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的面具——从《游叙弗伦》看苏格拉底的反讽

《游叙弗伦》讨论的是虔敬,然而,要真正理解虔敬的意义以及虔敬在两位对话人身上的表现,苏格拉底的反讽是关键。何以认定对话中暗含苏格拉底的反讽?除了其中众多不可小视的细节,还可以从二人定义虔敬的整个过程中发现某些意味深长的标记。由于反讽的运用,虔敬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反过来,借着对虔敬的讨论,苏格拉底的反讽也展示了它多层面的意义。     

《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游叙弗伦》恰恰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所做的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对诸神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虔敬与正义

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很多学者把他归为一个无知的宗教狂热者,也把他的伦理学思想界定为一种神意论的,即以神意为道德奠基的立场。本文则认为游叙弗伦在立场上是接近苏格拉底的。虽然他强调神意对于道德生活的重要性,但他始终围绕着"正义"来界定虔敬,这与苏格拉底的立场是一致的。     

从《游叙弗伦》看苏格拉底的敬神

由苏格拉底之死而引发的苏格拉底敬神之探讨,迄今为止仍为许多研究者孜孜以求。文章试图以柏拉图这篇专门探讨敬神主题的对话《游叙弗伦》为切入点,来考察苏格拉底的敬神。前三节逐一分析该篇对话所探讨的关于敬神的三种定义:1.敬神即做神所做;2.凡神所喜即敬神;3.敬神即在于侍奉神。一则考察习俗敬神观的根据,以及游叙弗伦对这种敬神观的立场,二则从苏格拉底对游叙弗伦的回应来看苏格拉底对这种习俗敬神观的态度。最后一节试图考察苏格拉底自身的敬神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与其作为哲人的智慧之间的内在关联。     

论无产阶级的反讽

这个专栏的意图在于,通过几位作者、译者的努力,提醒人们对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关系的重思,对古典反讽、浪漫反讽和马克思的反讽异同关系的重思。这个问题在国内学界很不受重视,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不成熟的表现,把浪漫主义视为负面的、招致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东西。维塞尔在《马克思、浪漫派的反讽、无产阶级》一书中力图纠正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传统看法,陈开华特意节译了该书第五章,以凸现“反讽”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我也提供了小文一篇,力图阐明马克思试图扼制虚无主义时从浪漫主义处寻求的思想资源,并在告别了意识内在性之后仍保留和改造了另一种内在性:价值内在性;而它与浪漫派的反讽存在密切关系。罗晓颖的论文则针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了理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而对苏格拉底反讽广泛涉猎的事实,以《游叙弗伦》篇为例对苏格拉底的反讽作出自己的分析,这对理解马克思的反讽,理解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的关系与区别,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很值得阅读。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

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