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孟子诠释之演进与孟子升格运动CSSCI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主要是在古文运动的思想脉络中不断展开并最终获得朝廷肯定的,而其间士人对于孟子的解读也在不断转变。早期古文运动虽然认定孟子传道,但诸人实际上仍将《孟子》看作羽翼六经之作,并因古文运动的文学写作需求而重视孟子之"文",而古文运动对孟子最看重的一点,也是孟子升格运动获得朝廷肯定的主要原因,是孟子的排辟异端之功。随着庆历之后新儒学的不断发展,其对于孟子之"道"的探讨日益深入,孟子在"治道"上的贡献和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都不断得以凸显,孟子精于治道和善说性命的两面在庆历以至于宋神宗的这段时期内呈现出一段时间的分裂,直到王安石新学和理学都努力连接"内圣"和"外王",孟子的这两面形象才逐渐绾合。此时,孟子之于"文"的启发性、《孟子》乃六经之羽翼的看法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且士人对孟子排辟异端之功的评价也有所转变,孟子逐步趋于全面圣人化,并最终取代颜子成为"亚圣"。     

李觏非孟动因再探

排辟异端本是孟子在唐宋能够成功升格的重要原因,但鲜被注意的是,李觏曾因排佛而非孟。李觏的非孟言论集中在其《常语》之中,而撰作《常语》之前,李觏对孟子其实颇为推崇,这是因为李觏早年对孟子的理解在于其精于治道和排辟异端。李觏对孟子态度的逆转,应是受到阻遏古文运动排佛攻势的僧人释契嵩援引孟子以攻击韩愈、甚至进而消解孔子和儒经神圣性的刺激。此外,由于佛学与性命之学的紧密关系,以及孟子在性命之学上的巨大诠释潜能,既改变了李觏对孟子的理解,也让一贯排佛且不喜性命之学的李觏逐渐对孟子生出反感。     

从孟子到朱熹、戴震——试析孟学发展的心路

孟子之学在先秦属儒家八派之一,秦火之后,其徒被灭。西汉时司马迁始为孟子作传,至东汉列《孟子》为传记博士,不及五经博士。有赵岐其人推崇孟子,始得"亚圣"之称。唐代韩愈为抗衡佛教而矢志接续儒家道统,提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子之学才发扬光大。至宋代朱熹"始著",继承了孟子的心性之学和王道仁政思想,并将其纳入理学的逻辑框架,从而真正奠定了孟子在儒家道统上的历史地位。清代是"古学复兴"的时代,戴震致力于解蔽被朱熹理学化了的《孟子》一书,试图恢复原始儒学的本真面貌。但戴震的研究也并没有真正回到孟子的始点,而是完成了对孟子原典的"否定之否定"历程。     

宋型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

唐宋之际中国经历了一场大变革,宋型文化形成。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孟子经历从政治地位到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的全方位变革,称为"孟子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学的升格,又推动了宋型文化的衍生、发展及其民族意识、道德精神的形成。     

孟子升格运动与《孟子注疏》的编纂、刊刻与流传

旧题孙奭《孟子注疏》自北宋起即疑窦丛生,至清遂定为伪撰。其实,撰疏者虽未必是孙奭,却也并未作伪。作伪者,刊刻之书商也。《孟子注疏》是孟子升格运动背景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应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孟子》与《论语》定为兼经之后,宋哲宗元祐之前。其单疏本的出现至迟在宋高宗绍兴中期,注疏合刊本则在宋宁宗嘉泰、开禧年间。《孟子注疏》之进入官方的经学体系,坊间书商与浙东茶盐司功不可没,同时也反映了儒家思想不断下渗的趋向。     

人心与本心——孟子心灵哲学研究

孟子之心分为人心与本心。人心是欲望。欲望具备些许理智,不可等同于思维之心。本心即仁、义、礼、智四端,为人性。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即本。人心与本心皆无意志内涵和功能。"志"指仁义之性,亦区别于意志。"尚志"即养性、任性自然。孟子反对依赖于意志的主观故意。在孟子那里,本心之性远甚于理智性的人心。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

孟子在汉代一直等同诸子 ,但却经过了两次复兴和升格 ,第一次是盐铁会议上孟子思想的崛起 ,但其时孟子只是被“利用” ,并不能说明其地位的提高 ;第二次以东汉末年注孟风潮为标志 ,尤其以赵岐《孟子章句》为极致。赵氏对孟子的推崇不仅与东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 ,还有其家族门风的因素。而赵氏之后孟学的不兴 ,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的“通脱”之风相关联 ,特别是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孟子思想中突出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大丈夫”精神无法相融。因此 ,汉魏之际孟子地位的沉浮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     

论《五行》说文对孟子仁义观的发展

孟子力主"仁义内在"说。《五行》说文用这一思想对经文大加阐发。说文继承孟子扩充仁义端绪的思想,发挥了经文"进"、"遂"等概念。受孟子影响,说文也为外在的具体善行在心里确立了一个根源性的起点——仁义之端绪,并把仁义实现圆满的过程看作是从端绪出发,经由主体由内而外扩充而完成的过程。说文在孟子语焉不详的气论基础上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说,既合理解释了经文仁、义、礼的实现过程,又拓展了孟子仁、义、礼的根源性问题及其扩充问题。说文不提圣气、智气,是因为圣、智在经文中有独特的地位,且包含了气的内蕴。     

孟子诗学思想二题再辨

"以意逆志"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是孟子诗学的两大核心命题,随着历史与学术的演进而不断受到后世学者的阐释与再阐释。然而与后世的发明有所不同,《孟子》语境中的"以意逆志",是为针对《诗经》教学传承而发,"文""辞""志"的评价层次条理清晰,"意"指读者阅读理解之动态过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说明了《春秋》类同于《诗经》的"文""辞""志"三层次,在此基础上强调"孔子作春秋"接续道统的重大文化意义。"迹熄"是对时代陵夷大势的形容,不可遽指为某一断限。此二题共同构成了孟子诗学思想的主体内容。回归原典,既要突破现代学科界限,亦需自觉明辨探求本义与理论新创之间的分野,唯此方能正本清源,接近先贤本相。     

临川学的性命之理及后期衍化

前期王安石之学被称之为"临川之学",建构性命之理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主题.临川之学注意将《周易》的天道论与《论语》《孟子》《礼记》的人道论结合起来,以建构新儒学的性命之理与内圣之道.此时王安石赞同思孟学派的性善论,源于他对儒家内圣之学的追求.尤其是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崛起,内圣之学有利于提升士人的人格自觉,推动士大夫主体性精...     

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

尊孟是有宋一代的社会风尚,孟学在宋代达到鼎盛。与宋代思想家大力张扬孟子"内圣"不同的是,宋臣积极致力于孟子"外王"事功的实践。孟子学说既是激发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和涵育其基本政治素质的理论源泉,也是宋代士大夫坚持政治正义的思想灵魂,还是规谏和约束宋代帝王养成教育和立身处世的权威性依据。孟子仁政王道成为宋人经世治政的理想,他们将其作为推行内政的基本理念和应对边患的重要依据,以之评判和制衡现实政治,从而使孟子对宋代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杨时对《易传》、《中庸》、《孟子》的阐释——以本体论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时是宋明理学南传的重要过渡人物之一,他继承洛学后开出道南学派,对闽学的思想有指导性作用。杨时曾以诚为中心,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内容有创新,他根据《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推出"一阴一阳之谓善",进一步指出"善"是"顺性命之理"的本质意蕴;又根据《孟子》"尽心-存心"、"知性-养性"、"知天-事天"说出"知"与"存"的横向意义,配合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的直贯意义,补充孟子未尽之义,与孟子构成一套立体意义。本文以杨时对《易传》、《中庸》及《孟子》的阐释,以探讨杨时的本体论思想。     

“言知行合一,则天下始有实学”——陈确《瞽言》“素位之学”疏解

陈确治学,尊崇素位实功。他将质疑儒圣先贤的言论辑集裒纂为《瞽言》,开显其"素位之学"的三重逻辑结构:天道之性本善,但由人道"扩充尽才"以见"性之大全",素位之中有性命,明性即是素位之功;人性本善,且情、才、气为善,人伦日用常行之间,已然葆合性善之天命,即此用素位工夫,即是本体流行时;素位之学是君子"戒慎恐惧"实功实行的工夫路向,当寡欲见理、切实为己、改过迁善。学者但肯切实体验日用事功,重素位而轻谈性命,自可素行诚身、居易正己。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孟子的中道思想

<正> 一、中道与道统我中华文化,其基本精神,就是中道。中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论语》载:尧日:“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据此,则知尧之命舜,舜之命禹,其要只在“允执其中”一句。其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载舜命禹之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即后世所谓“十六字心传”。此十六字仍归重于“允执厥中”一句。《中庸》引孔子之言,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论王安石对《中庸》的诠释——兼论与二程诠释的异同

王安石不仅较早地对《中庸》作过诠释,而且他的诠释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安石的《中庸》诠释,不仅扩大了《中庸》的影响,而且在促使士人更加重视"性命之学"探讨的同时,还进一步促使士人形成和加固了内圣外王的价值观(或担当精神),这在较大程度上回应了佛老的挑战。在内圣外王、性情关系等方面,虽然王安石与二程对《中庸》的诠释有一致之处,但从整体上看,相对来说,王的诠释存在"支离"之弊,而二程的诠释则更为圆融,故王的《中庸》诠释被洛学所超越是宋代《中庸》学发展之必然。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羞恶之心”与道德之源——兼论孟子人性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羞恶之心"在孟子思想中同"恻隐之心"一道,构成着人之道德情感的本源根据,乃本心之一体两面。儒家的羞耻心并非植根于"同情",而是一种"通情",因而,"羞恶之心"的立足点既非利他主义,亦非利己主义,而是一种建立在"通感"基础上的、非对象性的"痛感"体验感受。"羞恶之心"作为人的道德本源性力量,本具先天性与固有性的特点,后天的礼乐教化在本质上乃是先天"羞恶之心"的外化显现形式。"羞恶之心"的这些特征为儒学中的德性自足论与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构成了人性本善的自我捍卫机制。     

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

孟子的道德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意志的显现。"四端"之"端",既为端绪又为始点,人通过对当前问题自觉之反省,觉振道德主体内在固有的自觉意志,进而肯定人的自觉意志本然具有成就德性的能力。其次,将内在道德意志畅遂发皇地推发出来。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的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亦即自觉之努力,方能充分展露自觉心所含有的德性。最后,"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德性自觉意志统括生命情意。总之,在孟子德性思想的脉络中,主体的成德进程是由价值意志内在之自觉,进而扩充以达至本体德性而最终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