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同小康”之论错简问题的探讨——从宋代以降学者的相关质疑说起

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大同小康”之论非关孔子辨

“大同小康”之论是否出于孔子之口 ,古往今来经历了一个始信终疑的曲折过程。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学者 ,元代的陈更是斩钉截铁地指出 :“大同小康之说 ,则非夫子之言也。”2 0世纪三四十年代 ,围绕孔子与“大同小康”之论的关系问题 ,学界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学术论战 ,但是最终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大同小康”之论不是出于孔子之口 ,因为孔子仕鲁期间 ,他不可能向童稚之年的子游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周游列国返鲁之后 ,他不可能“与于蜡宾” ,从而也不可能在蜡祭事毕讲论“大同小康”之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大同小康”之论明显带有杂糅众家思想的特征 ,存在着历史知识的错误 ,表露的是一种历史倒退论的观点 ,它不可能出自孔子之口。     

论丁若镛“推移说”与汉宋易学——兼论朱熹、毛奇龄推移说对丁若镛的影响CSSCI

丁若镛是李朝朝鲜时期的易学家。他通过解释《易传》和汉宋卦变而提出"推移说"。此说的基本内涵是以汉代卦气说十二辟卦和中孚小过闰月卦之推移,变出其他五十衍卦,融卦气与筮法为一体,整合了汉易中的卦变法尤其是清代毛奇龄移易说,又吸收了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卦变说。应该说其学是在融合汉宋卦变说基础上而建构起的一种具有新意的学说,是对于中国古代卦变说的整合和发展,拓展了象数易学研究的思路。此说以独特的符号话语阐发了易学中阴阳聚散、升降、消息、推移等变化思想,客观呈显了自然界阴阳变化的不同形式和表现特征,深化了中国古代以变化为核心的自然哲学思想。     

“劝慰子”巴拿巴

经文:徒4:36-37 据圣经记载,巴拿巴是一个利未人,原名"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参创30:24),但其他的使徒却称他为巴拿巴,意思就是"劝慰子"(徒4:36)。路加对巴拿巴及他的工作如此评价说:"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徒11:24)     

汉字趣解

正【徒】两人一起走,就有你的老师从字形上来看,"徒"是"双人"旁加一个"走"字;从字义上来看,"徒"是指从事学习的人,比如徒弟;从字形和字义综合来看,可以这样理解:两人一起走,就要有做徒弟的心态,就要有拜师学习的心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走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从冯友兰的“境界说”到蒙培元的“新境界说”——兼评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北大核心CSSCI

蒙培元先生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他是自觉地传承"冯学"并期望对之加以发扬光大的知名学者。冯先生创立了以"境界说"为"灵魂"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蒙先生则接着冯先生的"境界说"讲出了自己的"新境界说",并创立了"情感哲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把"境界说"理性化,蒙先生则把"境界说"情感化。因此可以说,两位先生的"境界说"有着实质的不同:蒙先生将"境界"问题归结为情感问题、精神生活问题、心灵问题而不是概念问题,表明他在纠偏的同时,又偏离了冯先生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方向。     

从“大同”到“存伦”——陈焕章对康有为的反思

康有为通过《礼运注》和《大同书》,提出了一种近乎乌托邦的"大同"设想,泯除了一切伦理身份,人人平等公同。辛亥革命之后,面对政治和社会的巨大转变,康门弟子陈焕章提出了与老师大相径庭的看法,认为"大同"之世必然保存着人伦关系。一方面,陈焕章通过重新解释《礼运》,在经义层面澄清了"大同"世五伦俱存;另一方面,他对康氏"大同"说的理论根基进行了某种回应,从中可以看到陈焕章在民国乱局中试图用孔教挽救世道人心的努力。     

重考平冈治——以文本批评和田野考察为中心

关于平冈治的治地所在,文献记载并不统一。目前一般以杜光庭的说法为准,即成都新津;在处理文献记载前后不统一的问题上,则倾向认为这是由于平冈治屡有迁移所致。本文以对《道藏》、方志、题铭等相关历史文献的文本批评为基础,结合田野考察获得的新证据,认为平冈治的"迁移说"并不成立,杜光庭的"新津说"似为孤证,平冈治的治地一直在今夹江南安乡。     

略论中国哲学之开端

本文提炼西方哲学史家关于西方哲学开端的观点,形成一个有关哲学开端的假说,然后以此假说在比较哲学意义上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通过分析"绝地天通"、"武王克商"、"怨天忧人"三个重要历史事件对中国哲学产生的影响和考察伯阳父论地震、叔兴论吉凶等数个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认为在中国哲学开端问题上的"突破说"和"巫史说"两种代表性说法并不矛盾,前者可以有效地解释中国哲学如何开端,后者可以有效地说明中国哲学开端相较于西方哲学之特色.虽然人类思想都经历了"轴心期"的文化突破,但中国和古希腊的思想实现突破的具体机缘、表现形式和实际结果各不相同,西方哲学采取了哲学这种方式,而中国人的思想则采取了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方式.     

诠释的偏移与义理的变形——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理迁变之省思

庄子"小大之辩"原本"扬大抑小"的义理旨趣,为何会被向秀、郭象与支遁偏移为"小大同扬"和"小大同抑",造成其"无待逍遥义"被变形为"适性逍遥义"与"至足逍遥义"。通过解析"小大之辩"的四种内在义涵,分析"小大之辩"四种可能的价值取向及三种现实的诠释进路在"逍遥义"发展史上的落实演进,可以发现,"小大之辩"概念广泛的能指性和前后文意义联系结构的松散性导致的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以及庄子因寓言的手法,以不同物类间的"小大之别"类比同属人类的"小大之别",其间所存在的喻比象征的不相类,是导致庄学史上注家对"小大之辩"的根本主旨发生诠释的偏移,进而造成"逍遥"义理发生变形的直接原因。     

略论经量部的“色心互熏说”——基于业力及其存续问题的探究CSSCISSCI

为了解决业力及其相续之疑难,经量部中被称为"先代轨范师"的一类论师基于经量部种子说提出了"色心互熏说"。通过对经部此"色心互熏说"的梳理和解析,认为此说乃是基于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两派思想而提出,并用世亲及后期唯识对此说的评辨探究这一理论的缺陷。     

脆弱性:科学技术伦理学的一项原则

保护脆弱者是儒家大同社会的一个特点.孔子说:在"大同"社会中,"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子路问孔子:"愿问子之志",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惟其疾之忧."[3]儒家对于脆弱者义务的承诺蕴含在儒家关于"仁"的概念之中.     

帝道的学理建构与学说形成

帝道学说作为秦汉道家的政治理想,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学理源出于天帝为万物化育者的思想,经《庄子》对帝道学说进行阐释后,帝道学说以"体道者帝"为学说本核,并在《黄帝四经》中被论述为"道生法"。而其因循之论和无为之政,成为汉初黄老之治的学理基础。     

罗马书内保禄宗徒对犹太人的看法

引言罗马书是保禄书信中最深奥难明的一封书信,是保禄书信的精华,同时也是所有书信的中坚。罗马书在这些书信中神学思想最深邃,涉及面也最广。其它书信中所有的神学思想,大部分都可在罗马书中见到缩影。因此,读保禄书信时,必应对罗马书先细细咀嚼,默想其精神。此书是圣保禄宗徒在公元五八年初于格林多所写。因为他早就有意到罗马去,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大同·《礼运》大同·大同主义

"大同"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本是指决断重大疑难问题时所出现的最高统治者的想法与卜筮结果、百官观点、庶民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礼记·礼运》借用这一概念指称"大道之行"的理想社会,并用107个字的篇幅对"大同"之世作了全面阐述。"《礼运》大同"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完整、最系统和最具空想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在充分借鉴和吸收"《礼运》大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立足当时的社会现实并着眼于未来发展,精心设计和描绘了近代中国实现富强文明、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行路径和美好前景。如果说"《礼运》大同"是传统政治理想成熟的标志,那么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可视为近代条件下"《礼运》大同"的升级版。     

让福音切实成为中国人的好消息(下)——从《使徒行传》15章"耶路撒冷会议"思考基督教中国化

四、由"会议的过程"看充分发扬民主,依法依规民主办教 对于耶路撒冷会议的过程,《使徒行传》中说:"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参徒15:6-7)说明当时有许多人发言了,充分展现了当时会议的民主做法.之后,彼得以事实作为依据谈了自己的看法,得救的问题是上帝的主权(参徒15:7-8),又借着人的信(参徒15:9).彼得讲完之后,众人有反驳的声音,但事实胜于雄辩,在事实面前众人停止了辩论,默默无声(参徒15:12).后来巴拿巴和保罗又述说上帝借着他们在非犹太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参徒15:12),雅各引经据典,倡议最后的会议结论(参徒15:12-21).大家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认同此建议,于是定意(参徒15:22).请注意,此处说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而非雅各一人或当时一部分人的定意.     

胡煦之"体卦主爻说"及对"卦变说"与"错综说"之批评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胡煦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京氏易学“纳甲”说再探

"纳甲"说是京氏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在《周易》古经成篇时已将部分干支纳入经文及占筮之中,"甲"日与"庚"日在古代是十分重要的日子。京房"纳甲"说与先秦时即已存在的"五音六属"及"纳音五行"说等有内在的联系,而"五音六属"说与"五官六府"说又密不可分,从而说明京氏"纳甲"说有极早之渊源。京氏"纳甲"说与其"八卦卦气"说中"应在其冲"的观念亦不无关联。《易纬·乾凿度》中的"乾坤贞辰图"、郑玄的"爻辰"说及魏伯阳和虞翻所主张的"月体纳甲"说与京房的"纳甲"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较大区别。京房的《易》阴阳系统强调的是一种时空一体、天人一体的观念,而主要不是用来解经,后儒据"纳甲"说等解释《周易》经文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从而导致许多牵强附会之释。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