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辄祷雨与水利秩序:清代甘肃龙神信仰社会功能的区域差异性

在以农立国的传统社会中,农业信仰和祭祀系统颇为发达,我国的龙神信仰便是一个典型。清代甘肃龙神信仰的空间分布较为广泛,在长期的礼俗互动中,龙神作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枢纽,不仅只是表达民间社会对风调雨顺生活的期盼。国家在借助龙神信仰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也为龙神信仰赋予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在靠天吃饭的河东雨养农业区,龙神主要承担着求雨的功能;而在依靠水利设施的河西灌溉农业区,龙神则是主要发挥维护水利秩序的功能。龙神信仰作为西北地域社会的文化现象,是受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内涵。     

镶嵌在社会机体中的大理观音信仰

地处西南边陲的大理观音信仰,在中印佛教文化之间彼此对接,并在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中间地带彰显其个性化存在,特别是通过深度融入大理地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与维系中充当神圣的角色。这种具有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作用的佛教信仰,与汉传佛教观音信仰、汉族民间观音信仰、藏传佛教观音信仰并驾齐驱,堪称中国观音信仰的第四大体系。如同嵌入社会机体中的文化密码,大理观音信仰不但成为大理地方的文化标识,也成为边疆与中央彼此链接的神圣纽带,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佛教中国化及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明清时期湖南沅水流域的黑神信仰——兼与贵州黑神信仰比较

明清时期西南苗疆走廊的黑神是源自中原文化的民间神灵,贵州和湖南沅水流域是黑神信仰流播的典型地区。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沅水流域的黑神信仰,认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兴建的黑神庙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沅水流域民间的黑神传说是对中原黑神历史的重新建构。通过沅水流域黑神庙及黑神传说的考察,揭示黑神信仰对沅水流域族群的整合及地方社会的影响。指出黑神信仰在沅水流域的传播是国家力量的推动,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所致。     

广府民间信仰中的女神信仰探略

学界对于民间信仰中女神信仰的研究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以女性神癨众多的闽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更为丰硕。而广府地区的女神信仰历来比较兴盛,且颇具地方特色,如女神大多与水、婚姻生育、刺绣之类的行业相关。然而,相关学术研究却远不及闽台地区之盛。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民间信仰研究关系到当代社会新型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     

变迁与认同: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湘西白帝天王信仰

白帝天王是清代以来湘西及周边地区民间普遍流行的一种信仰.其起源于古代巴人,经北宋以来作为地方权势的杨氏家族改造而获得称谓,又经元代土司权威强化而深入地方.明中后期,该信仰在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总体环境下,随着杨氏等家族的族群身份建构而与杨家将发生关系.具有上述特征的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初基本上完成了其演变过程.从区域社会史视角来看,该信仰流变是一定区域历史发展脉络下的独特表现,折射出宋、元、明以来湘西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论明清时期滇西北的关帝信仰

明清以来,滇西北关帝信仰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崇,关帝庙因此得以在地方官和汉族移民等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在滇西北地区兴建.而从更深刻的层面来看,关帝信仰经过西南边疆地域文化的再造和涵化,产生出关帝“助剿”和“关帝当玉皇”等宗教叙事和民间神话,标志着关帝信仰最终在滇西北地区扎根.滇西北关帝神话甚至回传中原内地,从而成功实现了文化的反哺.     

地方神明建构脉络之解读——以陈靖姑信仰为中心

陈靖姑信仰是闽、台、浙等地区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形象的形成与建构涵盖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通过对文献的解读,我们认识到陈靖姑信仰既是多面相的,又具有正统性的特征,这是其复杂建构过程的反映.在地方神明建构脉络中,国家与地方常常是共谋的关系,陈靖姑信仰固然是多样性的地方文化不断衍生的产物,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刻上了国家文化一统性的印记.     

传承与发展: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研究

湘西苗族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的核心之一,既蕴涵着远古的巫文化,也承袭了先秦的宗法制度,更与儒、道本土宗教相融合,具有巫、儒、道共生互补的特点。湘西苗族的祭祖仪式蕴含了民众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始认知方式,践行着因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区域运行规则,展演过程中实现了湘西苗族的国家认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湘西苗族祖先崇拜呈现出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互动过程。     

清代以来四川药王庙与药王信仰研究

药王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有影响的医药之神,四川的药王信仰具有地域文化特点。本文通过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川药王庙地理空间分布及四川民间药王会的考察,认为具有四川地域特色的药王信仰,反映出了民间对行业神药王崇拜的社会实况。四川民间的药王信仰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义。     

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

认为,农村脆弱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巨变、文化多元化是当代民间宗教复兴的社会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间宗教出现了主动融入主流社会、积极争取合法地位、加快民间信仰化进程等动向.论文分析了当代民间宗教的主要职能,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并剖析了民间宗教面临的外部和内部问题.认为从"大宗教观"看,应该把民间宗教纳入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从多元信仰的角度看,民间信仰是宗教文化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从传统文化的构成看,民间宗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民间宗教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其正面的社会功能的可能性.     

族群互动与文化涵化

"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与结果."[1]在民间信仰的变迁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影响着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变异,民间信仰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遗留物,而是在不断地整合和再生.畲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散杂居民族,在其历经千年的迁徙过程中,足迹遍布我国广袤的东南山区,浙江桐庐是畲族迁徙较晚近的据点.桐庐莪山畲族乡是杭州地区唯一的畲族乡.在畲族迁入后,畲族文化与当地的汉族文化接触,势必有一个文化涵化的过程,并且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生活领域延伸到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在这个地区,畲族与汉族通婚也是近几年才比较多的,畲家人和汉人一起信奉一个汉族神在时间上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可见,在这个地区,民间信仰在两个民族的文化涵化过程中首当其冲.     

从明初庐山佛教信仰嬗变看国家宗教政策取向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现实关联。明初扶持正统宗教与镇压白莲教等民间秘密宗教的政策使庐山传统佛教信仰中心——东林寺由修复走向没落。而帝王在庐山的神灵塑造活动使天池寺骤然兴起,地方信仰在此基础上得到重构。明中后期,庐山天池寺的国家祭祀活动逐渐泛化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天池寺成为新的地方佛教信仰中心。这一个案说明明初宗教依附于政治,神权从属于皇权的政教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家强化宗教控制的过程中,庐山佛教信仰中心的空间转换与信仰重构使地方信仰成功纳入新兴王朝规制之中,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宗教及地方社会的有力控制。     

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

本文根据福建地区的民间资料,探讨近世扶乩活动与风水信仰的人文化的关系。宋元以降,扶乩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文化的多元整合。民间的风水扶乩活动显示了以“敬天法祖”为基础的神灵崇拜与风水信仰的情景交融。特别是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人格追求更是透过内化的风水信仰与外在的扶乩仪式获得了有效的演示。     

新形势下福建莆田对民间信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北大核心

福建省莆田市民间信仰门类繁多、历史悠久,与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华侨社会渊源深远,又与佛教、道教及民俗活动交融,形成了多元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好民间信仰事务管理工作,在团结信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福建省莆田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早部署早落实,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社会治理新模式,注重落地见效,取得一系列成果, 具体做法如下.     

从文昌神到阿尼尤拉——一位道教神灵在雪域藏地的本土化考察

文昌神在安多藏区传播的过程中,以本土化的方式融合到藏文化中,形成了阿尼尤拉→藏区地方神→藏传佛教→黑文殊菩萨的结构体系,与文昌神→梓潼地方神→道教→文神相对应,并与藏传佛教、苯教、民间信仰进行了互动和调适,具有多元文化整合的特征。这是藏族接受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颇具借鉴意义。     

南宋时期四川的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130余则四川故事是研究南宋四川地域社会民间信仰的重要史料,从中可见四川民众丰富的信仰世界与信仰行为.官员、士人、手工业者、术士等在民间信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共同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扩大了神祗队伍,拓展了信仰的地域,协调了地方信仰与国家信仰互动,促进了部分神祗走出四川、走向全国.南宋四川民间信仰的盛行,与四川的军事、教育、宗教及民间巫风传统密切相关,四川独特的地域环境亦不可忽视.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研究

文昌神是道教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普遍信仰文昌神,形成了佛道整合、多元文化并行不悖的宗教文化体系,颇具特色。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及民间口述资料,对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进行了探讨。     

根植与传承:现代家庭中的民间信仰神圣空间——以福州市临水夫人信仰为例

神圣空间是一种承载文化的平台和反映社会过程的文本。对民间信仰家庭神圣空间的研究,能直观揭示民间信仰这一地方传统文化通过家庭神圣空间得以复兴与传承的过程。研究从微观层面出发,综合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方法对家庭神圣空间进行了剖析,结果显示:家庭神圣空间具有私密性、隐蔽性;空间自身及其中物品的神圣性与日常性可进行弹性转换,这使得神圣空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植-传承"是民间信仰生命力之所在,私密性和隐蔽性促使家庭神圣空间成为信仰的传承平台之一,而对日常生活的嵌入则展演了信仰深深根植于家庭和个人以保存传承资源的过程。同时,研究发现核心信众希望操纵家庭神圣空间而获得家庭内部话语权的提升,其本质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向非传统化。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互动关系——以上海为例

本文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上海的三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与民间信仰、黄道婆信仰与上海的海派精神两个专题的探索,论述了下列观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为我国民间信仰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因为前者的使命就是保护与传承对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而一部分的传统文化正寓含在民间信仰中。因此,我们研究保护与传承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忽略研究其民间信仰的源起与发展。     

安镇符咒的利用与风水信仰的辐射--以福建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主要利用福建民间搜集的资料,分析了各类安镇符咒与风水信仰的密切关系。这些安镇符咒融入了福建的一些区域性特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种民间信仰的有机整合。从文化心理学的立场分析,安镇符咒仪式之不断重复的过程,也是风水信念逐步走向“内敛化”的过程。而各类风水选择活动的盛行,亦可视为有关风水之“社会记忆”形式的“外在化”呈现。明清以来风水在福建民间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泛滥(辐射),正是风水信仰“内敛化”与“外在化” 的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