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即物穷理还是择善工夫——王阳明、张履祥的不同解读

朱熹把《大学》"格物"诠释为"即物而穷其理",又认为格物所求的"理"是"合内外之理",是善的,因此,朱熹又把《大学》的"格物"与《中庸》的"择善"联系起来,讲"致知格物便是择善"。阳明将朱熹的"格物"误解为向外求物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并把"格物"诠释为"格心",讲"为善去恶是格物"。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不赞同阳明把"格物"诠释为"格心",强调以《中庸》"择善"通《大学》"格物"之义,讲"择善即格物之谓",反对阳明"为善去恶是格物",而且还把朱熹"即物而穷其理"的"理"解读为"当然之理",不仅还原朱熹"格物"之本义,以克服阳明的误读,而且对于今天重新解读朱熹的"格物",具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刘宗周对《大学》的解释中,"格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文本与哲学立场两方面来梳理刘宗周的格物思想。在文本层面上,受王艮的影响,刘宗周通过万物一体的思想将"格物"与"物有本末"贯通起来,认为"格物"之物就是"物有本末"之物。通过本末之辨,将格物限制在"修身"的范围内,反对泛求物理。在哲学层面,刘宗周将"格物"之物解释为"良知之真条理"、至善、独体、意根、"无物之物",认为"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完全将"物"内化。同时,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偏内遗外"倾向,刘宗周通过"理一分殊"、"体用一原"的方式,阐明了内在的道德本体(物)与外在的道德活动(身、家、国、天下)的关系。     

朱泽论“朱子格物之学心理合一”——从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角度看

清代朱子学家朱泽沄针对明以来不少学者强调朱熹以道问学为主、以穷理为主、以格外物为主,而与陆王以尊德性为主、以涵养为主、以格内心为主相区别,提出批评,认为在朱熹那里,不仅尊德性与道问学、涵养与穷理、格外物与格内心相互贯通、互为补充,而且在这一格局中以尊德性为主、以涵养为主、格物"只在天命、人心之本然处用功",而高于陆王。就朱熹的"格物"而言,朱泽沄对王阳明斥之为"析心与理而为二"提出批评,认为朱熹的"格物",有根原、有充塞、有归宿,讲的是"心理合一"。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罗近溪的"格物"说--从"格物"之悟谈起

本文从罗近溪早年的"格物"之悟出发,详细考察了罗近溪"格物"说的具体内涵,认为罗近溪的"格物"说奠基在他的"大学"说和"知止"说之上,一方面阐扬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另一方面规定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道德--政治实践活动的先后程序.罗近溪的"格物"说构成他解读<大学>和儒家经典的基本视角,在儒家经典诠释学和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论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旨

长期来,人们对朱熹的格物之说的研究多局限在认识论形式方面,对其中所包含的本体论内容少有涉及,故常常将其与以增加知识为目的的“穷物理”的方法相混同,从而导致从冯友兰到牟宗三对朱熹的修养学说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严重误解。本文试图由“张荫麟问题”入手,对朱熹的格物之说重新清理,论证格物之“物”主要指人伦日用之“事”,致知之“知”主要指对生命意义的领悟和对儒家价值的认同;而格物致知的本体论意义在于：根据社会生活之常道去发现并消除自然生存现象对人的社会本性的遮蔽,以实现某种不同于佛老的儒家式的本真生存。由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朱熹的整个修养学体系,并有益于澄清各种误解。     

王阳明修身工夫论的路径与特色

王阳明工夫论与儒家修身传统关系密切。他将朱子"察之于念虑之微"工夫标举为"根本工夫",由朱子之"独知"而直接转化出"良知",借此扭转了朱子学外骛之弊,格物工夫遂聚焦于"格念头",格物者的生命成了修炼的对象;他提出的"致良知"跟陆象山"先立乎其大"工夫本体一齐点出,均有简明直截、鞭辟入里的风格,但"致良知"三字,不犯典要、不落格套,"先立乎其大"则有落入典要之嫌疑,在立志改过工夫论说上,象山"念虑之正不正,在顷刻之间"说与阳明"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说虽"差之毫厘",但却意义重大,前者坐实了刘蕺山"知是知非"落入后手之批评,后者则可从现象学"内意识"角度得到有力辩护;而在成圣这一修身目标上,阳明的圣人图像与宋儒相比则发生了"上提下拉"的变动:"上提"系指圣人图像中"无"的一面得到充分彰显,明道所营造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无滞、无着、无执、无染的面向至此已天机尽泄;"下拉"系指阳明圣人观中的平民化趋势,个个心中有仲尼,见满街人都是圣人诸如此类之说法遂不胫而走。     

心学的肇始——张九成的哲学逻辑结构

张九成以心为逻辑起点,通过以心释天将主体心上升至宇宙本体的地位,并将万物看作我心外化的结果。在处理心、理关系上,虽然有心、理二分之嫌,但旋即通过"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观点表达了物理、心理实为一理的思想。最后通过正心和涵养未发的工夫论实现了从形而下之物理向形而上之本体心的回归,实现了下学上达、物我内外、本体工夫的圆融一致,从而建构了一个"心—气—物—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张九成第一次明确将主体心提升至本体的高度,以之作为其哲学最高范畴,围绕"心"对心与物、心与理、心与性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之创立应始于张九成。     

邵雍:从物理之学到性命之学

对于北宋道学五子之一的邵雍,研究者一般将其“象数学”体系视为推演宇宙万物周期发展过程的“物理”之学,对其“性命”之学关注不够。本文集中探讨邵雍《皇极经世》和《击壤集》的“性命学”体系,认为邵雍走的是以天道推论人道、以先天推论后天、以物理推论性命的路子,其性命学是他“心学”的核心部分,依“性──心──身──物”作逻辑展开,以“圣人之心”、“神明之性”为本性,以先天象数为心法。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道家的宇宙精神被邵雍巧妙地贯通在“易”理之中。他的身上既有道家的坦夷旷达,又有儒家的中庸仁和,达到了一种“天理真乐”的生命境界。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尚书》格心思想在朱子学中的逻辑演进

格心思想本出《尚书》,儒家为论证王道政治且制约君权而将其纳入政治哲学,却因忽略由孟子开辟的心性哲学这一思想源流而缺乏理论证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接受格心思想的传统释义,却又在"性即理"的命题中以新义赋之。以陈澔为代表的朱子后学自觉接续朱说,通过引入礼学思想重新阐释格心之论,在完成将"理"落实于"礼"的同时,又回归到《尚书》本义,从而为格心学说既提供思想依据,又强调其政治实践的特性。还因陈澔阐发朱子学格心思想中"正己"的内容而丰富了朱子学思想体系,至其《礼记集说》立于学官而始对士林产生重要影响。     

程朱的“格物说”与明清的实测之学

程朱的“格物说”具有道德论和认识论、人文道德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双重意义。正因为它具有科学理性精神,所以不仅从人生价值取向上把明清大批士人从单纯的自身道德修养转向对外在世界及其“物理”的探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为明清古典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随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实学思潮的高涨,程朱的“格物说”在内容上吸收了“西学”成分,在格物方法上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和注重实验的实测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只是借助于西方科学,同时也可以从程朱“格物说”中寻找到它的内在根据。     

张九成对《大学》致知格物的心学诠释

自朱熹将《大学》结构分为经传两部分,并为"格物致知"补传,由格物至平天下的八条目便逐渐成为对《大学》修养次第的通行解读。张九成作为理学向心学转化阶段的重要思想家,以本心天理作为构架自身思想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基础。他对《大学》八条目的结构分析和思想解读颇具特点,由致知、格物、知至到治国、平天下共九个条目,均统摄于"致知"之下。"致知"作为《大学》修养工夫的核心,其意涵是体认本心之理并将其推至到事事物物。张九成对致知格物的解读,可以看到他上承道南学派、下启陆王心学的时代特点。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从“不诚无物”看儒家的物观

与西方哲学人、物二元对立的架构不同,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对物的探讨始终强调人的在场性和人、物的一体性。《中庸》以诚观物代表了儒家的观物之法,此种视域下的物既有本体论根基,又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价值关联。《中庸》这一端绪为朱熹和王阳明所继承、发展,但二人的理论旨趣又各有侧重。以"不诚无物"为切入点,联系宋明理学来讨论儒家物观,可揭示儒家世界观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线索,同时为解决现代人、物矛盾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孔子的“格物”说?——基于楚简《民之父母》的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楚简《民之父母》中孔子"五至"说的内在理路,并进而考察其在先秦儒学史中的理论定位。理解孔子"五至"说的关键在于"志"字,本文据《左传》"六志"将其理解为好恶喜怒哀乐。"五至"的基本理路是,物至于心,则好恶喜怒哀乐之志感物而动,志待习礼、以礼为节制而后定,以礼节之之志最终发为与民同其乐、哀之情。这种由以礼定志而养成的仁心推扩于民、与民同乐同哀既是恕道的表现,也是为民父母的君子爱人之仁的表现。孔子的"五至"说以如何节制君子的好恶喜怒哀乐为基本问题意识,而强调了礼之于节情、修身乃至治人的重要性,其思想可以理解为《大学》"格物"说的源头。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王艮"淮南格物"论概念系统的再疏释--并论其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王艮"淮南格物"说源于对<大学>文本的独特自解,由此而使其学说体系与阳明分途而行,并借之确立了泰州学派特有的理论旨向.虽然学界也曾尝试对之做过一些解释,但因对这一论说实际存在的复杂性缺乏估计,未曾涉入对其概念布局、概念间纠缠关系等的切实了解,以至也难以掌握其内在运行的规则与特点等.本文即以这一念虑为基本的出发点,对作为淮南格物论重要支点的其中四组概念做了细致分析,以望能借此重构出淮南格物论的一个深度理解模式,及重新追踪王艮在塑型这一理论模式时的真实思路.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