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转向中的知识谱系——读姚文放教授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知识生产方式变化,受到了国内外理论家的关注。姚文放教授的新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正是这一文学理论研究中的突出成果。该书着力于研究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通过对文学理论转向的知识谱系学考察,牵引出影响文学理论转向的各种可能性因素,并予以理论上的精准建构。其敏锐的学术发现、谨严的逻辑架构、鲜明的现实指向为我们提供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演进状态和知识谱系,拓展了当代文论研究的新视域,极具学术前瞻性和创新性,必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关系之再思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一直是西方理论界争执不休的重要问题。一些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同黑格尔历史哲学一起,与传统历史主义等同起来,并冠之以"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道德历史主义"等称谓。一些理论家则反对称之为历史主义,并倾向于否认两者之间的理论关联。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并非一种继承或反对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根本性创新,即前者为历史哲学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     

历史唯物主义对解释学“历史主义困境”的破解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文本与历史本身之间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两者难以调和,詹明信称之为"历史主义困境"。詹明信从"生产模式"理论出发,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方法,从历史的"主体向度"与"客体向度"两个维度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何以超越其他历史研究模式,并解决了"历史主义困境"。问题在于,这种解释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是否可以避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史学观倾向,又是否可以解决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难题。其实,解释学有其适用限度,将其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之中应谨慎为之。     

理念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巴别塔

圣经里讲了一个关于语言的故事,早期的先民们使用相同的语言,尝试建立通天的巴别塔,这个计划因为语言变乱而失败。这个故事或许隐喻着:人类是不可能通过语言来达到真理的。然而,人类自从吃了知识果,走出了伊甸园,就担当起自己的运命。从理念主义(Rationalism)和形式系统(Formalism)这两条线索,人类尝试着重建新的巴别塔。我们从理念主义的线索,沿着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康德的先天准则,再到胡塞尔的本质直观,评论了理念主义的不自明性,提出了使用处于构造之中的"共相"来代替"理念"或者"本质"。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反对理念主义和本质主义,但"家族相似"可能过于宽泛。另一方面,从形式主义的线索,沿着莱布尼兹的通用计算,到弗雷格和罗素的逻辑主义,到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纲领,再到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评论了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失败。形式主义失败之后,人们转向形式主义的能力范围研究,从而提出了图灵机,为计算机科学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以上的思考,文中最后提出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比如基于关系的数学,基于谓词的逻辑,矛盾但完备的形式系统。     

论历史分析、文化诠释与比较哲学

比较哲学的研究范式有多种选择。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可以作为比较哲学的重要研究范式,不仅在于历史与文化是思想与智慧的支撑平台和发展基础,而且在于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历史分析的逻辑、历史哲学与文化环境中的理解与沟通、翻译与转换注定不能分开。     

关于历史主义的一些考察

历史主义可以定义为这样一个公式:真理和价值是时代的产儿(veritas et virtusfiliae temporis),即历史的产儿。在德国,出现在十八世纪末和发展到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的相对主义,它把真理、法律、风俗、道德,总而言之,一切思想和一切价值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殊文化、或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集体的产物。因而,这些思想和这些价值只是对时代、文化才有效,以及在上述最后一些环境     

福柯政治历史主义探究

"主体""历史"和"国家"是福柯思想中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论题。福柯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决定了其采取政治历史主义立场。此种政治历史主义不仅实施"区域批判",构建"反科学"和"反历史",以拯救"边缘知识"和"被征服的知识",还依据战争图式来探索历史-政治场域内权力关系的运作,阐发了以布兰维里耶为代表的、不同于以往哲学-法律话语的历史-政治话语,勾勒了西方生命权力形式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近现代演变史,展现了福柯政治历史主义之反普遍主义、反主体主义、反柏拉图主义、反霍布斯主义、反卢梭主义和反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理论实质和思想创新。现代性批判的重点主要因福柯的思想工作而从19世纪的经济关系转移到20世纪的权力关系。     

走向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融合——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主导意识

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英国两个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汤普森与安德森作为这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学术研究中,分别采用了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理论观点的对立导致了双方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实现了融合与统一,为全面客观地审视社会历史与现实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文化历史主义解读——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是美国杜克大学教授。他以及时而全面地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概括和评价[1],而成为当代西方学界著名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识形态理论构成了詹姆逊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分析的要旨。本文将其意识形态理论归结为"文化历史主义",即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     

中国古代分析的涵义——一种实用主义的评估

一、实用主义、历史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 我认为,形式分析方法的主要特征,对于那些深切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个人来说,至多只有一些表面的兴趣。其结果是,在英美智性文化中一种重要的智性研究工具,在中国的传统中却根本没有清楚地被表达出来。我愿意将这一论点与另外一个论点——即基于物理分析方法的原初的本体论建构的原子模型未曾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出现过的论点,联系起来。     

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视域和限度

唯物史观的政治哲学阐释是在与实证化、决定论解释的争论中形成的。虽然这种阐释路向对于克服第二国际以来出现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路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越界阐释的倾向。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唯物史观所实现的双重转变中找到政治哲学阐释的合理限度。从历史的认识模式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由自然主义认识模式向历史主义认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深刻揭示了政治哲学中规范性概念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且有利于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为政治哲学的阐释限定了理论视域。从历史的研究方法来看,唯物史观实现了从思辨方法到"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明确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方法和总体性的历史解释原则之间的理论关联,为政治哲学的阐释划清了理论限度。     

俄国形式主义简述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形成而兴盛的俄国形式主义,作为一个派别的活动时间虽不长,却是本世纪最有影响、最富有活力的重要文学理论派别之一,而且后来扩展到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和哲学,甚至也是自然科学的结构主义思潮的真正发源地。俄国形式主义运动的诞生地是莫斯科和彼得堡。以雅可布逊为首,以维诺库尔、布里克、托玛舍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组成了“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领袖的彼得堡学派,则成立了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简称为欧帕雅茨(),     

论坛荟萃

俞吾金 :拒斥哲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这个时代是崇拜形式、轻视内容的时代。这种形式主义的病毒也侵入到整个思想文化和学术研究的领域 ,连素以批判意识自居的哲学也难以幸免。表现在 :1 研究动机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在当今的哲学研究中 ,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动机 :第一种动机是出于对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真正的理论兴趣 ,即出于对真理的热爱和追求 ;第二种动机是出于对科研经费的渴求 ,为了获得科研经费而去研究那些自己并不感兴的课题 ;第三种动机是出于对虚荣心和实际利益的追求 ,比如不少研究者撰写论著的直接动因…     

评文化研究中的三种倾向

评文化研究中的三种倾向俞吾金在当前的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倾向是形式主义。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片面地注重对哲学文比中的方法论，尤其是逻辑方法的研究，忽视了从本体论角度出发，对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的思想基础作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二是在文化研究中把概念...     

文化心理学方法论的扩展性探索

方法论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说,方法论的基本内涵是关于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及二者关系的理论预设,而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匹配。从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现状看,现有的方法论尚未实现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协调,从而构成文化心理学发展的潜在困境。基于对文化心理学的理论诉求和研究现状的把握,本文提出了文化心理学方法论的六个扩展方向:研究对象上从外显到内隐、从元素到整体、从抽象到具体; 研究方法上从现象到机制、从单向到双向、从静态到动态。     

论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诠释学

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诠释学,在很大程度上累积了西方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特别是依据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以及由施莱尔马赫倡导的基督教神学诠释学的丰富成果,发扬历史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使"体验"成为诠释活动的灵魂,连接诠释活动中所有受到牵连的社会文化因素,启发文化创新中的行动者的创作灵感。     

理性的多元呈现——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探析

连续性增长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知识必不可少的特点,然而在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知识进步与否"却构成了其主要的论题之一。其中,以柏格森、萨特为代表的意识哲学倡导连续、绵延和进步的历史主义;以康吉莱姆、斯特劳斯、福柯为代表的概念哲学则信奉间断、断裂的非历史主义,在他们看来,知识、概念与合理性的运动并非连续——它会有起伏、变化、停顿、跳跃、曲折和倒转。而对于后一种思潮,巴什拉(G.Bachelard)无疑是其精神导师。     

论现代数学背景下的康德几何观

<正>在对数学的哲学基础研究中,20世纪通常说来有三大流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直觉主义。但在哥德尔定理出现以后,一致性问题给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而直觉主义又很难对数学中的"抽象实体"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且数学中有些重要定理的证明完全超出了直觉主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藩文化”——读《王室后裔》与《中越关系》二书有感

<正>在信奉"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背景之下,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普遍的影响力。温特特别强调文化(观念)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他认为国际关系从古至今出现过三种类型的国际体系社会结构:互为敌人的霍布斯文化、互为竞争对手的洛克文化、互为朋友的康德文化。他进一步认为,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以来,霍布斯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洛克文化日益主导国家关系,二战后世界局部地区出现了康德文化。[1]由于西方建构和主导     

历史主义人权观与应用伦理学研究

普遍主义人权观是当代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但它存在着解释力弱化、有可能导致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局限。历史主义人权观关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人权发展和实现的影响,坚持研究人权问题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民族文化和时代境遇的学术立场。应用伦理学研究社会生活诸领域的现实人权问题,其任务不是论证普遍人权的合理性,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以整体观的方法来理解具体人权存在的多样形态,探究具体人权实现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