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报之所: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与社祭传统

清代山西泽州地区分布着大量三教合祀庙宇,这些庙宇大多为所在乡村的"社庙",是村社"春祈秋报"之所,与民间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村社民众建立三教合祀庙宇,对于儒释道三教信仰资源的利用集中体现在祭祀对象的组合,在信仰实践仪式和功能上则主要诉诸"春祈秋报"的社祭传统。本文主要围绕清代泽州三教合祀庙宇的区域分布、形制布局、社庙性质及相关的社祭传统展开考察和分析,寻绎其中蕴含的地方村社祭祀体系的深层结构与民众信仰生活的内在逻辑。     

大道传天下 教谊永长存 中国道教协会代表团赴印尼参访侧记

<正>这些庙宇大多有100多年历史,最早的有200多年历史,原先大多供奉道教神仙,后来由于历史原因,逐渐改为供奉儒释道三教神祇,目前都是中爪哇三教协会的会员,其中泽海庙和三宝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应印尼中爪哇三教协会和芝拉扎县南清宫的邀请,中国道教协会组团于4月19日至24日对印尼三教会、三教庙宇进行了友好参访。印尼是全世界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在2亿多人口中,穆斯林占90%左右。不过,印尼又是宗教相对宽容的国家。居民可以选择信仰6种宗教之一: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     

慈航普渡,劝善金箴——以“观音”为题材的劝善书研究

在佛教中,以"观音"为题材的劝善书数量不菲,且多以善文、感应录、宝卷、科仪等形式出现,其内容丰富多彩。"观音劝善书"以宗教信仰为支撑,发挥着良好的道德教化功能。它的兴起,是中国传统社会中观音信仰的普及与善书文化发展合流的必然产物。"观音劝善书"融入了大量的民间观念与大众信仰,并且深刻地体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的特征。     

奋进新时代·浙江省宗教中国化工作巡礼之三 和合圆融 爱国守真 宗教中国化在天台山的实践

正天台山自古以来就是佛道双栖的灵山圣境,佛教天台宗和道教南宗都创于此,素有"佛宗道源"之称,同时这里还有基督教,呈现出佛教道教长期并存、三教互融的文化格局。多年来,天台县高度重视宗教工作,始终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在政治建设、文化浸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强化引导,努力打造宗教中国化实践高地。     

大理白族本主段赤城的神话建构与社会记忆

段赤城本主信仰,源于大理地域社会的斩蟒英雄神话与历史记忆,有关段赤城"故事"的社会历史记忆,大量保存于文物碑铭、历代地方文献、民间传说和村落祭祀仪式之中。对段赤城信仰文化遗存、云南地方文献中段赤城叙事、段赤城信仰与庙宇分布的系统梳理与考察,厘清了段赤城在地方传统与国家祀典的互构中"由人而圣,由圣而神"的神化历程。植根于大理地域文化的段赤城信仰,为白族本主信仰的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是理解大理地域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新视角。     

关帝信仰的宗教社会学研究——社会合作视角下的敕封运动

从社会合作视角来看,关帝信仰于唐宋之后兴起与兴盛,有其必然性。一是民间社会出现了对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诉求,亦出现了对能同时表达个体福祉与地方社区、团体、国家多层面集体福祉之信仰象征的诉求。二是主流社会形成的儒、释、道"三教圆融"为关羽神祇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从而使他能够集合三教优势伦理,由一个社区神逐步发展为全国性全能神。关羽具备普遍性"横向合作伦理"的构建潜质,是关帝信仰能够发展成为大众宗教之典型形态的决定性因素。     

明清五台山境域修庙“善人”群体研究——以繁峙县为例

五台山境域很早以来村落庙宇众多。繁峙位于五台山佛教道场北麓，当地村落庙宇多为佛教寺庙。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民众也频繁地进行佛教寺庙的修缮。在明清修庙碑刻记载中，凡参与修庙的民众皆被称为“善人”。从“善人”群体的社会构成及其修庙“善举”可见，对于当地佛教信仰而言，“善人”的称呼是佛教话语对民众修庙行为的认可，更是民众接近佛教的通行证；对于当地村落生活而言，“善人”群体的实质为民众，“善人”是沟通佛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纽带。“善人”称呼的泛化及“善人”的修庙行为，体现了明清五台山境域民间信仰佛教化与佛教信仰生活化的特征，有助于深入分析村落佛教信仰的内在意涵。     

唐宋时期民众的佛教神灵信仰——以石刻、造像为中心

大致来说,就信仰群体而言,佛教的中国化既包括在王公贵族、中上层僧侣、知识分子等精英层面的中国化,也包括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上的中国化。相对于精英阶层的佛教中国化,民众的佛教信仰及其修行从一个更加宽广、细腻的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佛教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繁荣的唐宋时代,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以石刻和古代文献为资料,考察唐宋时代民众的神灵信仰,以此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对佛教中国化的认识。     

当代上海“老板佛教徒”的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的建构

"老板佛教徒"是上海佛教公益慈善的重要参与者,佛教公益慈善实践与公民意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老板佛教徒"组成的"信仰共同体"及其所参与的公益慈善活动,一方面是出于信仰的表达;另一方面体现出新时期佛教社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团结,是公民共同体意识得以培育的载体,为志愿者精神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藉此可以建构出一种"功德互惠、精神分享"的社会信任关系。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经验北大核心CSSCI

儒、释、道三教合流,于南北朝后期初露端倪,于唐宋大致定型,于元明清登峰造极。它们各自建构的"三教合流"观,首先是确立"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基础性含义,用政治儒学治理社会,用心灵佛教调适精神,用养生道家护养身体,殊途同归,共同达成善治的社会—文化目标;然后是标识自身高于或者优于其他两家的特殊性含义。基础性含义巩固并推进了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特殊性含义深化并提升了三教合流的理论—实践内涵。基础性含义求多元,特殊性含义求发展,是中国古代三教合流积淀下的珍贵历史经验,有助于导引当代宗教各美其美、良性互动、和谐共存,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     

“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尼道教

本文通过考察印尼与中国的交流历史,并结合近期的田野调查材料,介绍了道教在印尼社会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印尼华人的道教目前虽然多在"三教"名下活动,且常与民间信仰混融而不能被视为"纯粹",但由当地不少华人声称自己信奉道教,以及其许多庙宇供奉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玄坛元帅、张天师等道教神灵,可知他们的身份应该属于道教信徒。     

北京教会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基督教中国化就内而言是要构建一套符合信仰规范兼具中国特色的信仰经验的表达,就外而言它需要以服务社会的实践来平衡以"传教"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基督教中国化不但是对普世基督教多元化的丰富,而且也是多元化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具体呈现。就中国而言,各城市之间存在着人文、习俗、自然环境等差异,它们同样是对"基督教中国化"内合的丰富。本文以宗教学和现象学的方法考察首都教会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论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

新加坡开埠于1819年,但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很可能更早于开埠前的马来酋长管辖阶段,而且是肇始于安葬移民海上浮尸和树下死尸的移鬼形式,属于从坟地庙宇拓展出来的大伯公信仰。这项研究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新加坡道教信仰的起源属于移民迁徙半途不幸死亡而成的移鬼形式,比一般学者认为的移民携带香火或神像分身渡海南下的移神形式更早,其祭祀初衷也更自然和纯朴。     

从龙门石窟造像题记探析北魏女性佛教信仰特征

北魏时期,佛教从社会上层向中下层传播和发展。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这一时期佛教物象的典型代表,窟中由女性信仰者参与创作的造像题记承载了大量女性群体佛教信仰心理信息。通过题记内容的对比与分析发现,北魏时期女性佛教信众发展非常迅速,覆盖社会各阶层;造像对象、主题及祈福内容反映出各阶层女性信仰心理呈现趋同化特点;伴随多民族文化融合及儒释道三教合流,北魏女性佛教信仰显示出多元文化取向。     

明代景教的道教化——新发现一篇道教碑文的解读

明代中国内地景教衰亡,逐渐融入民间佛教、道教信仰。本文通过对发现于山西平遥县的碑刻《重修耶输神祠钟楼碑记》的考释,认为这一碑文对研究明代中期景教衰亡后的去向,将提供一件新的物证。特别是对碑文所记载"耶输神祠"和住持该祠道士来历的考证,说明此景教祠庙是过度佛化、道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从历史背景上看,立碑时间嘉靖四十一年(1562),这也正处于十六世纪中叶景教在中国内地彻底中国化之际,即景教与中国内地传统文化主体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融合为一体。     

退却、出新与融合:试探社会合作视域下的佛教中国化

基于社会合作伦理及其整体均衡的视角,本文重新审视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从"社会合作伦理"类型来说,佛教在人与自然合作、代际合作、纵向合作、横向合作方面均显示出退缩,但在个体自合作方面则有发展与出新,并成为其优势社会合作伦理。从"社会合作伦理的整体均衡"来说,中国社会是在佛、儒、道三教"菜单式"社会合作伦理格局基础上,融合三教各自优势社会合作伦理构建了"社会合作伦理的整体均衡",由此形成了"三教圆融"和"多元一体"宗教格局。     

法藏寺及其信仰建设──近代上海“人间佛教”实践管窥

一、导言 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是信仰理念展现和发挥的枢纽，是修行实践和社会教化的基地；是反映佛教面貌的一面镜子，是了解佛教精神的一个窗口，是佛教荣辱兴衰的一种象征。因此，寺院的社会价值不应仅仅在于其艺术形式的壮美，而主要在于其精神内涵的崇高，在于其价值取向的积极意义。所以，寺院不但是佛教活动的物质载体，而且更是佛教信仰的精神实体，其信仰建设才是根本。 寺院主要由出家僧众住持，因此，信仰建设首先应从出家僧众开始。更重要的，他们（她们）是在家信众的领路人，是他们的精神导师和人格楷模。对一般信仰者来说…     

张商英三教融合下的孝道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宋代,儒、释、道三教之间斗争、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不乏排佛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张商英与排佛尊韩(愈)的思潮开展论争,以捍卫中土佛教的正当合理性。张商英的思想中表现出对儒、佛、道兼收并蓄,并以佛为尊的特征。基于三教"犹鼎足之不可缺一"的基本认识,张商英的孝道思想继承了前人成果,提出系统的孝道观,认为佛教之孝尤具有优越性。但他的三教融合也突出了三教之间的差异性,其孝道观更多地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维护佛教伦理,因此具有会通性不足的历史缺陷。     

“水月观音”的图像学研究

“水月观音”在中国观音信仰中有着独特的文化与审美意蕴。探究“水月观音”图像的发展,能够以小见大窥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华传统的儒道文化与美学旨趣作为一种“前在视阈”,在文化交往中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观音信仰中国化是“汉化”与“化汉”的并存,体现着“相异而受”文化交往特征。“水月观音”图像是“三教合流”的文化载体,有着鲜明的民族性、融合性、创造性与审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