确的定位或者避而不谈。从艺术发展史来看,设计的概念产生较早,纯艺术与实用美术的分离已随着文艺复兴的进行缓慢形成。1770—1825年间的西方产业革命的完成…     

“和谐观”中西合论

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类的角度来看,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和谐的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中国哲学的和谐观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在（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     

孙犁论艺术的道德美

优秀老作家孙犁,历来十分注重文艺的美育作用,尤其注重作家自身道德美的修养和作品中道德美的创造,并认为这是文艺服务于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他曾经发表过许多卓越的见解。 孙犁认为,“凡艺术,都应该是美的。”但艺术的美首先应当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所以他在阐释文艺的美育作用时,总是这样清晰简捷地说:“艺术家创造出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     

新中国技术发展的“人民之路”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的重大发明,更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最高意义的革命性地位,并从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探讨中揭示了技术应用的意识形态倾向。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针对“技术异化”现象的批判过程中对技术主体这一维度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反面”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变革需要且应当具备的“赋能”价值,这亦与技术功能所指向的人类解放的目标追求相契合。新中国成立后在技术变革领域充分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其呈现出的科学技术大众化的“人民之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指向,这为探索社会主义技术发展路径作出了努力,也为今天的技术发展提供了镜鉴。     

哈贝马斯的社会真理观

哈贝马斯（JurgenHabetmas）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之一。他对于社会真理、尤其对于“道德真理”的观点，对于我们对真理的看法，可以提供一个不同的参照系。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曾有过一场深入持久而富有现实意义的讨论，为了把真理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引向深入，我想专门讨论一下哈贝马斯对于社会真理的个案——“道德真理”——的观点。“社会真理”这一概念所表明的是，人类社会领域是一个认知领域，因而认识主体可以获得真理性认识。然而，人类社会领域是一个交融着事实（或事态）与价值两类现…     

科技伦理中的原则主义

原则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生命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方法，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原则主义被不同行动主体在多层次、多领域广泛应用。然而，新兴技术引发道德难题的情境化、多元化、大众化等特征，使得原则主义在方法论意义上面临着诸如融贯性、伦理洗地、人类中心主义等多重困境。实际上，原则主义是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有效工具，能够发挥构建科研文化的认知作用，在实践上也有利于科技伦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伦理风险评估和敏捷治理，并能够为新兴技术的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价值基础。而当代原则主义的构建应遵循人与技术物相互融合、协同演化的基本理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技术美学与环境美

城市环境美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物化过程,它把人类所取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就凝结在人造的环境中,成为文明的外化。城市环境美的创造是技术美、艺术美和自然美的有机统一,而技术美在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中,更直接地关系到美的本质。 技术美学研究物质生产和文化生活中的美,它把美学的研究从以艺术为中心,转向了现实生活,探求“人——环境”之间更为普遍的审美关系。它不仅从艺术与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关系中寻求美的规律,而且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即物质产品的     

求解休谟问题的新尝试--《事实与价值》评介

休谟是哲学史上以提出问题而不朽的哲学家。他提出的“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 ,史称休谟问题 ,在中国哲学界也称为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休谟问题的确切含义是 :从以“是”为联系词的事实判断中 ,能否导出以“应该”为联系词的价值判断 ?休谟与其他一些受其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 ,从关于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观点出发 ,认为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 ,价值判断决不能从事实判断推导出来 ,从而形成了事实与价值关系问题上根深蒂固的“二分法”或“二歧鸿沟” ,后来这一观念普遍流行 ,影响深远。孙伟平的新著《事实与…     

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

人工智能在当代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将促进人的闲暇,协助人类更加条理化、无危险地去工作,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自我治理变得更加智能。不过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人类价值,促使人类去重新思考人类的基本属性与伦常关系。同时,智能化的技术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引起人们对于机器是否可控制的担忧。因此,关于人工智能,应该及早评定其发展利弊,确定其社会发展的价值原则,对新技术的发展行使人类应有的表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