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传记的叙述节奏

耶稣形象的成功塑造得力于多种因素,包括作者对叙述节奏的精心处理.就叙事性作品而言,对叙述节奏的深入分析已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成为"叙事学研究成效最显著的方面之一". (D.F.Tolmie,Narratology and Biblical Narratives:A Practical Guide.San Francisco:International Scholars Publications,1999,P.87.)     

澍培法师传记

我国当代著名高僧澍培法师于1986年12月8日(农历十一月初八)上午10点30分在长春般若寺安祥示寂。世寿91岁,僧腊75年,戒腊67年。澍培法师生前为吉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春般若寺方丈,吉林省政协委员。     

弗洛伊德与文学传记

今天虽然对弗洛伊德的非议颇多,但这匹识途老马并没有在人们的鞭笞下束手待毙.我不揣冒昧地说,我们始终生活在弗洛伊德的阴影下.去年秋天,美国报纸报导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一个青年在生母的唆使下谋杀了自己的父亲.新闻媒介好象抓住了什么把柄,认为这是俄狄浦斯情结作祟的非常突出的例证.如果说这只不过是新闻记者的哗众取宠,那么我们最好想一下,只要我们开口,就很难不表现出弗洛伊德对我们语言的影     

明清奥古斯丁中文传记

本文梳理了明清两朝奥古斯丁传记的东渐史,分为天主教和新教两个部分。天主教的奥古斯丁传记受圣人传(Hagiography)文体影响,一般将奥古斯丁作为圣人来纪念,作为教会圣师来阅读。新教的奥古斯丁接近于现代人物传记,但亦受撰译者传教立场的影响,侧重于其传教的目的和语境,在译介何种内容时选择性较强。     

陆修静传记资料补释

南朝末年,除战乱导致典籍的散逸外,这中间两次人为的大规模焚书,即太清二年(548)梁简文帝焚东宫书籍三万卷,承圣三年(554)梁元帝萧绎焚古今图籍十四万卷,致使这一时期的典籍散逸殊为严重,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即这一时期尊崇佛、道的人颇有一些,但对佛、道徒基本上都不予记载,这一点直到唐太宗编撰<隋书经籍志>时还依旧如此,<隋志>中只是附见总的卷数,并不载其具体的书名(魏征<隋书>).     

关于保尔·霍尔巴赫传记的资料

我们现有的哲学文献中关于霍尔巴赫的某些报导是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不确实的。例如,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41年出版的“哲学史”第二卷以及其它某些书籍(其中包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和第二版)中,关于霍尔巴赫的社会出身和求学情况都有一些错误的记载。我们在“哲学史”第二卷中看到,哲学家保尔·霍尔巴赫“是一个大商人、德国伯爵的儿子”,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德国度过的,并且在来比锡接受了大学教育”(356页)。     

荀人格特质的心理传记学初探

本研究应用人格形容词评定法和心理传记取向的研究方法,对三国人物荀的人格特质及其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应用人格形容词检测表对荀人格的定量估计,第二部分辅以人本主义与精神分析理论的定性分析。因素分析揭示了荀的无私、忠诚、尽职等人格特征。依据人本主义观点可以推论,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他的人格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其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还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的结果。荀氏的人格特可以作为解释他所参与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基础性证据。     

心理传记学的研究方法思考

摘 要 当代心理学由于“本体与方法”的割裂形成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双峰对峙的局面,科学心理学受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而难以直面人性关怀问题;以人文心理学为研究传统的心理传记学,通过对悬疑性问题的逐层解读,直面人类心理动力系统,从而能够直面人性关怀问题。为进一步促进心理传记学的发展,对当前心理传记研究的资料筛选、研究模式、理论运用改进,以期研究者能够更好地通过史料分析进入传主生命事件的历史现场,对传主生命历程进行恰当的理论解释,从而进一步激发中国本土心理传记学发展的动力。     

道教神仙传记的神话思维探讨

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作为文学的神仙传记的起源都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既关系密切。本文借用西方神话研究的一些方法,来探讨道教和道教神仙传记在思维方式上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道教传记的文学和宗教特征。     

道德有限性的道德分析

在现实生活场态中,"道德"既最受待见,也最不受待见,因为前者,道德被捧为万能,导致"道德绑架一切";后者却表现为凡事拒斥道德,形成"道德被绑架"。这两种取向从正反两个方面推动道德无限度。道德无限度的直接后果,是使道德"引导人心向善"和"行为边界约束"的功能丧失,推动了社会异化。改变这种状况的道德方式,是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道德的有限性,既是人性对道德的存在论规定,也是道德主体对道德的性质规定,更是法律和美德对道德的功能界定。恢复道德的有限性,首先是道德不能僭越法律而行治理职能;其次是不能将美德降格为道德,也不能将道德升格为美德,这是使道德保持有限性的基本要求。     

国际心理传记学研究述评

心理传记学是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非凡人物生命故事的一门学问。文章对百余年来国际心理传记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回顾,将其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案例研究阶段、理论探索阶段和学科发展阶段。该学科在传主资料的筛选与处理方法、解释模型等理论研究方面已获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并已形成三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开展心理传记学研究,要避免人物研究的病理化倾向和艺术式的纯质化道路,并加强应用探讨以及着手进行中国杰出心理学家的心理传记研究。     

解读司马承祯传记(上)

正司马承祯系唐代上清派宗师,学界对他的传记解读已经相当精彩,但仍留有丰富的解读空间。近日重读司马承祯传记,试为再解。一《旧唐书·司马承祯传》曰:道士司马承祯,字子微,河内温人,周晋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孙。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师正特赏异之,谓曰:‘我自陶隐居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矣。’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1陈国符教授爬梳其他史料,给予这一段内容以必     

解读司马承祯传记(下)

正五唐卫凭《贞一先生庙碣》曰:开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动汧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仍于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之。~1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借用了黄帝在明庭祭祀众神的典故。《汉书》卷25上《郊祀志第五上》曰: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关于王廷相传记资料的重要发现

去年1月,我到王廷相的故乡河南省兰考县进行科学考察,受到兰考县委、县志编委会和王氏后裔的大力支持,获得了明朝皇帝关于王氏的诰赠“圣旨”和《仪封东王世族家谱》等珍贵资料,这对于研究王廷相的生平和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宋金元道教神仙传记的人生境界

南宋金元时期,随着道教教派的勃兴,神仙传记也大量产生.此时的神仙传记尽管大多沿用了北宋前的基本形式,但取材更加广泛,反映的道教思想也更加丰富多彩.从艺术的角度看,南宋金元的神仙传记的表现手法也灵活多样.作者通过神仙故事素材的重新组合,建构了生命理想的符号艺术空间;通过场景的铺叙,表征人类生命的无限奥秘和个体生命境界的升华.     

《劫波经》中的胜者传记及其插图分析——以大雄传记为中心

《劫波经》是耆那教白衣派的重要经典,其中的胜者传记讲述了24位祖师的生平事迹,是文本的核心内容。自13世纪起,《劫波经》出现了带有细密画的插图抄本,并很快成为耆那教绘画艺术最为流行的创作题材。而在《劫波经》的所有插图中,胜者传记插图数量最多,占比最重,内容最为丰富。因此,胜者传记的图像是研究《劫波经》乃至整个耆那教细密画的关键。本文基于对文本和插图的整体考察得出结论：胜者传记以“五吉祥事”为叙事结构,在确保24祖传记完整性的同时重点突出了大雄传记的内容。图像高度依附文本,具有风格化、扁平化和模式化的三大特征。     

圣经在苏联时代的文学魅力——索尔仁尼琴的道德诉求之根据

作为劳改营文学的代表,索尔仁尼琴并非仅仅通过文学叙述来批评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他更希望通过文学书写来阐释圣经精神的价值所在。索翁的《创世纪》式写作、律法精神的秉承以及启示录的隐喻等为解读其道德诉求提供了极大的阐释空间及依据。     

美术史的伟大尝试——浅论艺术家传记

从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于1550出版《名人传》(全名《意大利杰出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记》以来,艺术家传记成为一种重要的美术史载录方式。《名人传》正如冲决堤坝的第一股劲流,其后的两个世纪内,艺术家传记作为艺术理念的传播载体,真正汇聚成了裹挟史学众生相的洪流。在这从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从温热湿润的意大利南部至欧陆板块北部的艺术运动中,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艺术家传记名作,《贝尔尼尼传》正是这些艺术家传奇中摄人心魄的一部著作。     

南宋金元道教神仙传记的人生境界

詹石窗先生在《学海》2009年第5期撰文指出,南宋金元时期,随着道教教派的勃兴,作为道教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神仙传记也得到了空前的发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