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于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马一浮一生将发明自性视作为学宗旨,以阐明儒家六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他所说六艺者,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认为,六艺之教,莫急于礼,礼主于义,以敬为本,礼以导行,循理践形,制度文为,皆在于礼;礼乐之源,本于孝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以道和,法界一性。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之大义既明,近代以来"礼教吃人"等对于儒学的偏见自会不攻自破。     

六艺的变迁及其与六经之关系

六艺与六经的关系,乃课程与课本的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六艺除了六经还包括解释六经的传.经之得名,乃对传而言,并非推崇六艺的产物.六艺是从课程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六经是从课本的角度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总称.汉朝人在使用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概念的时候,有时是从课程的角度出发的,有时是从课本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六艺为何会出现礼、乐、射、御、书、数和诗、书、礼、乐、易、春秋两种不同说法,则与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场变革有关.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评一种观念论的文化史观

《庄子·天运篇》中讲了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说孔子带着自己的困惑去见老子。孔子对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很久了,自以为已经熟知其中之故了。可是我把这些道理讲给七十二国君听,竟无一君主感兴趣。“道”真的是这样难以阐明吗？老子说：幸亏你没有遇上治世之君。那六经不过是先王留下的足迹,岂能是所以留下这足迹的道理本身呢？你今天说的这些,也不过是足迹。足迹从践履而出,但足迹怎么能是践履本身呢？显然,这个故事的主旨,是宣传老庄关于“道”的主张,但其中提出的如何看待古代经典…     

关于《唐虞之道》的几个问题

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筒中,被整理者题名为（唐虞之道）的一篇共包括29只简,竹简的形制和书体都与题为《忠信之道》的另一篇相同,所以可以肯定二篇之间应该有较密切的关系,以下,拟就精虞之道冲的几个小问题提出来讨论。一、《唐虞之道》与《尚书·尧典》郭店竹简与“六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六德》与《语丛一》中都曾提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表明“六经”作为一个整体至少在此时已经存在。除了象（五行）、（消衣）。《成之闻之》等篇直接称引《诗》、（书》以外,有些篇章虽未提及经典的名字,但其讨论的内…     

庄子视界中的儒家

庄子作为先秦道家的著名代表,站在道家立场,批评孔子、批评儒家处甚多。透过这些批评,我们发现,庄子熟悉儒家人物,谙熟儒家著作,精通儒家思想。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经典,以仁义为思想核心,同时,还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此外,庄子视界中的儒家又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仔细考究庄子视界中的儒家思想,更多地是对孟子和告子思想的概述和提炼。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

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试论《诗》与传统中国人的家教

《诗》自孔子编定成书以来,一直是传统中国人家教的基本教材。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施教往往选择《诗》作为孩子的必读书目。父母亲包括家庭中其他长辈引导孩子去读《诗》诵《诗》赋《诗》,并结合《礼》《乐》《书》《易》《春秋》之教,帮助他们完成从言语到性情、德行及日后为人、从政的基本教育。传统中国社会尽管治乱相替且乱世居多,而其基本价值观念始终能够一以贯之,文化根脉能够保持不断,这与中国家庭教育中《诗》教的贯彻不无关系。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     

"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六艺之教”:马一浮《论语》诠释的教化维度

马一浮以“六艺论”自觉挺立了儒学的教化维度。马一浮非常重视《论语》,并将其置于“六艺之教”的观照下以显现“大义”。他认为《论语》处处都体现了“六艺”大旨：《论语》有“问仁”“问政”“问孝”三大问目,其中凡答问仁都是“‘诗’教”义,答问政都是“‘书’教”义,答问孝为“‘礼乐’教”义。又“‘易’教”是“礼乐教”之原,因而“‘礼乐’教”即蕴涵“‘易’教”;“‘春秋’教”是“‘诗’教”“‘书’教”之用,因而“‘诗’教”“‘书’教”中自然有“‘春秋’教”。这一诠释进路的意义在于：一是将《论语》融摄于“六艺之教”,继承并贯彻了儒学“教化”观念,使“六经”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学术视野中依然可以“在场”。二是重新绾合“六经”和《论语》在本源意义上的联系,为“六经”是孔子之教提供了极为有力的佐证。     

孟子与五经

孟子与五经，这里所论述的是指孟子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的关系，从中看出在孟子所处时代五经的面貌和他对五经的贡献。孟子为儒家大师，被后世称为亚圣，对五经是有相当贡献的。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论语》中的乐论

我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积淀了十分深厚的音乐文化.孔子整理的先秦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中<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只可惜今已亡佚.<论语>中有许多关于乐的言论这对我们研究先秦乐文化是弥足珍贵的.孔子对待先人的制度一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意思是说,只阐述古代制度不擅自添加或创作.可见孔子是古代制度(尤其是周代礼仪制度)顽强的捍卫者和继承人.因而<论语>中的乐论,虽多不是正面论述却可谓先秦正统乐制度的代表性言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荀子》与《易·文言》之比较

荀子为传经之儒,他与《诗》、《书》、《礼》、《乐》、《春秋》的关系,经前人与时贤考释,都已略见端倪。然而,他与《周易》的关系仍朴朔迷离,其论《易》、用《易》、阐《易》、传《易》之功,尚未得到彰扬。 荀子,自刘向起就被称为“善为易者”。汪中的《荀卿子通论》和胡元仪的《荀卿别传》在彰显荀子传授《毛诗》、《鲁诗》、《韩诗》、《春秋三传》及《礼》之功后,都曾致力于考证荀子与《周易》的关系,然除重申刘向的结论外,于实证上并无多大进展。     

“春王正月”与“贵微重始”——兼论后儒对《春秋》文本的哲学阐释

汉儒董仲舒等人以为《春秋》"春王正月"具有"贵微重始"之大义,唐孔颖达据此提出"五始""五事"说,是对"重始"的具体阐释。另外,孔颖达"五始"之"礼义"说以为《春秋》有礼学思想。宋儒以《易》解释《春秋》,则将孔子以《易》"精微"思想与《春秋》"贵微"说联系起来。后儒解释《春秋》,有将《春秋》与其他经部典籍联系起来进行文本解读的倾向。     

当前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正>书法教育自古有之,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开始即有明确的书法教育记载,如在《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的记录“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其实这里的“书”也就是指书法教育。历朝历代对书法的教育都尤其重视,并且都作为单独的学科去发展。     

《荀子·乐论》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探赜

《荀子·乐论》是集中体现荀子音乐思想特别是其音乐伦理思想的专论.荀子的音乐伦理思想深刻体现了儒家乐教思想,并以其完备的系统性构建起儒家乐教的音乐伦理思想体系架构,其主要包括"乐者乐也"的音乐本质论、"乐尚和正"的音乐审美观、"礼乐统管"的社会综治说、"移风易俗"的音乐教化论、"以道制欲"的艺术修养观.《荀子·乐论》是对先秦时期儒家音乐思想特别是音乐伦理思想的集大成,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音乐伦理思想的主基调,在中国传统音乐伦理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周礼》六艺的内涵及其在教育上的作用

《周礼·地官》言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则六艺乃古代学校教育所设之科目无可置疑。六艺中的礼、乐重在伦理的培养及情意的陶冶,射、御重在体能的训练及技艺的精熟,书、数重在知识的获取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各自的属性虽不同,但彼此相关。六艺的教学特色有三:文事与武备兼具,道德与知识、技艺并重,身心交融、人我互动。六艺教学合乎五育并进的全人教育,可作为我们今日的取法之资。     

“通”论三题

“通”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诸子百家所推崇的“道”,就以“通”为本质。老子说:“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老子》第十五章)庄子则直称“道”为“大通”。(《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大通,犹大道也。道能通生万物,故谓道为大通也。”汉代大儒扬雄在回答何为“道”时说:“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法言·问道》)南朝黄侃在其《论语义疏》中说:“道者,通万物之妙也。”(《卫灵公》疏)道无所不在,故无所不通。“通”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