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与中国佛教——评《中国唯识宗通史》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观念,认为唯识学由于思想精深、论证繁琐,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唐代以后终成绝学,因此唯识学在汉传佛教中的影响不大。在近代的唯识学复兴运动中,以唯识学来反思、批判汉传佛教的思想也非常流行,似乎汉     

论近现代唯识学系佛学思想的中国意蕴

法相唯识学的重昌，乃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重大事件。复兴唯识学的主将杨文会、欧阳渐、吕等人，其本意在排拒华化而回归于印度佛教，但却事与愿违，其唯识思想还是被儒化，本文对这一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学在中国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为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主要涉及古代汉传唯识思想。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思想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     

试论“增上缘”与“自性”问题

唯识学在大乘佛学中有其独特思维方式。对于法的生成关系,唯识学虽然也采用了佛教传统的“四缘”生诸法的说法,但是唯识学于诸法生起别立“种子”义,“种子”学说应该说是唯识哲学的一大理论特质。“种子”义实质就是承认诸法有其自性存在,虽然这个自性是有内在的刹那灭、果俱有、待众缘、引自果、性决定、恒随转之义,但自性是存在的。这就是唯识学的自性观。与唯识学不同的中观学则主张无自性,故说诸法生时不立种子义。我们知道大乘佛学有两大支:一是唯识学,二是中观学,史称中观学为空宗,称唯识学为有宗。所谓空宗就是无自性宗,所谓有宗就…     

略论唯识学的真如理论

唯识学在对真如的阐释上有其独特意趣，它特别与真常学的真如现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理论上，唯识学与真常学隶属不同的逻辑体系。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佛教界一般又多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使是历代名师，也不免武断，用真常理论来揣测唯识奥义，这是有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根源的。真如是佛教哲学的指向所在，因而对真如如何理解就决定了其是否是佛法和是否是究竟法。唯识学是印度三时圆教，为《解深密经》所印证，所以玄类法师西行大意，就是为了澄明真如的本义，他坚信唯识学为佛法之极谈，这是有其逻辑理由和事实根据的。本文所谈的问题有两…     

玄奘、清辩、陈那——从“简别立宗”谈起北大核心CSSCI

玄奘"西行取经",在印度那烂陀寺等地广学佛法、造诣非凡,最后在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提出了无人能驳的三支论式,盛名响彻印度,后世称为"唯识比量"或"真唯识量"。本文通过分析"唯识比量"中的关键要素——"简别立宗"这一特殊的因明规则,及其与中观派论师清辩之"掌珍比量"的关系,以佛教新因明奠基人陈那的论辩逻辑为桥梁,明晰玄奘对清辩的学理传承这一重要的思想关系,考察因明学说在瑜伽行派与中观派之"有"、"空"论证中的作用与意义等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     

玄奘、清辩、陈那——从“简别立宗”谈起

玄奘"西行取经",在印度那烂陀寺等地广学佛法、造诣非凡,最后在曲女城辩论大会上提出了无人能驳的三支论式,盛名响彻印度,后世称为"唯识比量"或"真唯识量"。本文通过分析"唯识比量"中的关键要素——"简别立宗"这一特殊的因明规则,及其与中观派论师清辩之"掌珍比量"的关系,以佛教新因明奠基人陈那的论辩逻辑为桥梁,明晰玄奘对清辩的学理传承这一重要的思想关系,考察因明学说在瑜伽行派与中观派之"有"、"空"论证中的作用与意义等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     

法舫法师的唯识哲学观与民国佛教的理性调适

法舫法师是太虚法师最为重要的弟子之一,他力图会通唯识学与现代哲学,不仅对唯识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都有着系统而独特的阐发,而且围绕"可能性"等热门哲学问题,在唯识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存在物之存在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和社会或文化如何可能等问题,从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唯识哲学体系。与太虚法师的"应用佛学"相比,他的唯识学更具现代学术意识,折射出民国三四十年代,唯识学的理性化、学术化趋向以及此期流行的哲学思潮对佛教界的影响。     

永明延寿的因明现量论解析

以现量和比量为基本认知方式的因明学是佛教独特的认识论系统,但是因明学并没有发展如西方那样追求绝对客观知识的认识论,而是发展起了以破解异说和悟道解脱为宗旨的量论,特别是因明现量论,融合了直观认知和圣谛现观的双重功能。但是,从汉传佛教的传统看,现量的解脱道意蕴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多数学者把因明学作为一种纯粹逻辑来解读。中国陈隋之际的永明延寿以"一心万法"的基本理路,发掘了因明现量的出世内涵,成为汉传佛教因明学中的一朵奇葩。     

从“现象因果”到“体用不二”——对熊十力唯识学“四缘论”创造性诠释之辨析

<正>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体系脱胎于佛教唯识学。对熊十力思想演进历程及其新唯识论相关著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唯识学"四缘论"尤其是"因缘论"的创造性诠释,是他走出唯识学、建构其独特理论体系的关键。学术界对于熊十力新唯识论与传统唯识学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列,但尚无从其体     

因明在近代的复苏与弘扬

一、因明随唯识重光如果说因明学在唐代是与唯识学的兴衰沉浮休戚相关的话,那么在近代,因明也是随着唯识学的复苏而复苏,随着唯识学的弘扬而得以弘扬。从明末到清代中期的二百多年间,汉传因明成为绝学。直到晚清,中国传统佛教的复兴与转换才给因明的复苏带来一声春雷。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传统宗法社会日趋崩解。在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之下,传统的宗法统治思想也日趋衰落。传统中国佛教就在西学的撞击和孔学的衰落所造成的思想饥荒中应运而起。清末民初,佛教各宗普遍复兴,晚清思想界涌现了一批学佛的文化精英。梁…     

略论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

因明学两次传入汉传佛教界,成为"无用"的理论而昙花一现。但在其发祥地印度,却是维护大乘佛教合法存在的护教理论;在10世纪以来的中国藏传佛教界,是各大寺院培养学僧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促使佛教学术登上大学讲坛,也促使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唯识学八识结构及其奥义演绎(上)

唯识学作为佛教难治之学,是佛教义理的充分诠显和经教思想的根本依托。唯识学常被学界视为触及和揭示了哲学上有关认识论的诸多范畴和繁富义深问题的学理。唯识学对佛教内涵所具有的囊括性和表述的精致性,成为其最有待认识的重要方面和特征;因为唯识学常被学界误解为是大乘佛教思想的产物,其实,小乘"阿含部"经典就有隐     

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佛教包含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本文只对汉传佛教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展望。 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中国佛教的主要有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欧美等地区,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地区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佛教研究又各有不同特点,本文侧重的是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 中国佛教富有重视学术文化创新的优良传统,以教内的高僧硕学为代表的传统佛学的探索阐发,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但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研究实始于二…     

论中印佛教戒律学的哲学转型

本文从"戒体"最初含义与印度戒律学哲学特征、"戒体"范畴与中国戒律学的思维方式转型、"戒体"范畴的地位与中国戒律学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戒律学中国化的历程。从印度戒律学向中国戒律学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因果业报戒律学体系向体用戒律学体系的转变。"戒四科"在戒体与戒法、戒行、戒相三者之间建立了本体与作用、功能、属性,本质与现象,知与行的多重关系,由此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学体系。中国哲学的体用思维方式是实现从印度戒律学到中国戒律学转变的理论通道,由此赋予了佛教戒律新的神圣性、权威性和真理性。     

略论唯识无境

“唯识无境”是大乘佛教有宗唯识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唯识无境”这个命题的正确理解,关系到对整个唯识学性质的认识。由于中国佛教的主流是性宗,所以在教内也多数从性宗维度出发,对“唯识无境”作性宗哲学的阐释。至于佛教以外的哲学学术界,对“唯识无境’设几乎都是望文生义。从古至今,对“唯识无境”这个命题的本质规定,给予正确阐释的只有唯识宗几部著作。但是,由于唯识宗的论典深奥,多为直译或直陈命题,即使有用逻辑推论,也是用因明逻辑格式,因明逻辑学本身就十分玄奥,对其理解就很难,更何况用因明逻辑方式所表达的唯…     

唯识之意趣

本文从西洋哲学和宗教概念入手，以古典悉昙学和现代梵文学的知识体系为依托，通过对印度佛教的精要梳理，着重考察“唯识”一词的内在演变以及作为这一演变之来源的佛教定慧修行方法的内在转变，从学理与体验的双重视角，深入探讨和阐释了“唯识学”的核心问题，为在更高层面透视“唯识”本义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路径。     

起信与唯识（上）

在上一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界围绕《大乘起信论》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该论是否符合大乘思想。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等依据唯识学,对《大乘起信论》持批评乃至否定的态度,指出它不仅非印度所出,且根本违背佛教教理１。《起信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堪称中国佛学的根本经典,他们对《起信论》的批判等于否定中国佛教的基础,自然激起了传统佛教界的强烈反对。维护《起信论》者大多视中国化佛教为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是大乘教理最圆满的体现,因此坚决捍卫《起信论》的…     

熊十力与内学院的《新唯识论》之争评议

《新唯识论》问世后即饱受争议,熊十力与内学院诸君曾为此多番辩难。通过回顾双方几次正面交锋的情况,可知熊十力对唯识学的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理解是有意误读,而刘定权对熊十力的批评多为意气之辩,吕澂则意在借批评《新唯识论》抨击整个如来藏佛教宗派,只有王恩洋对《新唯识论》的回应是立足《新唯识论》义理本身而发。实际上,《新唯识论》之争在佛教内部是唯识学与如来藏学之争的延续,而内学院诸君与熊十力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双方儒佛立场的不同。     

新加坡汉传佛教的现代化实践

汉传佛教在新加坡的早期传入,是作为"文明象征"与"权力象征",与移民社会、帮权结构紧密相关;二战前后,随着"人间佛教"在新加坡的传播,其菁英色彩与超越性特点获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随着中国大陆佛教输入的停止,汉传佛教作为"地方性宗教"完全"被嵌挂"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上,"人间佛教"的现代性与资本主义获得场域上的暗合。60年代后,汉传佛教在教育、文化、慈善、社团组织等领域有更大的作为,呈现出"人间佛教"背景下性别意识、菁英色彩与社会行动的结合。百余年的新加坡汉传佛教实践脉络,是汉传佛教逐渐放弃农耕文明的"地方性"向现代文明的"世界性"回归;其实践经验亦充分表明汉传佛教现代转型的困境与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