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20世纪诞生了一些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也有人认为他是最重要的。他是否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呢?哲学家们对此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维特根斯坦离我们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上所具有的地位,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与开拓——《中国哲学史》杂志与近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

正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杂志的历史,张岱年先生讲,"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各地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太原开会,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学会。会后,许多同志建议创办一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专门刊物。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创刊了。这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的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中国哲学史研究》1980年创刊,1990年因故停刊,共发刊37期。1992年,中国哲学史学会重新创办《中国哲学史》杂志,至2017年第4期止,已发行100期。《中国哲学史研究》和     

对于《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一文的答复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本质的分歧在哪里?

本刊上期学术评论栏发表了东方明所写《哲学史工作中的一种极有害的方法》,其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李景春《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续一)一书。发表后,我们接到了李景春的反批评的文章,作者要求东方明答复,并要求尽速予以发表。我们将这篇文章转给了东方明,他立即写了答复。现在把李景春反批评文章和东方明的答复,一同发表在这里。我们建议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就这个问题(可不限于《周易》的研究),从哲学史方法论上加以讨论;并且希望,通过这一讨论,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上,获得积极的成果。本刊愿意为此提供篇幅。     

应当克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模式——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刍议

1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建设,在我国主要是近十年来的事情。近十年来,我们在搜集整理资料,出版多种教材,开展专题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与迫切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相比,还是很不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应当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丰富性,历史地揭示它的逻辑进程。但是,翻开我们的多种大同小异的教材和著作,就感到它在内容上比较单调和狭窄,存在着一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写法。直线性,就是写理论上的一个接一个的贡献和发展,基本上不     

“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书写:以冯契为例

迄９０年代,中文世界里的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上百种之多。这些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目的著作,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哲学史的认识,同时它们自身也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文本。从诠释学的观点看,“哲学史”实际上是解释者（写哲学史的人）与被解释的对象（哲学史的实际）之间的“视域融合”。哲学史作者所拥有的视域有其自身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把它称为“视界”。我们回顾、评判某一“哲学史”著作,首先就要考察它的视界。在构成视界的那些因素中,有关哲学、哲学史的观念以及相应的方法论是…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

一 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问题,在1957年举行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曾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仍然有提出和讨论的必要。因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实践证明,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方面,问题是很多的。简单地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用科学的态度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与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以及哲学与伦理、哲学与政治密切联系等传统有关。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思想史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哲学史与思想史有些什么联系与区别?如何正确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为了开创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迫切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欢迎广大哲学史、思想史工作者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     

中国现代哲学史读后

有人认为,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这一时期,传统哲学、西洋哲学及新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新哲学”,在其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激烈之程度,变化之迅速以及观点之纷繁,实属罕见。要写好这段哲学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大量     

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

我担任所长,平时跟同志们很少见面。这次胡伟希同志建议我来跟大家见见面,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很好。上星期北大有一个认识论讨论班,他们让我讲一个题目叫做“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今天我就大致讲讲这个题目。我想分四个小题目来谈一谈。 首先要谈一谈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基本目标或基本要求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还是认为我们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主要是考察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思想有一个客观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应该去研究它。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全国各族人民都得到了新生,我们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可以说是十分兴旺发达。美中不足的是对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研究得很不够,它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各民族的哲学史现状,显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不够充实。     

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管窥

中国哲学史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但它的一个部分——中国现代哲学史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在我们的祖国经历了交织着胜利与挫折的悲壮历程以后,人们正在进行严肃的历史反思。这不能不赋予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摆     

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

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探讨了一种有别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研究的形式与方法,并以这样的形式与方法在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学术成果.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考察中"深悟其精义",启发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内容的正确理解,同时,也能够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方法启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哲学问题的角度去关注、总结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建设.     

开展中国哲学史范畴的研究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面临一个如何开创新局面的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哲学史界正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开始注意到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或研究途径。我们认为,这一点很值得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切实地付诸研究工作的实践。 其实,把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研究,即从认识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哲学史,在原则上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思想,不过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它确实是一个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途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建国以来,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是起了影响的。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批评了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提出他自己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在进行的讨论中,我们有些同志主张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另外,有些同志还是坚持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作用

关于历史上的哲学唯心主义评价问题的讨论,对于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去了解历史上各种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也有助于我们真正弄清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为了正确评价历史上哲学唯心主义的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哲学的党性?哲学的党性是否就是阶级性?唯心主义是否就等于反动?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     

关于“普遍性的形式”——与冯友兰先生商榷

本刊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从批评周易研究中把古人现代化开始的。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取得了大体上一致的意见,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却还需要继续展开,有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深入讨论。我们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进行讨论:(一)在哲学史研究中,是否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挂到古人名下以外,还有把古代思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一般地说,把古代思想现代化的认识论根源是什么?(二)怎样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阶级分析和历史主义?本刊上期发表的方克立的文章、本期发表的昭父的文章和冯友兰的《方克立同志和我的分歧》一文,以孔子的研究为侧,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了讨论。我们欢迎一般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也欢迎以孔子或其他哲学家的研究为例来进行讨论的文章。(三)历史、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本期衷尔钜就这个问题对冯友兰提出了批评,冯先生的《对于陈义成同意的问题的一些答复》,也对这个问题进一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希望参加讨论的文章,“有的放矢”,结合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互相批评中,要弄清对方的论点,对准“口径”,避免误解对方的意思和不必要的纠缠。     

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吗?——和世诚同志商榷

世诚同志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一文,我最初在“光明日报”上读到时,就感到不能同意他的意见。现在“哲学研究”把这篇文章加以转载,希望大家讨论,我很赞同这种做法。这是一个重要问题,牵涉到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还牵涉到对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认诚,大家来讨论一下,把它弄清楚,是有必要的。当然,在世诚同志看来,“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是一个早巳彻底解决了的问题,而且为哲学史的事实所证明了的”,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哲学史的事实又证明了什么呢?世诚同志却和我们有很不相同的了解。那     

开端与尚未——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对话中的赫拉克利特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之间的对话关乎思想的历史性。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思想,还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的哲学史,都以赫拉克利特为开端性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之间"为对话提供"中介"。黑格尔从辩证法与哲学史的统一出发,把赫拉克利特规定为哲学的开端,但这一"开端"尚未满足哲学的主体性要求。海德格尔则在赫拉克利特的开端性中看到了另一种"尚未",即我们尚未满足开端的要求。两者之间的差异为我们理解哲学史提供了富有张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