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气如神"与"以神行智"——论《东坡易传》中"神"的观念

与传统鬼神观和中古的道教养生术相联系,苏轼坚信“神”的持存性与超越性,认为决定人的生命形态能否为魂为神的标准就在于志气能否战胜精气,“神”能否成为生命的主宰。此种信念塑造了苏轼崇高的志气和品节。在此基础上,苏轼建构了心统神智和“以神行智”的认识论框架,提出以神的直观来驾驭智的认知,使心灵摆脱蒙蔽,澄明自在,无心独运,从而达到与物世界的有效沟通,获得“与天地相似”的生命智慧。东坡易学关于神的论述,对理解和解释苏轼的美学观念与艺术体验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价值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当代中国价值论的兴起,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密切联系着的,最初也只是在认识论框架内展开的。但价值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认识论框架的局限性就表现了出来,因而冲破认识论框架、确定价值论研究在哲学中的合理地位,就成了一种内在要求。与此同时,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进入中国,其中反科学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思潮,包括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高扬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批判,也对我国价值论研究冲破认识论框架形成了重要影响。确实,我们多年来所理解所讲授的认识论,基本上是沿着西方近代形成的知性认识和认知中…     

基督宗教解读下的《中庸》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问题,涵括形而上的本体论、知行相辅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是中国儒学的理论中心;在《圣经》和西方神学中,也是中心论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扒梳古今,比较东西,也算对中华文化圈内之基督教本色神学研究,为基督宗教与中国优秀文化相融相通适应作一点尝试。普遍启示或自然启示是指神借自然界,包括人的理智与良心,将真理传递给人。我们应该承认上帝在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华元典中的启示．和元典精神在我们民族心灵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何谓真理?

在早期基督宗教哲学中存在有两种对立的真理观。一种以奥古斯丁为代表,主张“真理即是存在”。另一种以波爱修为代表,主张“真理并非存在”。阿奎那既反对奥古斯丁的也反对波爱修的真理观,主张真理乃事物或存在与理智的符合或一致。阿奎那之所以反对奥古斯丁的真理观,乃是：勾了强调真理与事物或存在的差异性,更好地阐述他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他之所以反对波爱修的真理观,乃是为了强调真理与事物或存在的同一性,强调真理的存在论基础。     

手段抑或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思虑之对象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对他而言,欲望是设定目的的,思虑为实现欲望目的而寻求手段或工具。对于这个区分的解释,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持休谟主义的解读,认为理性是为欲望服务的;另一种持理智主义立场,认为理性思虑不会局限在寻求手段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理性思虑可以设定目的。本文在分析这两种解读各自的合理之处与存在的问题之后,进而考察一种被以上两种解释所忽略的情况,以此尝试提出一种可以兼容两种立场的解读。     

"原罪"释疑

在基督教教义中,"罪"和"原罪"的思想在中国历来是被误解较多的两个概念.中国文化的语境下,"罪"是与对法律的违反和道德上的"恶"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解与基督教对"罪"的理解有很大的距离.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原罪"的理解则更为困难.本文试图借助基督教思想史上对"罪"和"原罪"问题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对基督教语境下"罪"和"原罪"的含义进行辨析,以区分它们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对"罪"的理解之不同,从而尽可能地消除国人对基督教所讲的"罪",特别是"原罪"的普遍曲解.     

物联网技术的三个哲学向度

物联网技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在本体论层面,物联网技术蕴含的虚拟实在与现实关联范畴对技术哲学本体论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在认识论层面,物联网技术将认知功能赋予物,使人与物之间清晰的主客体关系界限被打破,呈现出主体间性。在价值论层面,物联网技术凸显了物本主义倾向,而实践智慧是克服物本主义倾向的积极途径。     

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由抉择论"评析

托马斯·阿奎那虽然不是第一位以"自由抉择"为题来讨论人的自由的经院哲学家,但是在基督教哲学史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最为全面和完整,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意义拓展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有效地调和了当时经院哲学内部的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之争,而且成功地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论中引申出自由的判断与自由的选择相结合的"理性意欲说",从而使人的自由"在内容上成为意志的行为,在形式上成为理智的行为".     

理智德性辨

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的理性部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科学的部分,一是计算的部分.灵魂的科学的部分是关于不变对象的,形成的是普遍的理论知识,亦即intellect.灵魂的计算部分是关于可变对象的,它主要是实践智慧,亦即intelligence.Intellect与intelligence有着种类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近现代认识论流行的教条却忽视两者的差别,正是在理智主义的传奇的影响下,人们使用intellectual virtue翻译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与灵魂的理性部分相对应的德性.理智主义的传奇反映在伦理学中,表现为伦理学忽视实践智慧,道德被简化为理论活动.     

情感认识论:一个反现代性的知识学方案

情感广泛参与了认知活动,传统认识论对情感的忽略是一种缺憾。然而,情感并不能单独成就一种认识能力,因为它作为一个主体概念,其本质是由后知觉或超知觉的记忆表象或想象表象诱发,并直接作用于主体自身的一种内在心灵体验和意向活动。情感对象通过情感呈现出来,只有主观的实在性,没有客观的实在性。情感判断只能对生存活动本身进行意义赋值,既无法增加任何新的知识,也无法提供任何普遍的知识原则,所以它属于生存论、价值论范畴,不能在认识论中起基础性作用。企图绕过理性,通过信仰的情感认知主义进路重建宗教信仰对于知识领域的话语权,是反现代性的知识学方案。通过情感认识论获得上帝的实在性只有主观的价值,没有普遍的客观性,因此只能成为信念(信仰),不能成就真正的知识。因而,情感认识论在信仰领域内的真理论证也不可能实现。     

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反思、批判与建构——对两个40年的哲学沉思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40年,对于生活于当下的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现实地建构、批判和反思着这个段落,现实地创造和修正着这个段落,前者表现为哲学思维,后者呈现为实践智慧。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构成了40年的两个维度,即知与行。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帷幕,继之而起的乃是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于是便开启了哲学思维与实践智慧的双重变奏。我们以"第二哲学"的视角反思这两个40年的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时,便可在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次做出尽可能令人信服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在认识论上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的实践现引入认识论,对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可知论、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进行了严肃的反思与批判,建立了真正科学的认识论。但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诺曼莱文尊出,马克思的认识论强调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是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恩格斯的认识论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他忽视了认识的社会性,强调实用主义,强调真理符舍论。     

希腊教父思想中的“肖像”

基督教人类学的建构始终受到两种因素的制约：即人是上帝的肖像和人的堕落。在基督教的西方,特别是自奥古斯丁以后,“堕落”压倒了“肖像”。肖像虽然没有丧失,却因原罪的突显而变得模糊不清了。从这点上说,称西方文化为罪感文化不无道理。但在东方基督教,原罪一直未...     

论真理

科学的局限性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迫切需要,都指向一个真理,这个真理除拥有理智以外,还有更多的东西。科学具有的令人信服的正确性只是真理的一小部分。这种正确性,以其普遍的有效性,仅仅把我们作为有理智的人,而不是作为真正的人完全联合在一起的。这种正确性使我们在已被理解的对象方面、在特殊事物方面,而不是在总体方面,联合     

人是什么

关于人的本体论界定在基督教世俗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对于"人是什么"有这样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人类理性的盲目崇拜,认为人仅仅凭借自身就能实现自我救赎;另一种是反理性主义的狂热,它的典型表现是尼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当代社会,不论是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都过于强调人的动物性一面,社会正在走向以物质利益为唯一追求的歧途。马里坦认为,只有走向重建上帝信仰的完整人道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只有具备神圣精神追求的位格才能达到对真理、自由和博爱的把握。     

洛斯基和他的《价值与存在》

尼古拉·洛斯基（Н·Лосский,１８７０—１９６５年）是俄国白银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洛斯基一生著作甚丰,其中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流亡异国之后在极为动荡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完成的。他的著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认识论、存在论和基督教价值论。在认识论上,他确立了自己的直觉主义体系;在本体论上,他提出了自己的“位格的观念实在论”的主张;在宗教价值论上,他继承了俄罗斯的神学传统,突出伦理性和绝对性。在洛斯基的哲学建构中,最高的存在是宗教之维,所以有人认为洛斯基是纯粹抽象上帝论的代表,称誉他为带有东正教神…     

信念、欲望与信欲:斯洛特与王阳明道德动机论之比较

休谟式的信念—欲望模型仍是道德动机理论的主流。在当代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宣称信念自身足以使人产生行动的动机,因此欲望不是必要的;而情感主义的反休谟主义者则宣称只有欲望或情感才能解释一个人的行动。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既同意休谟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和欲望都是为解释一个人的行动所必需的,同时又不同意休谟主义,认为信念和欲望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心灵状态,相反它们构成了一个称作"信欲"的单一心灵状态。迈克尔·斯洛特是第三种反休谟主义者的代表,其信欲概念对道德动机问题的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亦有其局限性;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及"知行合一"思想为克服斯洛特观点的局限性提供了启发。     

论道德的反实在论及其论证逻辑

道德实在论是具有本体论取向的非虚无主义的伦理认知主义形式,其否认了道德命题的真理价值,又被进一步划分为强、中、弱模式。与之对应的道德反实在论认为,道德命题的"真"与"假"是无法被认识和确证的。作为一种范式,道德怀疑论主要涉及认识论道德怀疑论、非认知主义和道德误差理论,旨在反道德客观主义,而道德反实在论从内涵上涉及投射主义、语义学的表达主义以及误差理论,特别体现在怪异性论证和相对性论证逻辑上。另外,从本质上来说,道德实在论同道德虚无主义存在一定的区别。     

托马斯·斯坎伦的理由观念

理由已经成为当今元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关于这一主题,斯坎伦持一种基础主义、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的观点。斯坎伦把理由定义为有利于某事的考虑,其本质是一种规范关系。他以理由基础主义反对还原论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和理由判断不能被还原为自然事实和对自然事实的判断;以理由认知主义反对表达主义,认为理由判断是关于规范真理的信念,具有确定的真值。其理由实在主义又不同于摩尔式的非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判断的主题是某种独立于主体但不外在于主体的"存在"。斯坎伦的理由观念要面对形而上学诘难、认识论诘难和实践论诘难。斯坎伦通过"理性行动者"这一概念回应实践论诘难,通过"域"和其中的"标准"来回应形而上学诘难和认识论诘难。在回应这些问题的同时,斯坎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形而上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