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圣学者莫不曰”——“颜子没而圣学亡”的思想效应

"颜子没而圣学亡"是王阳明在道统论上的一句石破天惊之语。此语以其蕴藏的丰富内涵,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效应。陆象山关于颜子的类似论述与阳明此言一起,在中晚明被视为共同讨论的对象,但二者的实质其实有所不同;而湛甘泉作为接受者,对此语的理解却与阳明弟子王龙溪大相径庭;规模庞大的反阳明学者从道统序列和学说内容两个方面批判了阳明此语。阳明后学对于此语的轻忽,表明他们不再需要通过诉诸道统于颜子这种较为激烈的方式来争取正统了。     

心气兼治:王龙溪对徐渭思想的影响

徐渭的为学路径与阳明学关系密切,尤受王龙溪与季彭山两位阳明后学思想的影响。王龙溪天资颖悟,直超上达,领悟到良知本体的超越性。但使后学相对忽视了使意念纯化,升进至纯粹至善明觉本体的道德实践工夫。龙溪本人懂得身心交关,天人一气,注重道家内丹"治心治气"的工夫实践。由内丹调息工夫为助,悟入本体,并在心气兼治的过程中,贞定住由顿悟捕捉到的"一瞥之慧",稳定一时乍得之景象,将三教之"玄枢"归为一念。徐渭的思想是此通天下一气思想传统的继承。     

王夫之尊“我”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

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既有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一个隐然成形的内在逻辑结构。在存在论层面,王夫之论证了肉身性之"我"在尽孝、尽忠的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道德领域中他激烈地批判历史上诸种"无我"论,要求挺立个体之"我"作为道德承担者与实践者的主体性地位,殷切呼唤豪杰精神,号召个体具有承担"大公至理"的道德担当意识。在认识论及社会历史领域,其尊"我"思想表现为重视"我"的认识能力与认识主体的地位,在"变化日新"的历史过程中对"明日之吾"(即未来之我)充满着期待。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是对阳明心学重视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正面继承与发展,初步体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重视个体精神的思想倾向。     

王龙溪“见在良知”说再析

"见在良知"是王龙溪承袭并发展自阳明而来的良知观的独特表述形式,其义涵在于指示良知的当下缘构和自然流行。因为这一提法与"现成良知"有相当程度上的内涵重合,所以与龙溪同时及之后的学者往往站在"现成"的角度上对"见在良知"说进行批判。本文试图在良知的当下缘构与自然流行意义上予"见在良知"的内涵解释以新的角度,并藉以反观龙溪良知说的本体面相与工夫路径。     

论王学“后三变”中的经典诠释学建构

王学思想"后三变"的发生与阳明经典诠释学体系建构完成有着密切关系。"龙场悟道"让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形成"臆说"图式。而在"良知"思想形成过程中,阳明着力解读《大学》,复《大学》古本,先立"诚意"为诠释核心,后立"致良知"为诠释根本。晚年阳明又将"有、无"范式带入经典诠释之中,使得"经学即心学"命题价值彰显。阳明经典诠释学实为"心学体验诠释学",其终极指向是以生命行动的实践方式见证人能尽性入道的可能。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悠长。     

王艮“乐学”思想探论

王艮继承并发展了阳明的乐学思想,并将之作为其立言宗旨。一方面他上承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以及"常快活便是功夫"的说法,倡导良知本体的自然、活泼、快乐,以及工夫过程之自然、简易之乐。另一方面,他把关注点置于百姓日用之上,通过对安身立本之工夫论的解说,将道德践履与安身相统一,从而使得"乐"之指向不仅包括精神方面的自得、洒落,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生命存在。由于王艮的"乐学"是在"万物一体之仁"观念下的展开,故而其所言之"乐"最后呈现出一种"独乐"与"众乐"的结合状态,即个人得其"自乐"的过程正是众人得其"众乐"的过程。     

论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转轨的“内在理路”——以黄宗羲实学思想为例的说明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形态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范式转换,不仅有对立性、断裂性的一面,亦有关联性、连续性的一面。从后者来看,这就意味着从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转轨有其"内在理路"可寻。作为理学与实学交融(虚实结合)的重要学术典范,黄宗羲实学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了宋明理学向明清实学的连续性发展。从"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论到读经穷理"会众合一"、"一本万殊"的方法论,再到"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的治学观,都反映出梨洲之学试图矫正宋明理学家"读书不多"亦或"多而不求之于心"的空疏之弊,力倡道德修养、读经穷理和治学追求上的"实心"、"实学"、"实功"的基本实学立场。可以说,梨洲之学既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性总结,又是对明清实学的创造性建构,这构成了黄宗羲实学思想特质的一体两面,由此也反映出了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     

“最后之神”的理解难度

"最后之神"问题是海德格尔研究中的一个难点问题。与时下的做法不同,本文并不急于对这一概念进行思想史上的追溯与评价,或将其与不同文化中的宗教观进行比较,而是试图从这个概念本身的理解难度入手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所说。理解的难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海德格尔独特的思想进路与概念术语系统所带来的难度,其次是神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存在史思想整体中的特殊难度,最后是来自事情本身的难度。最终我们将看到,一旦对海德格尔关于最后之神的论述中的难度有所理解,我们自身就来到这一难度面前。因而,最后之神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难度"本身。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

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特质。龙场悟道后,阳明以"心学"为其致学方向。心学也就是身心之学,它是以"心—身"作为整体结构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好善恶恶"之情连结心、身,是促使心体的道德原则落实为身体实践的关键和机括。与此同时,阳明以"有无"论其学问宗旨,这个特性在"不作好恶"与"有无相合"的关系中也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心学里,"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每一层意涵都关联着并指向着有无相合的理想之境。     

王阳明论《大学》“至善”

阳明反对朱子于事事物物上寻求至善、寻求所谓"定理"之说,他针锋相对地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的观点,认为"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在《亲民堂记》《大学问》中,阳明对《大学》三纲领及其关系有系统整体的阐发,提出"至善是明德亲民之极则"的观点,这体现了阳明至善观的深化与发展;阳明生命的最后几年更多地从万物一体、仁体的角度来诠释明德亲民与至善,没有再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这是阳明至善观的一个突破,对此,其不少弟子未能予以充分注意。万物一体、仁体、至善与良知的贯通体现了阳明最后思想之化境。至善根源于天命之性,但其发见处在吾心,至善在心,心外无理,心外无善,至善良知有自我开显的主动性、能动性,这是阳明学富有鼓舞性、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试论董仲舒“无为”思想的四个维度

董仲舒的"无为"思想不能只作来自黄老之学的单向度式概括,其实际包含四个维度:董仲舒在景帝朝任博士时,吸收黄老"无为",寻求儒道整合;景武之际则吸纳诸子"治道"思想,继续完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君臣政治分工模式,并以阴阳学作为理论基础;武帝朝对策时,提出"改制无易道"的思想主张,传承儒家天命观与礼乐制度的因袭和损益之道;针对武帝时代统治阶层奢侈多欲等过度有为情况,提出"调均""致无为"等"无为而治"主张,希冀以"无为"促"善治"。不同时期的"无为"含义变迁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复杂性与整合性,凸显其现实关怀与担当意识。     

“良知即是易”——试论王阳明的易学思想

王阳明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在语录和著述中提到《易》的地方也不多见,但是从阳明的人生经历中,却可以发现《易》对阳明良知思想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居夷处困中体悟易理,在人生抉择上实践易理,并提出了"良知即是易"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阳明论易的梳理,阐明了《易》与阳明致良知之学的内在关联,为深入理解阳明学提供了一个易学的角度。     

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语言何以表现"实在",是哲学、语义学和认知科学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它充斥着悬而未决的问题、谜题和悖论。在论述语言与知识关系的《克拉底鲁》中,柏拉图着重说明语言在认识"实在"中的中介角色和基础性工具地位;作为一种用于分离"存在"的工具,语言有客观上确定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同"实在"同构,并映照"实在"的结构。但在其他地方,柏拉图却基于"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的原则,对语言的价值、意义、真理的本性,及语言与思想、"实在"的一般关系做出不同论述。通过对柏拉图相关对话录及其现代阐释进路的分析可知,与当今分析哲学将语言学哲学作为一门专门化的、应用于语言学的科学哲学来发展的主流思路不同,柏拉图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语言问题,语言研究不能与对稳定"实在"的研究相提并论,尽管他深信词源学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和新说”后朱子工夫思想的发展

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来概括朱子的工夫思想并不十分精准。"中和新说"后,朱子通过引入小学工夫和知行工夫两个理论,厘清了工夫次第问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夫思想。最终,朱子构建起了一套"知之在先,行之在后;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交融共进,敬贯通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的工夫思想体系。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易道与身心修养——以"龙溪"、"近溪"的易学思想为例

阳明后学中的中坚人物“二溪”(王龙溪、罗近溪)论《易》是他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以万物一体论《易》,体现了《易》心学派的共同特点。龙溪以《易》证心,以《易》证良知,承陆象山、杨慈湖、王阳明而来;近溪论《易》重生生之道,多得之于程明道。二溪论易,体现了泰州、龙溪两大阳明支脉的学术特征。“二溪”与易道有关的修养论对文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思想史的影响也同中有异。     

论王阳明“一体之仁”的仁学思想

王阳明逝世前两三年开始竭力强调"万物一体"论,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该命题的全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字。其实,"一体之仁"是阳明学重构万物一体论的核心观念、本体依据。以"一体之仁"为根本旨趣的万物一体论既不同于先秦以来传统的万物一体论,也有别于程颢的由"识仁"而进至"浑然与物同体"的仁者境界说,而是新形态的以仁为本的"仁学一体论"。阳明学万物一体论既是一项本体论论述,也是工夫论命题,更反映了"天下主义"的人文精神。阳明认为,由"一体之仁"的信念出发,有望实现"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的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     

心学视域下的魏校“天根之学”阐微

明中叶经历了理学到心学的转向。江苏昆山的魏校作为重要理学家,其天根之学深受朱子学与阳明学两大系统的思想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培养深沉""切忌漏泄""妙在涵蓄"为特点的"主静求仁"之学,开创出独特的"天根之学"的思想体系。然而,有关魏校思想的研究向来受到忽视。其实,魏校与阳明之间,曾有过一次学术交锋,两者从心体动静的问题入手,显示出心学与理学对"心体"的不同理解。以此为契机,最终魏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根天机,动静弗离"的天根之学。其特点在于把工夫重点放在心体——即天根——未发前的"静存涵养"工夫,指向"喜怒哀乐之未发"状态的回归、静存和体认。"静存涵养"的旨趣在于回归心体(天根),不仅扭转了胡居仁"主一持敬"之学,同时也有别于陈白沙的"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的观点,更重要的是,魏校的天根之学乃是对阳明学"心体常动"良知之观点的一种矫正。     

韩国儒学的“理”概念

韩国儒学主要是在吸收中国朱子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中国儒学的诸多概念范畴也被继承并发展。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理,韩国不同时期的儒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性理学者退溪从能动性的层面强烈主张理的能发、能动以及"理自到"。栗谷则在朱子"理一分殊"的基础上强调气的活动性,提出"理通气局",同时也提出用"理气之妙"来解释理气关系。阳明学者霞谷提出"生理说",认为理具有神妙的生命力,既是生命的主体,又是道德的主体,认为良知与生理为一。实学者茶山全面否定朱子学之理,认为理是"依附之品",气是"自有之物",只有存在气的发展变化,理才会显现;同时他也坚持"实理',强调儒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韩国儒学之"理"概念的发展演变,反映了朝鲜时期社会变革及思想发展的趋势。     

“名教罪人”抑或“启蒙英雄”?——李贽思想的重新定位

16世纪晚明心学时代的李贽,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至今一直如此。时人称他"背叛孔孟""名教罪人",近人则以为他是"启蒙英雄",是前近代中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其实,这两种看法都过高估计了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的历史判断。若认为李贽思想作历史定位,则可说其近承王畿、远绍阳明、学主童心、融通三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