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

今年第一期《佛教文化》发表“赵朴老与佛教文化”一文之后,我收到了天津许鸿文先生的来信对文中所说：“赵朴老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反复提到毛泽东、钱学森、范文澜关于佛教是文化的说法,他说‘一位革命领袖、一位大科学家、一位历史学家都肯定佛教是文化,不是迷信’。”表示不理解。原因是他从范文澜先生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上看到范先生对佛教不仅“视为迷信”,而且指为“蠢国殃民”。这样一个“大谈佛教是戏论的人,怎么会一变成为称赞佛教是文化不是迷信的卫士？”这显然是有了误会。朴老这段话说得次数较多,不少刊物也有发表或引…     

略论佛教忏悔在中土的传播与影响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从根本而言,是外来异质文化对汉地文化的一次重要输入,经过与汉地本土文化的交汇互融,佛教逐步华化,并渐次扩展它的影响。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最终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形态,佛教对中国文化浸润深入到文化的观念价值层面。佛教忏悔在...     

印度佛教讲座:佛教的世界模式与诸神

方广锠先生的“印度佛教讲座”已经在本刊连载了一年多。到上一期为止,方先生着眼于纵向地表述了印度佛教得以产生的文化土壤、历史背景、社会根源,至此,本讲座已经转到了佛教的思想内容上来。方先生的本期来稿,跳出了历史叙述的路子,他想向我们介绍佛教的世界观和宇宙论。当然,这是现代人对于佛教理论的一种解读。要以佛教自己的话说,她只是导人除生死惑的学问,戒定慧三学才是她的组织结构。但我们既然生当此世,透过一种西学的方法论眼镜来看待理性层面的佛教,也还是必要的吧。     

胡适的禅宗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异常广阔的域度,从哲学到文学,再到文化教育等,无不成就斐然。他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中对佛教禅宗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在学术界和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胡适倾注了大量心血于佛教,著述颇丰,所涉猎的内容有佛教史、佛教人物等。他的一生皆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太虚大师的佛教思想及僧制建设研究

一、太虚大师生平简介太虚大师是中围现代佛教史上著名的佛教思想家、理论家,又是革新佛教的创造者,他的一生是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度过的,但他所做出的成绩却是巨大的。他积极倡导的“人生佛教”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方向。这一佛教思想,也就是后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     

苏东坡讲故事却请托

正苏东坡很善于通过讲故事来表达一些难言之隐。当时,他和弟弟苏辙都在朝中当官,东坡是翰林,苏辙在行政部门,手中有一点权力。有一故人找到苏辙,想求个差事干干。事情很长时间没办成,那位就来见东坡,希望他能"以一言为助"。苏东坡一听,觉得这事挺不好办,答应吧,这"一言"难讲;不答应吧,故人情面难却。于是他就讲     

佛教对当代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重要的东方哲学文化,它的一些精神已经渗透进了当代的许多学科领域。在心理学领域,心理学在思想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能看到佛教的核心精神——Dukkha箴言(人的苦难)、Tanha箴言(人的欲望)、Nirvana箴言(苦难中的涅槃)和Magga箴言(摆脱苦难的路径)的影子。因此,探求佛教文化在当代心理学中的生存状况,寻找心理学视野下的真实佛教就成为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伦理学研究的新视野——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

佛教是源远流长的人类精神资源 ,它在漫长的文化累积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层”(福柯用语 ) ,这些“文化地层”触及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同层面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 ,这些“文化地层”就构成了一个个专论性的研究领域 ,比如佛教哲学、佛教文学、佛教艺术、佛教逻辑学、佛教心理学等等。当今的佛学研究已越来越从通论性的教史、教理之研究进入到这种专论性的研究。南京大学哲学系王月清博士的新著《中国佛教伦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月版 )就是这种佛教专论性研究领域中的一朵新葩——佛教伦理学。《中国佛教伦理研究》以中国佛…     

佛教生态观研究现状述评

学术界、佛教界十多年来关于佛教生态观的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回应西方生态文化思潮的基本理念,从传统佛教经典、教义中挖掘、整理佛教生态观的相应内容,从佛教整体观、无我论、生命观、内在价值论、慈悲观、净土观、传统佛教生态伦理实践等方面大体勾勒出了佛教生态观的整体轮廓。不足之处是缺乏理论深度,未能把握佛教生态观区别于西方生态文化观念的理论特质,从佛教理论自身的观念出发建构具有佛教自身特质的生态理论体系。相比较而言,港台佛教界关于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讨论更为深入。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杨惠南关于建立人间佛教的深层生态学的主张、“心、境并建”的环保实践观念,以及杨惠南、林朝成等对佛教环保实践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等。其研究从大乘佛教理念出发,不仅是对当代佛教生态观和环保实践的批判,而且触及到传统佛教偏重心灵解脱,忽视外在环境建设的偏向,相对而言更深刻、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为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而作

法师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卓绝地从事佛教的事业,不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同历史上的所有高僧一样,法师不仅是法门龙象,而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他的讲经说法,他的慈善救济,他的修行实践,既是个体生命的自由的确证,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的确证。在中国佛教的高僧序列中,真禅法师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他所为之奋斗的佛教事业,也是我们在座各位生命经验的一部分,因而我们对他的理解也许会更为真切。通过他而思考我们时代的佛教,进而发展我们时代的佛教,就是对法师最好的纪念。作者提出我们从真禅法师可以联想到这样一些基本的思考。佛教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常常或者被人们所忽略,或者被人为地加以扭曲,佛教有时被看成只是一种有借鉴或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而作为遗产或资源的最大价值也只是创造经济效益。在“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应该摆正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必须解决如下的观念问题: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第二,必须正确理解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者为现实中的佛教,提出一种称作“宗教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设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佛教,在现代性的刺激下,开始获得现代性的形式。“人间佛教”便是现代中国佛教最为积极、最具有现代性的成果之一。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国佛教的和谐发展,作者提出几点看法:首先,要加强佛教的理论建设。不仅要对佛教教理的哲学阐释或新的佛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而应该在更为广阔的尺度上提出佛教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其次,要加强佛教的制度建设——不仅是僧伽制度,还包括与佛教有关的社会团体制度的建设,以及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三,要加强佛教教育。佛学院应不仅限于招收入僧人,也应对居士开放。第四,要加强佛教界与世俗社会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佛教界不仅应与佛教学术界的加强交流,佛教更应积极地走入社会,化导众生。佛教对社会问题发表观点并不违背政教分离的精神,而是突出佛教的现代性,增进广大佛教信众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创造历史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