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与承继:新西兰华工与广东家乡的传教互动

海外华人坚守"叶落归根"、"祖先崇拜"等传统观念,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并不多。遥远的新西兰淘金华工与基督教的经历,呈现了中国基督教史上特殊面相之最。淘金华工信仰基督教引发了新西兰基督教长老会的海外传教热情和拓展行动,确定华工的广东故乡作为新传教地区,逆性"回向"地开拓传教地区,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惟一一例。20世纪30年代新西兰华侨信教人数竟高达1/5强,堪称海内外华人信仰基督教比例之最。传教士与华侨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华侨得偿所愿最终留居新西兰提供了重要帮助。通过宗教,打破了新西兰华人社会的封闭和孤立状态,成为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途径。     

如何理解中国今日的基督教

<正>理解当代中国基督教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统计数据的缺乏或不确切。与传教时代以注重保存历史文献资料而著称的传教士和差会不同,关于当前中国基督教权威统计数据的缺乏以及对之解读的分歧之大,足以引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然而,正因为后传教时代的中美宗教互动,尤其是在宗教民调领域的合作,中美或中外之间的"方法论差距"和"信徒人数差距"正在明显缩小。据目前中外学界     

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传教历程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带来的积极社会影响与其形成的负面形象同步而行,在西南边疆的云南省亦是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已进入云南传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随着美国势力的深度介入,美国传教士在云南的活动更加活跃,成为推动云南基督教发展的主要力量。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滇传教活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传教伊始聚居在边境沿线,然后逐渐向内扩展,同时加强在省会昆明的活动。在1950年之前,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滇西、滇西北等地,最终与其他国家传教士"二分天下",这一格局至今仍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社会

本文研究了近代新疆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历史,分析了他们的西学传播活动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并对传教士与新疆社会民族矛盾进行了剖析。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传教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新疆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逆流而行——20世纪初中国处境中的五旬宗传教士

20世纪初,新兴基督教宗派五旬宗的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没有顺应基督教跨宗派合作的潮流。其中,香港五旬节会在其他主流宗派的排斥与批评下建立与成长,特别涉及"偷羊"问题。河北正定县的使徒信心会将五旬节信息吸收、表达,呈现出拯救上的排他性,即否定其他宗派的传教成果。在甘肃创办了福音园的传教士新普送,因为坚持说方言恩赐作为灵洗证据被迫离开基督教宣教会,与其他宗派形成竞争关系。从这三大基地出发,展现五旬宗传教士与新教主流宗派之间的互动,发现这种不合作出于双方的作用,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五旬宗在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内地会内地九省及西部边疆开教考略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西方传教士获得许可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传教,以向中华全境传遍"上帝的福音"为宗旨的基督(新)教差会中国内地会,率先进入清代十八省中尚"未有福音传入"的内地(西部)九省。西部九省开教,成为近代基督教中国内地及西部边疆传播的时间窗,有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条款为时代背景,也是内地会的传教宗旨、戴德生的传教策略的结果。西部九省开教,为内地会日后发展成为近代最大在华基督教差会叩开了成功之门,结束了基督教自入华以来仅局限于沿海地区的布道格局,随之而来的教会势力大量涌入内地,引发了民教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     

以教引实--从中西神性思想看晚明基督教入华

中西神性思想的相通之处使基督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为部分晚明学人所接受,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决定了基督教东传的种种曲折与反复,决定了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明学人之间的差异:前者旨在"学术传教"①,而后者则重在"以教引实".     

论清政府对基督教在公立学校传播的政策

自洋务运动起,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近代新式学校陆续成立。面对传教士的基督教宣传,晚清政府以儒学为圣教,明令禁止教员在公立学校教授基督教。禁令虽没有遏制住传教士在公立学校传教,但传教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多不信基督教。清政府对教育主权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基督教在公立学校的传播。     

探索我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之路

大力宣传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 神学，简单地说是关于神的学问。历世历代、不同地域的基督徒都结合社会、文化的变迁，对自己不变的信仰做出适时的思考和理论的阐述。神学思想建设是基督教的基础建设，没有它，信仰不能系统化讲解；教会也没有理论指导。 神学思考既是普遍的、必然的，为什么中国基督教现在要特别把它提出来予以推进？这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和现状分不开。 近代中国基督教１９世纪从西方传来，不仅在组织上、经济上受外国差会控制，传教工作也多由外国传教士担任。那些传教热情很高的传教士，在本国向外扩张的文化氛围的熏陶…     

美国传教士毕德辉在华卫生传教活动探析

美国传教士毕德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他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为进一步拓展传教的途径,在中国各地开展了公共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毕德辉以公共卫生为媒介,与知识精英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不仅引起了官绅对公共卫生的注意,也为传教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但是,毕德辉的卫生传教策略,也受到了外界的质疑,这使得毕德辉的传教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教事业,依仗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被视为“骑在炮弹上”传播福音。近代中国是基督教教会与民众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教士们推动的文教事业,以文化征服为主要目的,遭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强烈抵制。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批判。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徒走上了“爱教必定爱国”的康庄大道。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

本文论述近代教会团体及传教士在华的医疗活动与基督教慈善精神、传教活动以及社会改良的关系。认为治病救人效法了耶稣基督生前的济世善举，既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同时也是一项有利民生的慈善事业。教会举办医疗的主要目的本是以治病施药为手段，吸引中国百姓信仰基督教，但在客观上却缓解了乡村和边疆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推动了西方近代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促进了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     

近代福州基督教圣乐事工概况及影响——纪念基督福音传入福州160周年(1847-2007年)

自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首位基督教传教士来福州传教至今,基督教在福州宣教已有160年的历史。在这百多年风雨历程中,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揉和。本文描述了近代西方基督教传入福州后,基督教圣乐事工在福州教会的发展概况,分析了教会音乐对福州社会、音乐、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严锡禹:唐代的圣经译述

正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     

美部会早期在东南亚及当地华人中的传教活动

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初期,受禁教政策的限制,大量活动于中国的边陲地区。经过雅裨理的考察,美部会开教于东南亚,主要包括暹罗、新加坡、爪哇岛及婆罗洲等地。美部会通过印发宗教书籍和册子、开办诊所施药治病、聚集民众宣讲福音以及开办教会学校等方式,传教于东南亚以及当地的华人移民,以期间接对中国施加基督教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上述传教方式均遭遇了困境,传教活动未能达到预期。鸦片战争后,美部会逐渐将传教力量转移至中国本地,其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南亚地区是美部会乃至整个基督教团体早期对华传教的跳板和后方基地,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美部会针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传教策略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西方基督教早期对华出版事工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从1798年起,就着手把《圣经》译成中文,并雕刻出一整套中文活字。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大量办报、出版书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的禁毒努力(1939-1949)

川康地区是近代中国烟毒泛滥的重灾区,在该地区从事传教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致力于禁烟的宣传工作,还采取积极措施劝导边民及协助政府禁烟。传教士不仅帮助政府对边地烟毒屡禁不止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积极参与到禁烟的具体行动中,而且还帮助政府处理与禁戒烟毒有关的善后事宜。传教士的禁烟措施改变了边地民众吸食大烟的恶习,促进了边民的身体健康,有利于边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善了政府与边地的紧张关系,使边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密切了边民与基督教的关系,便于基督教会各种活动的开展。     

哈佛大学中国伊斯兰教资料拾遗(一)

美国传教士克劳德·毕敬士(ClaudeL.Pickens,Jr.1900-1985)和妻子伊丽莎白·兹威默·毕敬士(ElizabethZwemerPickens)曾是“中国内地传教会”的基督教传教士。毕敬士夫妇及伊丽莎白的父亲塞缪尔·兹威默博士(D r.SamuelZwemer),以及英国传教士伊萨克·梅益盛(IsaacMason)等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中特别关注中国的穆斯林,尤其是回族穆斯林的情况,这是因为他们立志要让回族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兴趣。梅益盛先生曾把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翻译成英文在上海出版。毕敬士先生的岳父兹威默是一位矢…     

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状况述评

文章对我国学界关于近代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研究进行了系统地评述。近20年来,学界主要围绕西方传教士入藏传教的动机、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的失败原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交流和冲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