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诛少正卯”案辨正

"子诛少正卯"可谓儒学史上聚讼纷纭的千古悬案,由于版本较多,彼此相互印证又相互抵牾,究竟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定谳。又由于时代的发展,一些关键词汇的意涵以及一些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化,但学术争论却常常陷入以今度古、以此度彼的惯性思维之中,特别是此案又牵涉政治的观瞻和制度的评价,从而使得学术争论与政治问题相互纠缠,令争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要解开层层谜障,就不能局限于对"子诛少正卯"案做材料堆砌式的静态、平面化、单一性研究,而应该进行有机生成式的动态、历时性、多角度分析。为此,我们有必要以时间为经、以社会为纬,对"子诛少正卯"案进行深度还原,从"叠加生成"的角度,加以还原和探析。通过这种历时性分析,我们发现:孔子诛少正卯为实,而孔子杀少正卯是假。     

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其实是孔子助葬图

历代学者一直以为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所描绘的是《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适周问礼的画面,主旨在于宣扬孔子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其实,"孔子见老子"画像所描绘的是《礼记·曾子问》孔子协助老子"助葬于巷党"的场景,意在表达"巷党"家丧葬礼制规格的严正与宏大。这里的"巷党"就是立于孔子与老子之间的"项橐"。《论语》中的"达巷党"其实就是"大项橐"。     

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说与东亚儒者的诠释

在东亚的"仁"学思想史中,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说是朱子之前的最高峰,是二千年来中日韩各国儒者"仁"学论述之源头活水,极具关键性之地位。自孔门以降,儒家"仁"学义蕴丰富,理路甚多,孔子"克己复礼为仁"这项命题,极具理论之意趣,亦深具思想史之涵义。历代东亚儒者对"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提出深具时空特色之诸般解释,并开发潜藏于其中的哲学问题,揭示了"仁"与"礼"之不可分割性与相互紧张性。中国儒者对孔子"仁"学之新诠,以朱子、杨慈湖、王夫之、戴震最为精彩,尤以朱子释"克"为"胜"、释"己"为"身之私欲",具有指标性之作用。朱子以后的东亚儒者或推衍、或驳斥朱子之说,但都无法跳过朱子的诠释典范。从解释者所依凭的理论背景观之,如果说朱子代表了"理学"的诠释进路,那么杨慈湖、阳明后学诸君子与王夫之可以说是践行了"心学"的诠释进路,而十八世纪戴东原的解释则表征了反宋儒"理"学思潮的兴起。就朝鲜和日本儒者而言,十七世纪日本的荻生徂来与十八世纪朝鲜的丁茶山最称大家。荻生徂来以"纳身于礼"及"以礼制心"解释"克己复礼为仁"说,丁茶山以父子、君臣、夫妇等均尽其分定义"仁",两说虽有所出新,但基本上与清代中国的"礼"学思想相互呼应,可视为东亚近世"实学"思潮在《论语》诠释中的表现。     

朱子有关《论语》“三年无改”章诠释中的义理探究与经世关怀

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常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深入开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承续历史传统,解答现实课题,以回应时代挑战。南宋的学术思想大家朱子,即将其思想创获,融入所编撰之《四书章句集注》,对此后历史,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论语》"三年无改"章,乃孔子对"观人"与"孝行"所作之议论。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究竟为孔子所提出的一条普遍性的孝道原则,还是针对具     

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礼义、情性、大众与名誉——荀子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

荀子对历史人物的审鉴构筑了诸子争鸣中的一大学术景观。拈出其对申徒狄、陈仲、史䲡的审别与衡鉴,可见既有显性评价,又有隐性寓示。荀子的评价与后世存在巨大反差。在荀子看来,申徒狄之行属“行之难为而不贵”,非礼义之中,是倚魁之行,当为天下所弃。从中可推测出荀子对屈原沉江的真实态度。陈仲、史䲡则悖离人之欲恶通情,不中礼义,不合大众,是沽名钓誉的盗名者,尚不如盗货者。荀子对三人贬抑与其传孔子诛少正卯存在一些关联。探赜荀子评判与诠释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可洞察社会思想转折之几。审别与衡鉴之中,贯穿着荀子透辟的时代省察与深刻的人性之思,贯穿着荀子以礼义为中心的人物鉴别衡定标准以及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的处世哲学。     

从“了解”到“评估”——评《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

<正>孔子研究者依据《论语》,大体同意"仁"与"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但二者孰轻孰重?它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答案却见仁见智。众所周知,"仁"和"礼"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大致有三种意见:其一,认为孔子思想中以仁为主,礼只是仁的外在表达。其二,认为孔子思想的中心是礼,仁附庸于礼。其三,认为孔子思想里,仁与礼同等重要,并无主次之分。因此,对孔子思想中"仁"和     

追求的快乐

正柏拉图说:"经过一番劳作,我得到一块面包,足可以让我快乐无边,这是我在追求中得到的快乐。"有一次,孔子带子张去登山,上了山顶,一身疲惫的子张说:"好快乐!登上山顶的感受真好。"孔子坐在地上休息,脸上汗珠直冒,拿着水壶喝口水,看了子张一眼,"上了山顶是好,但我还是觉得上山的过程最快乐。"子张不解地问:"老师,你让我们出来登山,不就是想登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     

儒学的德性进路对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影响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注重通过心性论的方式诠释德性自律,而荀子则从人性恶入手,强调通过礼制的教化作用以化性起伪。儒学的这两种德性进路对两宋时期尊孟派与疑孟派评价管仲、齐桓公产生了重要影响。疑孟派强调"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对人行为的制约作用,充分肯定齐桓公、管仲尊王攘夷的霸业对维护周礼的积极意义,并对王道、霸道进行量化分析,将王道、霸道视作同一性质而不同层次的两种为政方式。尊孟派则极力区分孔子称赞管仲"如其仁"的内涵,在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之功"的同时,从儒学心性论的角度否认管仲之"仁"。疑孟派充分肯定了齐桓公、管仲的霸道,尊孟派则严格区分王道、霸道在性质上之不同,揭示了齐桓公、管仲霸道"假仁以霸"的本质。尊孟派与疑孟派关于评价管仲、齐桓公的分歧,本质上是儒家两种德性进路的分歧。管商功利主义是管仲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再现,儒学德性进路的分歧又形成对管商功利主义评价的分歧。     

质疑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审美意义

"三月不知肉味"是孔子在齐闻《韶》时生活状态的事实陈述,而非孔子闻《韶》时心理状态的外在化表现。孔子在齐闻《韶》前后,生活窘迫,"三月不知肉味"。但他并不以此为苦,在听到令人陶醉的《韶》乐时,仍不禁赞叹:《韶》乐竟然让人感到如此快乐。"三月不知肉味"长期以来被视作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不断被附加和生发出各种新的音乐审美意义,这种认识在其出发点上有违文本原意。     

汉初七十年儒学与社会政治的互动

儒家一贯重视民本,崇尚"先富后教"的治国理路。汉承秦制,再次建立起"大一统"专制政权。汉初七十年间,社会从经济凋敝,经"文景之治"发展到了汉武朝的鼎盛之世,其发展路径与孔子"庶"、"富"、"教"的政治理路正相契合。孔子儒家不尚"空言",力求"见之行事"。汉初诸儒也担当起"明道救世"的历史使命。他们以"富之"、"教之"为职志,因时制宜,切中时弊,引领社会政治走出一条和谐有序的发展路线,对认识今天的社会发展路向颇具启示意义。     

论"学而时习"对孔子哲学的奠基意义——对《论语》首章的尝试性解读

作为整部<论语>开篇的"学而时习",传统注疏都关注于"学"字,而且以"记诵或诵习传统经典"来界定其内容.这一传统诠释路径遮蔽了"学而时习"的真意.其实,"学"作为"觉或悟"、"习"作为"行",从注目于"行"本身的角度,"学而时习"的首要意蕴在于强调了人自身源初行动与对此行动之主体性觉悟的统一:一方面是不间断的行动中的觉悟,一方面是觉悟着的不间断的行动之展开.这一源初状态及其后续展开,具有一种不可诘问的源初肯定性,所以为深沉而内在的"悦";后文朋友相与之外在的乐、一般他者不知的无动于衷(不愠),就是在一种递减的意义上昭示"学而时习"的这一奠基意义.如此,它奠定着整个<论语>哲学或孔子哲学的基石.     

“哀公问孔”的背景及思想史内涵——以《论语》为讨论的中心

文章以《论语》中"哀公问孔"的记载为中心,展开相关思想史线索的论述。首先以《论语》《左传》等文献为依据,复原鲁哀公的基本形象及其与孔子交往的关系,为理解哀公的问题提供相关的背景分析。然后分别展开对"问何为则民服"与"问弟子孰为好学"两个问题的意义及其诠释史的论述:前者侧重于孔子回答所包含的德治理想,以及考察从韩非、朱熹到康有为的不同立场的思想评论;后者则展示相关经典诠释中所呈现的汉、宋两种不同的风格,指出宋学把焦点从哀公转向颜回,同心性之学的兴趣相关联。     

听孔子讲“成人”

正成人者,全人也。或说,是完美无缺的人。世上有"成人"吗?孔子说,当他的弟子子路"问成人",即怎样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时,孔子明确提出了两种方案。其一,是理想化的"成人"。这种成人,集各类优异卓越人物的优势、优点于一身,如,既有"臧武仲之知",又有"公绰之不欲",还有"卞庄子之勇",同时,还不能缺少"冉求之艺"。仅此还不够,还要"文之以礼乐"。如此,"亦可以为成人矣。"(《论     

明代官制道观三台云台观

正云台观位于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安居镇云台山上,为川内第二大道观,也是明代著名的官制道观,又是川内最大的真武道场。云台观建筑群云台观的建筑格局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从玉带桥到三合门的区域,在这里,沿着上山的道路建有多处殿堂、牌楼,属于"序景"部分。第二部分为从三合门到玄天宫的院落围合区域,是云台观的主体,也是充分体现建筑礼制思想的部分。整个院落内殿堂坐北朝南,沿中轴线依次展开,于中线两侧对称设置配殿。云台观各主体建筑均位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进入三合门后依次经过券拱门、青龙白虎殿、灵官殿、降魔殿、朝经阙、藏经楼、香亭、玄天宫等建筑,两侧对称设置有配殿和厢房。     

关于《论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论语》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历史文献。《论语》内部的逻辑主线就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原编《论语》从编纂形式来说,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主线,因此,《论语》有重新编纂的必要。对《论语》首篇首章应该予以重视并正确诠释。根据《论语》的内在逻辑来看,"学而时习之"之"学",就是指"修己"阶段的"学",即少年时期的"发蒙之学",而不能诠释为"学说"之"学"。《论语》中蕴含着若干现代思维与哲学的萌芽,值得认真发掘。当然《论语》作为历史文献,也表现了孔子思想的若干局限性。     

严复的法家观及其政治思想

严复的法家观与其政治思想之间存在关联。严复的法家观,以辛亥革命为界,可分为前期法家观与后期法家观。前期法家观,主要批判法家学说的专制属性;同时又承认法家推动中国社会由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转变的历史功绩。严复的前期法家观,实则孟德斯鸠的"民权""自由"观念以及社会进化论两种西方观念的产物。严复的后期法家观主张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法家,认为法家有救败之用。他对共和政体之于中国国情进行批判反思,寻求法家思想资源以解决现实困境。严复的富强思路依然在法家的富强理论框架之内,具有国家主义倾向;他强调法家学说加强中央集权的学说、强调法家人物的政治能力、强调法家综核名实的法治观念,强调法家之于移风易俗以及惩治贪腐方面的积极功能,核心意识在于政治秩序以及救亡图存。     

请你放轻松

<正>我的美国朋友马特身高2米。我坐在那里,他走过来时,我只感到脑门上有两条大腿直晃。他的手很大,一根手指就像一条胡萝卜,然而,他却能灵巧地使用筷子。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我问:"你是怎么学会用筷子的?""我开始用筷子时,我把筷子抓得紧紧的,结果什么也夹不起来。"马特开心地笑着说,"后来,我就放松一点,食物一下子就夹起来了。"     

韩国近代禅僧诠释华严学的特点——以龙城禅师的佛经翻译为中心

本文联系朝鲜后期佛教教学及译经出版情况,探讨韩国近代禅僧翻译、诠释华严学的特点。朝鲜时代佛教教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华严教学。18世纪《华严经疏钞》的刊行使华严学一度复兴,华严大家辈出。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后期华严教学一直处于"禅教两宗"体制下的禅宗影响中。华严大讲伯都是禅师出身,正是他们主导了朝鲜后期的华严教学。到了近代日本强占时期,华严教学沉滞,佛经的翻译出版无形中延续了华严教学,而此时译经的主体大部分仍是禅僧。实际上,禅师们的修行实践经验对他们理解教学理论是有着很大影响的。禅师们是以禅宗的修行观为基础理解华严学的,具有"以禅释教"倾向。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以禅宗为主的"禅教两宗"体制下,"以禅释教"是朝鲜后期至近代诠释华严学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