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集注"与"集解"一样都是经学注释的传统模式,在朱熹之前,卫瓘、孙绰、李充等都著有《论语集注》,朱熹注释《论语》历经《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论孟精义》等多种尝试,最后选定"集注"体例。本文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三十五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     

“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朱熹之历史地位得以树立,学术内涵得以彰显,黄榦最是关键人物。避免门人说法歧出,免于陷入门户之争,成为黄榦一生用心所在。北山一系学人在《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辨析,不论是横向发展抑或是纵向深化,朱学由宋入元,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四书成为学术核心所在。《四书大全》征引其中部分内容,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分析可知,《四书大全》特别留意经文结构分析、文句涵义,北山一系学人于讲论之中厘清文本内涵,体证与诠释并进,尝试在经典诠释当中揭示儒学工夫与境界,确立朱熹学术的价值与方向,提供给了后人诸多的思考成果,值得参考。     

《论语》“子在齐闻《韶》”宋代注释研究

从《论语》注释史来看,关于"子在齐闻《韶》"典故,宋代讨论的热点问题是孔子何以可能固滞的长达三月不知肉味的问题。由此问题出发,程颐认为"三月"是"音"字误,朱熹认为当增"学之"二字。程颐和朱熹之说影响巨大,门人皆附和师说。但是,和程颐同时期的陈祥道反对"学之"之说。"子在齐闻《韶》"伤心说(孔子伤心于《韶》乐至齐而三月不知肉味)在宋代并未绝响,郑汝谐和蔡节是代表。宋元之际的金履祥对"子在齐闻《韶》"论述最为详尽,附和朱熹之说,认同赞美说(孔子陶醉于《韶》乐之美而三月不知肉味)。     

论陆王心学中可能诱发“异端”思想的因素

朱熹曾严厉指责“陆氏之学”“断然是异端 ,断然是曲学 ,断然非圣人之道” (《朱子语类》卷二十七 )。在晚明 ,一些程朱派学者也曾指责王学为“异端”、“异学”。到清初 ,又流行一种王学亡明论。程朱派大儒陆陇其说 :“明之中叶 ,自阳明倡为良知之说……其弊也至于疡轶礼法 ,蔑视伦常 ,天下之人恣睢横肆 ,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 ,不亡于朋党 ,而亡于学术。” (《学术辨》上 ,见《三鱼堂文集》卷二 )何谓“异端”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曾有过一个颇为简括的定义 :“异端 ,非圣人之道 ,而别为…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程敏政的朱、陆“早同晚异”论及其历史意义

在宋明理学史上，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是出了名的，且影响深远。然而，阳明此书中调合朱陆的思想并非无源之水，自有所本。据笔者所见，略早于阳明的程敏政即为其先驱者之一。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明代著名的朱学学者。他自诩为程子后裔，又每以生在朱子之乡为荣，衷心尊崇朱熹，故其一生极意于朱学，自谓：“仆性迂辟，而独喜诵朱子之书，至行坐与俱，寝食几废，窃幸稍窥一二，以自得师云尔。”（《篁墩文集》卷五十五《答汪佥宪书》）在朱学极盛时代，他颇感觉到了时弊，深忧“近世学者类未探朱…     

朱熹《春秋》学考述

宋代大儒朱熹对儒家的许多经典都有精深的研究 ,唯独对《春秋》一经很少作出讲解和阐发。他虽然不敢否定《春秋》的经典地位 ,但他反对“一字褒贬”说 ,反对以“例”说春秋 ,对三传以及历代经师的解经表示出了强烈的怀疑 ;同时 ,对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程颐与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提出了批评。他的客观求实的态度 ,在当时的儒者中独树一帜 ,他对《春秋》经传的看法 ,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

<正>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极为重视,他常教导学生为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进而指出:"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朱熹,2002年,第十四册,第433页)他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内涵丰富而思想深刻,是他运用先秦儒家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分析和探讨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质的全面总结。经过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这一原本只是普通政治道德的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     

民国时期白寿彝的朱熹易学研究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易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朱熹易学文献的考辨,对程、朱易学差异的论述,对朱熹《周易本义》与《河图》、《洛书》关系的分析,对朱熹《周易本义》基本观念的阐发,以及对朱熹易学贡献的概括,都具有相当的学术分量。而且从今天的朱熹易学研究来看,他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对于问题的研究和所提出的观点,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庸”是做出抉择

正"中庸"不是折中,不是中立,不是首鼠两端,也不是"既要、又要"式的全面,而是做出抉择。"中庸"之"庸",通"用",中庸即"中用",也就是"用中"。"中庸"是在"两端"之间,做出最优的抉择。《中庸》里"择乎中庸"之语,一个"择"字,道出其义。因此,"中庸"是"用"的,用于抉择——有判断、有衡量,有取舍、有决断。什么是"中"呢?程颐以"不偏"释"中",偏矣;朱熹以"不偏不倚"释"中"(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更偏。     

王懋竑《家礼》辨伪的逻辑进路与思想意义

《家礼》是否为朱熹所作,是元明以来儒者聚讼纷纭的学术公案。清儒王懋竑以精于朱学著称,撰作《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诸篇以证《家礼》非朱熹之书,在清代学术史、朱子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近百年来,学者虽多反驳王懋竑之说,却对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缺乏完整清晰的了解。王懋竑辨伪《家礼》的逻辑进路包括征于古今礼书、验诸人情风俗、考之朱熹行年等三方面。王懋竑将相关史料置于具体时空背景下进行考辨,对还原朱熹礼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齐东野人”正解

《孟子》一书中有“齐东野人”一语,宋代以来,不少学者把“齐东”解为齐国以东,把“野人”解为无知的野蛮人。如朱熹《四书章句·孟子集注》说:“齐东,齐国之东鄙也”。王献唐先生《山东古国考》说:“孟子说的‘齐东野人之语’大抵是指的莱国和他以东地带”,处在“氏族部落残余状态”的“化外区域”的人民。也有学者把“野人”说成是     

杜预“经承旧史”说探析

"经承旧史"是杜预《春秋》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孔子据鲁史记修成《春秋》,旧史遗文实为《春秋》主体。此与汉儒极力倡导"孔子作《春秋》立素王,为后世立法"的论调截然不同。在史料来源上,杜氏认为《春秋》专据策书,而《左传》兼取简牍,在记事上两者构成解释关系,但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杜氏新说的形成与魏晋学术的新发展,尤其是史学化的倾向关系紧密。     

“道不远人”

正《中庸》里有这么一句话:"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对这一句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作出如此解释:"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孔子指出,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其实     

程敏政“和会朱、陆”思想及其影响

“朱、陆异同”问题的争论是宋明学术史上的重头戏。“鹅湖之会” 开了和会朱、陆的先河。在和会朱、陆历程中,徽州学者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郑玉认为朱、陆之学各有优劣,应取长补短;赵访认为朱、陆思想“合并于暮岁”;程敏政提出朱、陆“早异晚同”说,并著《道一编》论证之,其思想影响王阳明及其后学,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程敏政关于朱、陆“早异晚同”的思想,在和会朱、陆历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引导学术走向的作用,但朱、陆“晚同”思想并不符合朱子晚年思想实际,表现出程敏政援朱入陆的思想倾向。     

儒家官方话语权地位确立之先声:孟子论“孔子作《春秋》”

在《春秋》学史上,因汉儒董仲舒凭《春秋》经争取到了官方哲学的地位,并从而带动整个儒学成为官方学术,影响深远。然而,推本溯源,孟子论《春秋》正是儒家官方话语权地位确立之先声。是孟子首论孔子作《春秋》,并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寥寥数语,将《春秋》经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使《春秋》在后世成为官方学术代表,而且使其成为治世利器。     

“宋学”的历史考察与学术分疏

"宋学"的理解在学界有很大差别。本文试图将"宋学"的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回到"宋学"命名、定义、研究的元明清学者是如何看待"宋学"的;另一方面还联系到宋代文化的背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考察宋代学者是如何标榜自己的学术形态、学术宗旨。由于宋学思潮中的不同学派学者均在强调自己的学术是一种"明体达用之学"、"义理之学",以解决现实的人心世道、经邦治国的文化功能意义,故而"宋学"的外延应该包括整个宋代的不同学派和学者。     

象山心学视野下的九卦之序——兼与张勇先生商榷

宋代理学的易学维度,是中国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陆九渊虽然没有像程颐、朱熹那样系统地注释《周易》,但对九卦说的重视程度实远胜程、朱。陆九渊赋予了九卦丰富的心学内涵,而其中的某些内容与康德的实践哲学亦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陆九渊对于九卦之序的心学诠解,是其道德哲学的缩影。     

《春秋》“借事明义”说辨析:《公羊传》的传统与宋代理学的新诠

“借事明义”是《春秋公羊传》诠释《春秋》经义的基本方法.这一方法由董仲舒点明,经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推阐,而成为贯通《公羊》学“三科九旨”诸说与《春秋》经文的无形脉络.宋代理学化的经学家在注解《春秋》时也自称运用“借事明义”之方,其代表程颐、胡安国以“穷理”统摄《春秋》经解的一切方法,将“借事明义”等同于“格物穷理”,...     

“空中楼阁”与“天挺人豪”——程朱眼中的邵雍

邵雍是宋代最重要的理学家之一,然而其人其学却饱受争议,其中程朱的评价最为全面系统。程朱对邵雍的评价大致从数与理、知与行、恭与玩、纯与杂等四个方面展开。在数理关系方面,二程对邵雍易数持轻蔑的态度,甚至拒绝与之进行易数上的交流;朱熹没有一味排斥邵雍易数,他所否定的主要是邵雍重数轻理的总体倾向,否定的理由也更具思辨色彩。在知行关系方面,二程认为邵雍其学没有可行性,朱熹则认为其识见太高以至于不肯把实践的功夫做到尽处。程朱批评邵雍玩世不恭的一面,二程指的是性格方面,认为这种"不恭"往往显得"无端",朱熹认为这是由知行脱节导致的,并发现其不恭中有恭,不规矩中有规矩。程朱批评邵雍不符合儒学正宗,二程觉得他"淳一不杂",对他的批评主要在于偏而非杂;朱熹批评其人其学杂有释道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