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     

教化与经世：九江学派的经学诠释——以简朝亮相关著述为中心

朱次琦的经学观建立在对汉宋学术的反思之上,其“四行五学”教学法以躬行实践为先,尤其强调经学的教化与经世意义。简朝亮则接续其师,认为过往的清代经学研究忽略了朱子经学的既有成绩,提出对马郑之学亦应予以批判性吸纳,进以完成融粹汉宋的注疏实践。康有为、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九江学人在打通汉宋今古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借助哲学、政学、国学、美术学等新学科范式呈现经学精粹,为后经学时代的经学诠释提供了参照。     

廖平的《左传》研究

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晚清学术在今古文学的激烈冲突中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左传》研究一直是核心的内容。晚清《左传》研究主要呈现出刘逢禄、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与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两大学派争论的态势。廖平的《左传》研究,与两派的学术路径既有联系,有呈现出不同的学术特色,在晚清学术研究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从经学视角看康有为的人性理论

康有为从汉代《春秋》学尤其是董仲舒之学中汲取了思想资源,建立起一套关于人性的气学论说。与此同时,他又援入西洋新知来丰富这一理论。然而,康有为对"人性"概念的理解,对"仁"的内涵的阐释,都与传统儒学发生了极大差异。重新认识康有为的人性理论,既有助于分辨康氏思想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为理解他的"三世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论张洽“得程遗意”而非“补朱未备”——从《春秋集注》学术宗属看宋明经学分野

张洽作为朱熹的重要弟子,于《春秋》学颇有建树。学界一般视其《春秋集注》为"补朱未备"之书。然亦有学者认为张洽《春秋》学当归入程颐门下。事实上,在宋代《春秋》学程、朱两大流派中,张洽《春秋集注》在具体经说、诠释理路对朱学少有承袭,反而"得程遗意",实为宗程之作。其继承的"程学"是宋代《春秋》学宗主;由朱熹开创,经吕大圭、程端学等人发展成熟的《春秋》朱学则到明代中期才成为学术主流。张洽《春秋集注》体现的程、朱学术差异,是朱子毕生不作《春秋》传注的重要原因,也是宋、明经学分野所在。     

儒家官方话语权地位确立之先声:孟子论“孔子作《春秋》”

在《春秋》学史上,因汉儒董仲舒凭《春秋》经争取到了官方哲学的地位,并从而带动整个儒学成为官方学术,影响深远。然而,推本溯源,孟子论《春秋》正是儒家官方话语权地位确立之先声。是孟子首论孔子作《春秋》,并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寥寥数语,将《春秋》经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使《春秋》在后世成为官方学术代表,而且使其成为治世利器。     

刘逢禄易学之公羊学意蕴探微

刘逢禄的学术贡献并不仅限于重述、张大公羊学,还在于以公羊学为核心阐释其他经典。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刘逢禄的公羊学思想,而对其易学的公羊学意蕴鲜有关注。刘逢禄深入探讨了《春秋》与《周易》的会通问题。在他看来,文王作《易》之初心在于忧患万世,孔子继承文王遗志并效法之而作《春秋》,两书都有彰显王心、微言改制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刘逢禄援引《公羊》义来解释《周易》,并借《公羊传》之语佐证易理,从而将公羊学思想贯穿在易学诠释当中。刘逢禄虽然贯通了《春秋》与《周易》,但以公羊为宗的经学理念致使其易理阐发有失客观,甚至不免有穿凿比附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