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尼乌预定论之争”对于加尔文主义信仰的意义

上帝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张力,并构成了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个广泛持久的探讨论题。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在其历史与逻辑推演中,围绕这一核心问题逐步凝结成所谓的"阿米尼乌主义之争"。本文分析了阿米尼乌主义在教会史与系统神学里的地位与处理方式,指出了这场争论起因与要旨就在于因不同圣经解读而导致的对于预定对象与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勾勒了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现代福音派信仰的影响,判定阿米尼乌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了"宗教改革"的一种后续发展,认为它作为加尔文系新教改革宗内部的重要神学分支,几乎一直伴随基督教新教这五个世纪的发展,并对丰富和深化基督教新教信仰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论罪与人性——重思巴特对奥古斯丁罪与人性观的批判问题

卡尔·巴特被视为"20世纪基督教教父"。这是因为巴特不仅在教会实践上以普世运动的方式促进新教和天主教的协和,而且在教义学上不断回归教父传统,发展出自己的"教会教义学"思想体系。然而,在罪的来源、人性本质以及意志自由的根本问题上,当前学界的一种新兴观点认为,巴特拒斥奥古斯丁主义的原罪说、人性观和"意志的捆绑"理论,认为奥古斯丁由于缺乏"天性及本质存有(Wesen)"与"存在存有(Sein/Dasein)"概念区分,其"天性的扭曲"的人性观、"善的缺乏"的罪恶观以及"无能力不犯罪"的意志决定论,误导了拉丁西方神学传统在罪与人性问题上的基本进路。本文将回归巴特和奥古斯丁关于这些问题的文本诠释,重新评估当前巴特研究的这种立场。本文认为,巴特的批评并非是对传统奥古斯丁神学立场的反叛,而是在回归教父传统基础上对奥古斯丁宗教人类学视阈下的罪与人性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奥卡姆对决定论难题之解决——其自由意志论之探源

古希腊流传下来的决定论难题,在奥古斯丁那里体现为上帝之预知和预见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兼容性问题。中世纪哲学家们试图从哲学上来阐述此兼容性,奥卡姆则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自由意志的内在偶然因果性为核心的解决方案。这建立在他关于自由意志的形而上立场之上,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理性行动者所拥有的以偶然的方式进行运作的能力。他关于自由意志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诠释传统、中世纪方济各哲学家们对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司各脱关于自由意志的针对相反事件的能力的学说。司各脱的意志之偶然性的学说在奥卡姆那里得到保留,但在逻辑分析上,他驳斥司各脱的"本性的瞬间"的概念。通过对这几条发展线索的分析,可以更充分地理解奥卡姆关于决定论难题的讨论。     

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

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原罪”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明确地提出了自由意志是罪恶的原因。本文探讨了奥古斯丁“原罪”理论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奥古斯丁在自由意志问题上的思想变化和内在矛盾,并简要地说明了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理论对于后世的影响。     

阿奎那自由意志论的理智转向及其效应

自由意志问题是一个鲜有的由中世纪神学哲学家们正式提出并加以深入探究的纯粹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备受争议的和影响深远的问题。中世纪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神学哲学家都探讨过自由意志问题,阿奎那则是其中最具转折性、综合性、开拓性和创新性的人物。在阿奎那之前,中世纪思想家们的自由意志论主要是在道德视域下、与道德善恶和道德归责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阿奎那在继承奥古斯丁主义自由意志论的基础上,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智选择和波埃修的理智自由意志论等观点,创立了一种完备的理智主义自由意志论,实现了中世纪自由意志论从道德主义向理智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在经院哲学晚期和近代引发了深远效应。     

论意志与法则——卢梭与康德在道德领域的突破

自奥古斯丁提出自由意志概念并将其确立为行为归责的最终根据后,便在西方哲学史上开启了意志与行为法则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在卢梭之前,外在关系说主导着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但是无论是把法则视作来自意志之上的神,还是视作来自意志之外的理性或情感,都会使得自由意志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而卢梭对"普遍意志"及其与法则的关系的发现,则使得意志成为了万法之源,从而与法则内在地关联在了一起。卢梭的这一开创性工作,为康德进一步完成道德领域的三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奥古斯丁超越情感思想研究

如何超越情感的干扰而寻求尘世心灵的健康安宁是希腊古典哲学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古典哲学向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传统转型中的教父巨擘,奥古斯丁有丰富的关于情感本质和心灵疗治理论的阐述,其中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构成了奥古斯丁理解情感问题的两个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在"不动情"(apatheia)和"怡情"(eupatheia)理论上,奥古斯丁展示出对古典哲学情感诠释的浓厚兴趣。然而,关于奥古斯丁是否真的承继希腊古典哲学调控情绪与超越情感的理论,学界一直有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奥古斯丁与传统斯多亚学派立场相符并很好地保留了"不动情"的超越情感的哲学理想;而另一种挑战性观点则认为,奥古斯丁已经完全脱离希腊古典哲学的框架。本文将梳理奥古斯丁情感理论资源并定位出奥古斯丁关于超越情感思想的真实立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透视出晚年奥古斯丁情感思想的内在逻辑并探讨其视阈转型中所展示的新的情感价值向度和精神目标。     

“根本恶”或“恶魔之恶” ——“偷吃禁果”神话寓意的双向解读

《圣经》中的偷吃禁果神话历来存在事实和寓意两个阐释角度以及误用自由意志和正用自由意志两类价值判断。奥古斯丁既推崇保罗的原罪遗传说,将其看作祸延后裔的始祖犯罪,也强调意志堕落说,将其视为多重邪恶意志及罪性生命的象征;康德将"出乎道德"的充分动机视为道德行为之尺度,并推导出有关意志堕落的三大根本恶。他进而推翻了偷吃禁果的事实性起源,释之为根本恶的逻辑起源。然而,这一寓意释经同时开辟了其反向诠释的空间。相较于始祖出于诱惑或自爱而从清白守法的自由意志中堕落,他们更像是出于道德义务而偷吃禁果,抗击了以自爱动机为行动依据的根本恶,实践了自由意志的第一次正用,并因此从动物变成人;齐泽克同样持自由意志正用的观点。他激活了康德试图回避的第四种根本恶,即只为恶而作恶、将作恶抬升到伦理原则高度的"恶魔之恶",视之为偷吃禁果神话之真谛。     

根特的亨利的光照论思想——13世纪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

根特的亨利是13世纪拉丁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之一。在当时横扫拉丁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潮流中,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亨利力图调和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柏拉图主义范型论和奥古斯丁主义光照论,形成了一种精巧复杂且极具创新的认识论体系。亨利的光照论经历了早期典型奥古斯丁主义范式、中期亚里士多德主义转向和晚期对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精巧的融合,提供了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融合的范例,改变了对于中世纪中晚期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非此即彼二分的历史叙事。亨利的光照论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典范,也是光照论思想的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说

奥利金的灵魂先在学说对理解自由意志问题有重要意义。在《上帝之城》第11和12卷,奥古斯丁重点批评了这一学说。在奥古斯丁看来,奥利金主张灵魂先在,进而主张灵魂的善恶与身体的好坏相配,这一说法既与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相悖,也与人在宇宙中应有的地位不符。奥古斯丁的批评尽管部分切中要害,但没有充分把握灵魂先在说的用意和复杂性。一方面,奥利金提出灵魂先在学说,主要是为了回应灵知派的挑战,以维护理性造物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灵魂先在说并非没有考虑到上帝创世的善好目的,恰恰相反,它极大地保证了上帝创世时的绝对平等,缓解了神义论的难题。不过,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灵魂先在说一旦推向上帝创世的初始阶段,就会引发与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类似的原始质料问题。     

自由的张力——从根本恶看康德对意志与任性的区分

本文尝试在与根本恶学说的关联中分析康德对意志与任性进行区分的意义。由于引入根本恶的概念,康德修正了以自律为核心的自由理论,纳入自由意志的另一面向——其作恶的可能性,凸显了自由意志内蕴的张力。然而,通过将任性与立法意志界说为意志官能的两个要素,使前者从属于后者,康德对其自由理论的修正并没有完全背离他早先自律的自由观。本文质疑康德将任性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看作一种无能或者自由的缺失的观点,认为这一可以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观点使得意志与任性的区分失去意义,不再能解释恶与过错的归责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由抉择论"评析

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不是第一位以"自由抉择"为题来讨论人的自由的经院哲学家,但是在基督教哲学史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最为全面和完整,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意义拓展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有效地调和了当时经院哲学内部的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之争,而且成功地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论中引申出自由的判断与自由的选择相结合的"理性意欲说",从而使人的自由"在内容上成为意志的行为,在形式上成为理智的行为".     

斐洛论自由意志和罪

自由意志和罪的关联是西方思想史所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关于这个主题学者们多只追溯到奥古斯丁的著名论述,然而这无法真正地揭示其演变脉络。该文分析了希腊化犹太教思想家斐洛对自由意志和罪的阐释,着重论述了自由意志作为神圣性的存在原理何以成为罪的自明性自欺的根源,进而指出了希伯来和希腊传统在这个理论上的各自贡献。     

“无意之罪” 何以归责?——哲学与精神分析论域下的“无意识意愿”及其伦理意蕴

从古希腊以来,行为的自愿性或有意性便被视为道德归责的依据,而经过基督教哲学对意志及其自由决断的探讨,人的道德主体性开始被明确奠基于自由意志之上。在此过程中,作为相关理论学说的试金石,并非出于自觉的意愿而导致的罪过即"无意之罪"的问题一再以不同形式被提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不能自制"问题的分析,还是奥古斯丁对于情感最初波动之罪的考察,实际上都对意愿或意志活动的无意识维度及其伦理意蕴进行了揭示。时至现代,作为精神分析创立者的弗洛伊德通过对"无意识"的系统探究,深化了对于意志问题及其复杂性的理解,并正面勾勒出了某种"无意识意愿"的雏形。在此基础上,拉康在驳斥对欲望的自然主义解读并赋予欲望以特定伦理内涵的同时,也通过重新界定欲望、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并构想一种自愿为他者揽责而实现的自由,从而实现了对西方传统的哲学心理学与伦理观的创造性重构。     

希波的奥古斯丁[下]

原罪与自由意志这是奥古斯丁最著名，也是最具影响的理论。所谓影响，并不仅指接受或继承，更多地指，在建构不同理论时，某一先行理论提供了前所未有、此后成为不可或阙的思维视野。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对本问题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讨论。此外，在以下诸书中亦有较完备的阐释：《论基督的恩典与原罪》（ＤｅＧｒａｔ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ｅｔｐｅｃｃａｔｏ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论恩典与自由意志致瓦伦提努》（ＤｅＧｒａｔｉａｅｔｌｉｂｅｒｏａｒｂｉｔｒｉｏａｄ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ｕｍ）、《论堕落与恩典》（Ｄｅｃｏｒｒｅｐｔ…     

明清奥古斯丁中文传记

本文梳理了明清两朝奥古斯丁传记的东渐史,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部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传记受圣人传(Hagiography)文体影响,一般将奥古斯丁作为圣人来纪念,作为教会圣师来阅读。新教的奥古斯丁接近于现代人物传记,但亦受撰译者传教立场的影响,侧重于其传教的目的和语境,在译介何种内容时选择性较强。     

霍耐特思想的前奏:纽曼之自由观

霍耐特真正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实现自由,自由才是其思想的关键词。霍耐特的自由理论主要认为,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对真正实现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保障自由的机制至关重要。霍耐特的前辈,法兰克福第一代思想家弗朗兹·纽曼主张自由概念应当包含三个向度,即法律自由、认知自由和意志自由不可分割。霍耐特的自由思想与纽曼的自由观在内容上都强调全面的自由观,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方式都注重社会分析,并且或明或暗地笃信黑格尔思想。另外,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实际上发展的是关于正义的康德式论证。由此,笼统地说,三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在学术形态呈现了黑格尔——康德——黑格尔的发展模式,纽曼的自由观因而可谓霍耐特思想的前奏。     

信仰就是赞同地思考——奥古斯丁论信仰

信仰就是赞同地思考———奥古斯丁论信仰●张荣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他首先指出,信仰是人类通往上帝之路的起点,也是人类理解的向导。在《论自由意志》一书中他说：“我们为何要作恶的问题曾使我苦恼,……上帝要帮助我们,并使我们了解我们所信的,我们也...     

从理性到信仰: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奥古斯丁信仰自由观的一种解读

在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基督教信仰文化交汇的大背景下,奥古斯丁扬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性自由观,提出了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信仰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展示了信仰、自由意志和理性三者之间富有张力的依存关系,实现了西方自由观的转向,对后来的西方哲学与文化发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自由观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中得到复兴,但由于从根本上并没有克服自由与决定论之间的困境,现实的人的自由、理性与信仰在黑格尔哲学中都被消解了。即便如此,在当代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那里,奥古斯丁确立的思维范式依然具有实质性影响。     

论张君劢对政治正当性论证的双重路径

张君劢以中国传统家国天下及注重人格尊严等思想为其思想"前见",在理论上选择性地吸收了洛克、卢梭、康德等思想家的人民主权、天赋人权及自由意志等思想,从批判专制政治开始对民主政治进行反向的证成;对人民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应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与授权和宪政自由——政治权力行使应该受到宪法的制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基于权利论与功利论的双重路径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