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经录与《出三藏记集》的差异——以支谦译经为例

佛经目录是研究佛教文献的重要依据，但是不同目录之间的记载并不相同。现存最早的完整经录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但隋唐经录的记载与之相比，却出现了经名、卷数乃至译者姓名等关键信息的不同。以三国时期著名译者支谦的作品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隋唐经录采用了部分目前已经失传的材料，且根据编辑团队自身设定的体例，更动了文献的著录信息。这就意味着，我们藉助经录研究佛教文献时，不仅要参照时代更早的经录，也要了解经录本身特定的体例，这样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     

支敏度经录研究

两晋时期支敏度所作《经论都录》成书约在西晋竺法护经录之后,东晋道安录之前,实是东晋第一部经录。在《长房录》的基础上参考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敦煌残卷《众经别录》和其他相关经录,对支敏度所著经录作初步复原,共计19部经75卷。该经录的主要贡献,在于记录了部分汉代译经的确切时间,以及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两经的具体版本。但该经录终因内容、体例和战乱等原因亡佚,最晚约在梁天监十七年(518)宝唱撰经录之后。     

从目录学的角度看佛教──谈谈《出三藏记集》的目录学特色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多元的,比如说在目录学方面,佛教的经录就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重要成果,对于这一点,本文从《出三藏记集》来讨论。《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南朝梁代僧人僧桔撰,学术界常简称为《姑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经录,在此之前有一部道安编撰的经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原书已佚,但《佑录》收录了此书。在目录学中,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图书分类和著录,本文就从这两点来谈《枯录》的目录学特色。一、《姑录》的佛经分类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对图书分类十分重视,《治录》也是如此,它是一部…     

《道安录》二十六部疑经略考

道安所作的经录,被后人称为《综理众经目录》(简称《道安录》),现在虽然已经失佚,但依据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对《道安录》的收录,可大体恢复其原     

题名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译者考辨

可靠的安世高译经语料是东汉佛经真伪考辨的重要参考标准，因此厘清安世高的具体译经数目尤为重要。收录于《大正藏》长阿含中的单本《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今题名为安世高所译，但此经在《出三藏记集》中实际著录为失译杂经。以佛教历代经录为线索进行考辨可知：此经在梁时为僧祐新集，当时名为《尸迦罗越六向拜经》,译人已佚，和竺法护译《大六向拜经》并存于世。隋代《法经录》指出其出自长阿含，之后费长房将其臆断为安世高所译(597)。到唐代智升编《开元录》(730)时沿用费长房所说，并且第一次将经名改做“尸迦罗越六方礼经”编入《入藏录》,刻本大藏经时期以此为准，后世沿同至今。再据语词和语篇分析，此经可能为晋时二次编辑所成的抄经(抄自竺法护《大六向拜经》),并非直译自原典。现存敦煌本《尸迦罗越六向拜经》除个别词外，几乎完全相同，应属于此经的唐代抄本。     

支僧载及其《外国事》综议

支僧载为晋世大月氏沙门,曾于法显之前西游佛国巡礼,其所撰《外国事》是中古屈指可数的佛教行记之一。支僧载《外国事》早佚,历代史志未见著录,佛教经录亦未提及,今存佚文数则,有清人陈运溶、今人岑仲勉两种辑本,以岑氏辑佚为佳。检读其佚文,可见《外国事》不仅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兼具,而且可与同时代以及之后的佛教行记和西域文献相互参证,呈现出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     

将心安心

达摩被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由他以降,相继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到六祖慧能,开出了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光辉璀璨的花果。根据《景德传灯录》的记载,达摩本是南天竺国(南印度)的王子,原名菩提多罗,后来机缘遇到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发现他的慧根,于是改他的法号为达摩(意谓“通大”,通达广大),他先在印度弘法,约有六十年时间,广度无量众生,然后在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公元五二七年)泛舟重洋,抵达中国弘法。 达摩初抵中国时,曾受梁武帝之邀到首都金陵(今南京)与武帝对话,虔信佛教的梁武帝问他:“我就位以来,兴建寺庙、缮印佛经、供养和尚,不可胜数,称不称得上功德无量?”达摩回以“并无功德”,     

五台山与唐代佛教音乐(续完)

(禅)(宗)禅宗的传法定宗之说始于唐,道宣作《续高僧传》时(贞观十九年)尚无此说。不独禅宗,佛教各宗派的严格划分,在中国都是隋以后的事情。但《续高僧传》中却有《习禅篇》六卷,其中说到:菩提达摩所传禅法教理,慧可、道育以后渐流天下。这个北魏时候曾在洛阳、嵩山等地弘法的南天竺僧菩提达摩,后来被人尊为东土禅宗初祖。五台山同达摩无直接关系,有关的是略晚于达摩的禅师僧稠(480-560)。僧稠是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修禅讲究观身、观受、     

译经僧——求那跋陀罗

1980年9月,以中村元博士为团长的日本东方思想学术交流访华团,来访中国佛教协会,由赵朴初会长接见于法源寺,进行了一次佛教友好的交流。本文作者野村隆昌博士是该团的副团长,现任立正大学教授。他根据《梁高僧传.译经篇》的《求那跋陀罗传》,参考《宋书》、《南史》等以及各种经录的佛教历史知识,详细地描述这一位印度译经僧波澜重叠的一生经历和译经成就,并穿插着刘宋王室政治斗争的历史故事,写成译经僧求那跋陀罗的传记,     

层层破除 直体真如——《圆觉经》关于佛教修行的论述及其影响

《圆觉经》学理性的修行体系影响深远,其论证方式及特点为禅宗所继承,是禅宗极富辩证色彩思想的一种理论源泉。《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简称《圆觉经》,唐佛陀多罗译。由于佛陀多罗生平事迹不详,佛教中人对此经的翻译记载多有怀疑,但大多认为其符合佛教义理。《圆觉经》记载了佛与文殊、普贤、普眼等诸菩萨论说如来圆觉的妙理与修行方式,符合华严宗宗旨,被视为华严宗经典。而自唐代圭峰宗密大力宣扬之后,在禅门中亦享有盛誉。     

东晋康法邃《譬喻径》佚文辑考四十一则

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中士僧侣从汉译佛经中集录出了许多部《譬喻经》.从现存佛教经录可知,其中抄撰年代较早、抄撰者可知的《譬喻经》,即东晋康法邃《譬喻经》十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曰:"《譬喻经》十卷,旧录云:《正譬喻经》十卷.右一部,凡十卷,晋成帝时,沙门康法邃抄集众经,撰此一部."[1]关于康法邃,目前仅知其为东晋成帝时人,撰有《譬喻经》一部,十卷,其它生平事迹不详.康法邃《譬喻经》不仅对研究中土僧侣抄撰《譬喻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现存几部名为《汉译譬喻经》的真伪问题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阿尔格尔”考:杨文会的弘法理念与国际视野

杨文会的两篇《支那佛教振兴策》反映了他后期的弘法理念,一则筹款兴学,二则全球传教。《振兴策二》以"美洲阿尔格尔"(Henry Olcott,1832-1907)为中心人物,但在汉语文献却鲜为人知。这位美国上校,1875年9月曾在纽约创立"神智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1880年5月抵达锡兰以后,成为最早的白人佛教徒,致力于亚洲佛教的复兴。学界大多注意杨文会与日本学者的交谊,本文则以"阿尔格尔"为由头,重点考察他与欧美人士以及达摩波罗(Dharmap仭la,1864-1933)的交往,说明清末民初的"新佛教"与杨文会的国际视野密切相关,是亚洲佛教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触了锡兰达摩波罗以后,杨文会的弘法实践,从早年专注"刻经",转而投身于"僧学",创建祇洹精舍,办佛学研究会,培养佛学人才。     

五代时期《俱舍论》流传情况考察

五代之际,政权割据,社会动荡。佛教义理不兴,但通过对相关僧传及典籍的考察,这一时期依然有研习《俱舍论》者。《宗镜录》、《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这样的重要典籍,对《俱舍论》也有征引及研究。因而,《俱舍论》在五代时期的流传并未中断。     

南朝僧官考

<正>东晋以后,中国佛教界出现政府任命僧人管理佛教宗教事务的制度。关于这项制度的草创和形成,早期僧史记载不清。隋代灵裕《僧尼制》、彦琮《僧官论》,今已不传。唐神清《北山录·住持行》概述唐前僧官,以北统南,源流未明。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设“立僧正（尼正附）”“僧统”“沙门都统”“僧主副员”等,纲举目张,有益后学,但丛抄僧史,     

菩提达摩碑文考释

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早期禅宗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寺志和碑刻等资料、对署名为梁武帝撰的达摩碑文的种类、产生时间以及历史价值等进行了详细的考释,认为达摩碑文不是梁武帝亲撰的,而是在728年至732年之间由禅宗的某位弟子假托梁武帝撰写的。达摩碑文反映了北宗禅法的思想特色,但碑文出现后,又为南宗所利用,对后来的灯录和禅宗史产生过影响,此外,碑文明确记载了达摩的卒年以及去世、埋葬的地点等,作为禅宗门人的记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神僧传》版本考订

正《神僧传》是明成祖朱棣等撰录的一部僧人传记,介绍了自东汉至元代中外二百零八位高僧的神通事迹。永乐十五年正月《神僧传》成。上尝闻释氏书,采往昔名僧功行之卓越者,辑为一编,名《神僧传》,至是亲制序。~([1])朱棣在"靖难之役"时曾得道衍和尚辅佐,得帝位后故对佛教给予大力的扶持,并有《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     

《宋僧录》出版

《宋僧录》于2001年12月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该书是首部汇辑宋代三百年间僧人传记资料的工具书。作者遍查现存有关宋僧事迹的典籍，如：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续藏经、宋元文集、史籍、方志、碑帖、子书等，共引用典籍凡一千一百多种。对所著录的僧人，皆撰写小传，考述其字号、姓氏、籍贯、师承关系、主要行迹、生卒年以及著述存佚等情况。每一僧人传记下均著录资料出处。凡有异说，则并存，以供研究者参考。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宋代文化及中国佛教研究方面的空白。本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著录宋僧计六千多人。附有引用书目，人名索引，别…     

《宝唱录》在佛经目录学上的价值CSSCISSCI

《宝唱录》为梁代敕修经录。该录首创以一卷多卷、有译人无译人的形式分类、首次以多种分类形式交错并用,使多重属性的经典尽收一处,编排清晰,便于查阅。首次以"数论"对毗昙学独立分类,为法经在《隋众经目录》中确立论藏的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首次以"义记"为名,使中国人注解佛经的著述成为一个类别,保留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首次以佛教典籍本身的内容来决定它的归属,与现代图书分类原则相吻合,直接影响了《大正藏》的分类。《宝唱录》为大藏经分类体系的最终建立作出了贡献,是《大藏经》形成时期重要的奠基之作。     

丛林应关怀老病僧人

日前见一僧,老病相加,步履艰难.因其僧是"清众",又没有徒弟,所以粥饭茶汤、提水洒扫,都得"事必躬亲",无人照料.见此情景,不胜怆然.因忆古德有《勉僧看病》偈,录以为见闻者诫.     

《宝唱录》在佛经目录学上的价值

《宝唱录》为梁代敕修经录。该录首创以一卷多卷、有译人无译人的形式分类、首次以多种分类形式交错并用,使多重属性的经典尽收一处,编排清晰,便于查阅。首次以"数论"对毗昙学独立分类,为法经在《隋众经目录》中确立论藏的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首次以"义记"为名,使中国人注解佛经的著述成为一个类别,保留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首次以佛教典籍本身的内容来决定它的归属,与现代图书分类原则相吻合,直接影响了《大正藏》的分类。《宝唱录》为大藏经分类体系的最终建立作出了贡献,是《大藏经》形成时期重要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