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还是“美德”——中国语境下“公民美德”概念的适用性考察

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西方公民美德传统被日益挖掘出来,作为分析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参照点。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将公民美德从语义学角度拆分为公民与美德两个维度加以理解,会巧合地发现西方的公民本位传统与中国的德性传统的分殊。在中西方不同历史镜像中触摸公民与美德的原初旨意,便成为在中国语境下考察公民美德概念适用性的逻辑前提。在现代化反拨境遇下,中国的美德传统日益让位于公民实践的吁求,但由于公民理念的内在价值缺乏在社会之中的深度嵌入,致使当前中国准公民、伪公民、拟公民大量存在。公民的美德化与美德的公民化则为公民美德力量在当代中国真正发挥效用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亚里士多德论政制维持

政制维持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的选择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更为细致,他详细描述了政制维持的困境:即政制衰败的各种可能原因,进而展现了政制维持的可能。在这个论述框架里,亚里士多德关于维持僭主制的说法却令人困惑,因为僭主制是最糟糕的政制形式。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亚里士多德以美德教育的方式让僭主制这种政制也朝向城邦的善,既是作为具体政制的善,也是朝向善本身的努力。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目前普遍受到关注,培育公民美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也可谓丰富,但作为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性议题,公民美德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究竟有何启发?本文对"公民美德"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只有在强调权利意识培养的同时,大力提倡重视社会共善的精神,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正义秩序下的社会和谐.     

卢梭论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与动力机制

公民美德问题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卢梭那里,健康形态的自尊之爱是公民美德的情感基础或人性论基础;而培养公民美德的具体动力机制与思路则是"作为荣誉的利益"或者说以荣誉对抗财富;卢梭关于公民美德的阐述,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而其内在困境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命运。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

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     

论公民美德问题之难——兼序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美德教育研究》

我们时代的问题确乎太多,但无论如何,公民美德都在最突出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之列。这既有直接可感的或经验层面的现实理由,又有间接的或超验层面的理论理由,还有较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文化理由。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公民美德问题已然较为严重,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重。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复杂久远,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难。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此当所谓“问题意识”或“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有之义。     

野外休闲的美德

A.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作为环境美德伦理的一个实例,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古典的对休闲的看法,最初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表明,为检查野外休闲提供了一个好的出发点。利奥波德认为野外休闲是重要的,而且与他的土地伦理有关系。利奥波德对野外休闲的看法,集中在对生态学教育和对美德习惯的感知作用上。当野外休闲习惯于古典克制力的美德时,就变成了生态学道德心所必需的主要美德。野外休闲正是培养那些有智力的,以及优雅的感知和审慎所必需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在好的公民身份与土地公民身份之间提供了诸种关系。     

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的演进及其中国意义

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以"公共善"创造出辉煌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国家日渐分离的市民社会将古希腊城邦公民精神拓展为包含以公共善为旨归的政治品格和以个体善为旨归的公共美德两个维度,阿伦特与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视域中整合这两个维度来构建当代公民精神。交往视域的开启为社会公民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新视角,个体善和公共善在日渐成熟的社会中趋向融合。     

休谟的商业共和主义思想探析

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的必要前提是积极的公民美德,而商业是腐化公民美德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公民自由变得不可能.因此,摆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共和政治是如何可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休谟的政治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辩护以及对“派系”与“联邦大共和国”思想等理念的阐发,使他成为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不可忽视的思想家.     

精神文明视阈中人的存在与公民美德

对何为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人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人的真实存在的实现是精神文明与道德建设的人性基础。人的真实存在的实现与公民美德涵养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美德育养与安居乐业;人格濡染与社会认同;自我实现与社会进步。在此基础上,人的真实存在的实现要求公民美德的理想样态为生存层次的敬业、诚信、节制,修养层次的仁爱、思义、感恩,信仰层次的奉献、博爱。     

爱国价值观的缘起、基础、内涵与伦理意义

自从人类进入产生国家形式的阶段,爱国就成为被普遍认同的道德价值观念。爱国价值观源自人们社会化的生活方式,是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集中表达。爱国价值观基于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基于对国家历史与文化的承载,基于国家的共同体生活。爱国价值观的内涵在于对于国家的忠诚,对政治体制、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对公民道德的持守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确立社会主义爱国价值观的伦理意义在于:爱国价值观是国家凝心聚力的重要纽带,是实现社会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培育公民美德的精神动力。     

制度成就公民美德:威尼斯共和政体运作的道德效应

威尼斯共和政体的制度运作具有一定的道德效应.首先,宪政法治这一共和政体的根本制度成就了共和公民爱法律、爱共和国、勇于奉献、投身于公共利益、审慎、节制、简朴等一系列基本美德;其次,混合制衡的基本组织制度成就了作为执政者的公民在君主气质、贵族气质和平民气质上所具有的特殊美德;最后,选举制度和任期制度则成就了公民在参政过程中防腐拒变的美德.     

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政治观

创建自由共和国是马基雅维里的终极理想.他的共和国所要遵循的政治原则是通过一系列共和主义核心语汇体现出来的,概而言之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实行法的统治,在社会层面上弘扬公民美德.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决定并维护着自由国家的性质.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论自然美德的界定、特征与意义

自然美德通常被看作是美德的不完全形式或待发展状态,因此所受到的关注往往有限。从美德品质的层次划分与自然美德的理解所存在的某种分歧出发,我们可探寻到对自然美德的一种更为恰当的界定;从与美德相比较的维度,我们可把握到自然美德所具的特征;而自然美德在自在、个体与社会的层面均具有相应的意义或价值。     

论我国第三部门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上世纪 90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问题日益为学术界所关注 ,它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目前 ,我国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 ,这对我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 ,需要大力培育我国的第三部门 ,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 ,并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论法律服从的多重辩护

在现代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公民服从法律是一项政治义务,而不是单纯的法律义务。公民不是简单地服从法律,而是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辨认和确认法律的正当性,在服从法律的过程中推进法治的健全与完善。因此,在现代国家推进法治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公民的政治义务,公民对法律的服从至少需要思考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公民的自愿性,如何提升公民的守法意识;其二是法律的正当性,即法律必须是正当的,符合正义的要求。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既是实体法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伦理的意义。法学意义上的权利是以道德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把保障公民的权利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与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意识相一致的。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道德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社会秩序得以建构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义务同时也是公民的权利,所行使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因此,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内在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