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人并立”思想诠说

究天人之际系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永恒母题。荀子的思想大厦亦以其天人论为根基。荀子认为:天道有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制天命而用之,实现人的自我长养,进而通过践行礼义而成为圣贤,在德性人格上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荀子的天人论是天人之分与天人相系的辩证统一,既反对畏天、慕天、错人而思天,又反对天人二分,人定胜天,让天与人的价值皆得以彰显,避免了天与人的互役,形成友好型伙伴关系,可谓之天人并立。荀子在《天论》篇中完成了天人并立思想的逻辑证成,并将其贯穿于性恶论(自然维度)和礼论(文化维度)之中,成为荀子天人论的思想内核。本文通过分析天论、性恶论和礼论中的人学意蕴,让天人并立这一伟大思想显豁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荀子思想有一个更加深刻系统的把握。     

论荀子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

“天人之辨”是先秦时期讨论的重要问题。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将天人关系推向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论文从“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和“天人相参”四个层面分析了荀子的天人之辨中的无神论思想，这四个层面环环相扣，步步递进，呈现出逻辑发展的内在轨迹，从而揭示出荀子天人之辨中无神论思想的深刻内涵。     

王夫之元神论心理学思想浅议

王夫之是明清时期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家庭成长背景、社会生活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有着密切联系。他的无神论心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在自然领域里阐明了他的无神论立场,更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给予有神论有力的打击。王夫之的无神论心理学思想也有其自身的贡献和局限性。     

试论王夫之的“通”论思想

王夫之深刻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通"之精神,并在其"通"论思想的具体展开过程中,表达了重视个体与殊异性等颇具现代性意义的思想内容。在天人关系中,王夫之阐明了天人相通相继但不同的道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他强调以"变通"之精神师法古人智慧,以应对当下社会具体问题;他继承和吸收了张载的"通"观念,在伦理学中强调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以"尽己"和"推己"的方式与他人交往的平等思想,并在人性论中彰显了人性的丰富性及人性与物性相通的内容;在知行问题的阐述过程中,他从"诚明"与"知行"关系层面,深刻揭示了广义的知与行在人之成德、成性过程中所具有的相通性。王夫之的"通"论思想,为我们思考当代社会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智慧提供了新的致思路向。     

从“天人之学”到“内圣外王之道”——论王船山对庄学之哲学重建

王船山《庄子解》是以经典传注为形式、以哲学重建为鹄的的庄学诠释学著作。王船山指出,正如孔子许狂者不忘其初,庄子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持护者。在存在论上,天地万物是气之流行聚散,道是天地运行过程中的几微之力,以天兼道,天为人之源,人为天之心。在价值论上,天有厚生之德,健顺之道,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神"是对"天地之神"的领悟,因此提出"天命我而为人,则固体天以为命"的价值诉求。职是之故,在人生论上,他将《达生》篇"反以相天"解释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并提出人生价值之"立命而相天"与"能移而相天"两大人生归趣,从而挺立起一个既含摄庄子"自由主体"又含摄儒家"价值主体"的人生主体。船山在以《易》《庸》的"参赞"精神诠释《庄子》的同时,也以庄子之因顺自然天道、重视个体存在的"在宥"精神反哺儒家经典在此方面之阙如,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周延、儒道互摄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     

孟子荀子教育思想比较

孟子和苟子分别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教育思想的道德基础。在教育方法上孟子强调由内而外,“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而苟子强调外在的礼义教化,“隆礼”、“尊师”。他们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儒家的“仁政”。     

论荀子的天人观

与诸子普遍强调天人的统一性不同,荀子更注意天与人不一致的侧面。“明于天人之分”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静态分界,更意味着人不同于自然的实践使命。与天之不再具有道德人伦意义相应,和自然之天相连的自然生命,也丧失了天赋善端的可能,成了某种价值论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者,由此而有对后天之“为”与“学”的强调。礼义和人道的内涵,都只有在这种后天的动态追求过程中,才能得到透视。孟子理解的性命之道,具有内倾的,往往局限于精神领域的特点,荀子理解的人道,则突出了人的外在实践性努力,突出了作为社会结构现实的礼乐制度,呈显出相对外倾的性格。荀子这种不同于孟子的展开向度,大大提高了儒学之道对文化结构的涵摄与生成功能。     

王夫之易学中的实有思想与清初务实学风

王夫之治《易》，务实求真，主张非无而有，非虚而实．非妄而真，其批判矛头直指佛老，提出了天地自然皆为实有的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天地自然的本性。王夫之易学中的实有思想与清初务实学风有关，受着明清之际反对虚理，崇尚务实思潮的影响。从哲理或思辨意义上说，他对实有思想研讨之湛深，创获之丰富．超拔于同时代人。     

王夫之对理学概念的无神论诠释

王夫之对宋明理学中的“理”“性”“心”等核心概念进行了无神论的诠释。他认为,“理”是气的属性,“格物致知”不是体认超越的“天理”,而是探索事物的自然规律;人性不是超越的道德实体,而是人类的全部知能,人性形成于人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之中;“心”没有任何神秘色彩,是人的思维器官,心与客观世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王夫之通过疏通宋明理学中神性与知性的纠缠,破除了宋明理学形而上学的神话,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的不足,有助于促进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和建立。     

荀子礼学思想简论

在早期儒家哲学家中,荀子以礼学见长。荀氏之礼学,义精蕴奥,广博多方,引人注目。本文试从多个视角勾勒其理论内涵:荀子以礼为人类社会之根本,以天人同理主据天地自然而证礼,是为礼学之本体根源论;荀子言欲求天然,由养欲节求、欲物相长而论礼之缘起。将礼以人文之原则、文饰之技巧溶情感于理智、汇政治理性入民俗仪式,是为礼学之人本文化论;苟子由群论分,以礼明分使群,自异求同,从别索齐,隆礼至法,引法入礼,将制礼者、释礼者、执礼者归结于圣主君王,是为礼学之社会政治论。     

论《易传》的天人学说

《易传》非一人一时所作,因此其“天”“人”概念的意涵不一;即便是出自一人之口或一人之手的篇目,由于语境等方面的原因,其含义也不是单一的.《易传》对天与人、天道与人道有明确的划界,“天人之分”是其天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地合德”的“天人合一”说,是《易传》所预设的一种理想的天人境界.     

王夫之“文明史观”探论

十七世纪的中国哲学家王夫之已经有了初步的现代文明史观。他的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文明”概念,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学的基本要素,即具有文化发展的进步意义、制度文明等内容,而且特别阐发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王夫之的文明史观中,制度文明的观念十分清晰。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郡县制自身所具有的文明意义,以及郡县制对于维护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而郡县制的文明特质在于三大要素,即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华夷之别。由于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他特别重视文野之分意义上的“华夷之别”,体现了王夫之文明史观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文质论视域下的大同与小康——以王夫之为中心

面对《礼运》中大同与小康关系的内在紧张,学者们多采取非此即彼的方式进行取舍,而难以将二者的历史性与价值性统合起来。王夫之则在宋人的基础上,利用文质论的两种构造,将大同与小康的关系分为历史状态与政治法度两种层面。这一做法不仅在最大程度上弥合了大同与小康的差异,还将二者分别代表的“礼之质”与“礼之文”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社会理想——大顺,并以“仁”代“礼”成为新法度的核心。     

天人和谐思想对创造良好生态环境的现代价值

面对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人类不得不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方面,被公认为人类文明之杰出成果的老子《道德经》,毫无疑问可以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有价值的、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     

论荀子天人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原因

荀子的自然天道观在汉代知音难求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汉代的科技仍不发达,无力对天人关系做出正确的认识。第二,认为天有人格意志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历史惯性"遮蔽了荀子的自然天道。第三,在专制权力日益巩固的汉代,士人没有足够的现实权力制衡世俗权力,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宣扬天道权威,促使世俗权力特别是专制皇权信仰天道、敬畏天道,进而形成弃恶从善、改善民生的心理机制,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解构了人们的形上信仰,不利于汉代士人上述政治目标的建立,故遭士人集团的抛弃。第四,汉代士人强化的天道权威被统治集团所利用,把其转化为麻痹民众、改善民风、稳定政权的统治工具,而荀子的自然天道观与统治集团的这一企图不相符合。     

论王夫之的“成德之学”

本文从王夫之与理学程朱派“成德之学”的比较中 ,突出王夫之“成德之学”依据现实的具体人性 ,采取“习与性成”的“性之德”的经验途径与方法 ,养成人的现实德性和人格 ,从而与理学程朱派的“成德之学”依据超越的本体心性 ,采取通过经验知识积累以激发先验本性的途径和方法 ,最终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相区别。王夫之实现了中国传统“成德之学”从超验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换。     

从“本一”到“合一”:重思王夫之的天人关系论

通过阐释张载的本一论与合一论,王船山辩证地考察了天人之间的分合异同关系,其论析蕴含着未分-分-合的时间维度和逻辑环节,包含有事实与价值、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等不同识度,体现出船山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和既以人合天又以天合人的中道思维。他所区分出的天之天、人之天、物之天等既新颖别致又意涵丰富。他提出要“以天为宗,以人为归”、“化天之天为人之天”,从中或可看出其综合理学三大派的努力和特点。     

“天人相分”观与荀子正义思想的误区

荀子的正义观与其天道观的关系很少受到学界重视,而高度评价他的天道观以其"天人相分"的无神论打破上天权威。但无神论的天道观恰是造成荀子正义观缺乏超验维度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在打破天神权威的同时供奉起人神权威,在抨击"信神的奴役制"的同时又鼓吹"信仰的奴役制"。当虚拟的超验信仰缺失之后,社会正义便丧失了价值独立的坐标意义,于是荀子的正义思想便落入"权威正义"的误区。他以帝王、圣人、师父、礼制、名分世俗的权威作为正义的标杆,鼓吹"隆礼""隆一""隆圣""隆君",构筑了一个无神的权威迷信体系,并以"言隆以为极"的极化思维大力神化圣人、美化君主、鼓吹尊卑、推崇人治、凝固真理,对后世的帝王专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取代论”及其对梵以关系的影响

由于梵蒂冈和以色列都兼具宗教实体和政治实体的性质,使得宗教在这两个国家的交往中,特别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对具有明显宗教属性的“取代论”不同类型的分析,认为“惩罚性取代论”和“温和的取代论”是影响梵以关系的主要因素。“惩罚性取代论”在梵二会议之前对梵蒂冈和以色列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梵二会议之后,“惩罚性取代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与“温和的取代论”一起影响了两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