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19—20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逐渐深入开展,迄今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个富有生气与成果的领域。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方法论上的探讨和创新,进一步拓展这一研究的思维空间,使这一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域和更为深刻的内容。本文提出开展“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①的设想,就是试图从方法论上作一种探讨和创新,以便在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加以沟通,使前者更多地吸取后者的成果。一、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疏离与沟通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分属哲学与历…     

斯金纳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

昆廷·斯金纳与列奥·施特劳斯代表当今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大派别,因而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两者的基本立场、理论方法和文本解读进行粗浅比较,分析两者研究思路的差异.斯金纳认为思想史是对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关注语境,注重分析文本中语言和修辞的运用;施特劳斯则认为思想史是对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采用哲学的方法,关注经典文本,主张对文本进行字里行间的细读.     

巴迪欧的“形式”哲学

"形式"在巴迪欧那里是一个支柱性观念,也是其理论阐释的基本原则。巴迪欧对"形式"进行了创造性改变,建构宏阔。"形式"是理解巴迪欧的数学本体论的关键。同时,"形式"在哲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而含混的观念,这种含混性又与本体论难题紧密交织。本文通过阐释巴迪欧的"形式"哲学,试图对其数学本体论和哲学立场作出一种理解。     

黑格尔哲学史视域下的孔子评判的评判——以《哲学史讲演录》文本为基础北大核心CSSCI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评判东方哲学的重要文本,其中充斥着对于孔子的多重误解与误说。从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的误说的背景及其理路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内在成因或者说其内部症结所在,主要表现在:一是黑格尔顽固地站在"西方中心论"的哲学立场上排斥东方哲学;二是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认识的模糊性甚或浅薄导致其主观臆断;三是黑格尔对于孔子哲学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而导致其作出一些虚张声势的错误论断;四是黑格尔对于"思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将"思辨"作为衡量哲学的绝对化标准;五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论述方法上过度主观性而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当下应该揭示黑格尔在当时做哲学史讲演时的相关动机,修正其发表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以便还东方哲学及其历史以真相和应有的地位。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不断书写的中国思想史--韩国学者宋荣培著《中国社会思想史》读后

思想史是可以不断地追问、诠释和书写的;虽然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虚构历史,但在尽可能详实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思想演进的过程、阶段、结构、意旨、价值和意义等给予不同的判断和分析却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也是思想史研究所具有的永恒的魅力之所在.如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的研究,古代的不必提了,自从梁启超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解读以来,举凡胡适、冯友兰、钱穆、侯外庐、杨荣国、任继愈、冯契,以至近年葛兆光等所撰写的相关著述构成了这一领域通史性研究一个个重要阶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界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和几代学者探索的曲折与艰辛.近来读了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韩国汉城大学哲学系的宋荣培教授所著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感其视野、方法、解释之新颖和别具特色,由此想到,思想史确实是可以做到"常写常新"的.     

胡塞尔的唯心论与实在论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先验唯心论与经验实在论的关系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先验现象学的分析中,实在性是一个"构成性"概念。现象学反思揭示出,处在自然生活中的先验主体性设定了经验对象与世界的存在,并在纯粹的知觉意识中,获得了关于实在性存在的直接经验与证据。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主体性、知觉的具身化与交互主体性理论,辩护了经验世界的实在性论题。     

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国内既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

有关诠释学与哲学史研究方式之间的思想关联的深度探讨相对缺乏,与此相一致,尚不存在作为一种特殊诠释学的哲学诠释学,即有关哲学的经验或哲学史研究的经验的诠释学.从哲学史研究方式的视角反观"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可以看出,前者内在地包含着三种把握"文本"之意义的方式,即心理的重建、语境的重建和祛语境化...     

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都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但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历史上考察,"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     

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方式及其问题点——以主理、主气问题为中心

朝鲜时期儒学史的分类范畴中使用最多的术语是主理和主气，这是日本官方学者高桥亨最初提出的。尽管这种提法存在问题，但迄今为止韩国的众多学者在研究朝鲜时期思想史时却对此不加批判的使用，缺乏明确的概念定义。这样甚至会扭曲思想史的真相。一般意义上认为，主理派主张理的实在性，其代表学者为退溪；而主气派则否定理的实在性，认为理是气的条理，其代表学者为栗谷。但朝鲜性理学者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理比气更具有根源性，还是气比理更具有根源性”以及“肯定或否定理的实在性”之问题，而是“应如何看待理气并设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才是决定他们性理学体系的根本因素。笔者认为，从“离看、合看”以及“不离、不杂”的观点（或立场）上来设定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分类范畴会更容易接近问题的本质和实相。在同样的思路下，主理与主气也可以设定为分类范畴，比如说主理式的合看派、主气式的合看派等，这都是可能的。关于韩国儒学史的叙述方法，今后我们有必要从多种角度来进行综合探讨。     

东亚崛起的文化资本——狄百瑞新儒家思想史“内在研究进路”辨析

狄百瑞在对新儒家思想史的研究中,采取了"内在的研究进路",侧重于儒学原典的阐释和思想资源的重新整理,构建了以新儒学思想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图景,把美国汉学研究从早期注重思想与现实生活的互动,转向注重思想体系内部存在的概念的分析。他的这一研究方法被学界定义为"观念史派""翻译诠释性派""学谱编撰学派",这些定义方法批判并试图解构狄百瑞学派所建立的以新儒家思想史为主导的宋明思想史研究谱系。狄百瑞的研究较多地受到黄宗羲和钱穆的影响,他认为在宋明以来的新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先知、自由、民主、理性、社群的元素,他主张开展包括儒家思想与欧美传统等多文明之间的对话,解决世界性的发展困境。本文就狄百瑞对于新儒家思想史采取的"内在的研究进路"和学界对此所作的批判作一探索性的梳理和辨析,探求狄百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取向。     

《哲学通论》与黑格尔哲学

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是"一部专著性的教材",其专著性和教材性全都有赖于它在西方哲学史中有其根基;具体来说,《哲学通论》的哲学史底蕴主要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体现在:整本《哲学通论》在其最主要的几个问题节点上都借助于黑格尔哲学来建构自身的思路和结构,从而使这本专著性教材与黑格尔哲学形成了深刻的内在理论关联。《哲学通论》最具创意也最有特色的三个思路是: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思想"维度,作为哲学核心问题的"思想客观性"问题,以及作为哲学历史演进的"本体论中介化"进程。这三个思路都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基础,并在与黑格尔的深度对话中建构发展起来的。     

另一种普遍主义:范例的力量

本文描述了一种作者称为"3B"立场的普遍主义观点.这种立场能够既解释命题对环境的超越性,又不否认环境的多元性和对命题的建构性.作者没有采纳把形式和内容分开以便协调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作法,而是用"范例的力量"轴枢其间,得到一种以重新解释了的"共通感"概念为核心的实质性的普遍主义.它与其他普遍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承认后现代对基础主义的质疑;对现代哲学中无法落实的普遍主义原则,它的解决方案是诉诸人类对自我生命力的确证和提升的普遍的直觉,而不在乎他们是否拥有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历史.     

“性中无孝弟”——举例分析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点

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尤其是理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本文以其中有关"性中无孝弟"的评述来检讨牟宗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利弊得失。牟宗三以文本疏解的形式展开叙述,在叙述中熟练运用逻辑手段,具有自觉的论辩意识,注意发掘文本的蕴谓,这是牟氏值得后人学习的优点。牟氏的短处则在于"我执"太深,在其研究中处处可见其人的存在,他有自己关心的问题,他已经形成自己对于哲学史的大判断,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他常常就会看不到或根本无视哲学史文本自身的脉络,而未能进入古人思想的世界。     

“生命道教”哲学建构的三重张力

以"生命道教"为话语主题建构现代道教知识体系,理应以"生命道教"研究的哲学自觉为思想前提。"生命道教"的哲学建构是人文道教与时代哲学碰撞、汇通的结果,思想史意义上"生命道教"现代诠释的历史张力、元哲学视域下"生命道教"范式转换的理论张力和现实关怀下"生命道教"的实践张力,是"生命道教"哲学研究的三重张力。在此三重张力作用下,"生命道教"哲学观的建构,需以"通晓中西方哲学史"为前提,在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的统一中为之。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体上构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解决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学术传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化面临着三重解释张力问题: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解释张力,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性质,反映了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矛盾,规范性议题将在经典文本的耕犁与社会现实的探寻中成为研究的生长点;批判性与建构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态度,要求哲学研究发挥"社会病理学"的解剖作用,并立足现实问题建构一种迈向"利益和价值共同体"的世界观;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解释张力,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何切入现实的理论方法取向,要求对进入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条件"形成高度的认识自觉,建立理论体系与现实实践相互检验的中介环节,从而推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双向互动。重视和审思三重解释张力及其认知变化,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

胡适和冯友兰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 他们冲破了经学思维方式的限制, 以西方哲学的构架为参照系统, 运用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学术, 分别于 20世纪 1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 (以下简称《大纲》)和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 (以下简称《史》), 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现代化时代的到来。然而, 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又有很多的不同, 本文在吸收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从文化立场、研究方法、论述结构、学说述评等方面系统阐释胡适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特征。一、文化立场的个性特…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新论——兼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自这一观点提出至60年代初期,曾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尽管也得到少数人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但大多数人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和立场。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不断就冯友兰的这一主张进行重新讨论和认识,在基本肯认这一观点和思想史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的同时,又指出其所存在的局限;冯友兰本人对自己的观点也进行反思,一方面承认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另方面仍然坚持这一基本主张。这里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认识,以推进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并简要阐发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实践、文本与诠释--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几点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诠释学的关系问题就进入了我国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俞吾金率先于1991年提出了马克思哲学是实践诠释学的见解,并在后来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做了进一步阐发;其后,朱士群和潘德荣以及其他一些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一些设想.应当承认,这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其一,它彰显了马克思哲学内在蕴涵的诠释学维度;其二,就实践观点在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中的核心地位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但无庸讳言,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诠释学还远未完全建构起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基于这种认识,笔者不揣浅陋,就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若干问题略陈己见,与学界同仁共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