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演变

<正> 两汉之际阴阳五行说和谶纬说的流行,是汉代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特殊现象。汉代的阴阳五行说肇始于董仲舒,至西汉后期而盛行,大讲灾异,推演比附,以至皇帝下诏、大臣的更换、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攻击都要引用阴阳灾异。成、哀以后,由于社会局面动荡,险象丛生,图谶之说又大肆传播,王莽篡汉,即利用这种妖妄邪说作欺世惑众的工具。至东汉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即被视为“国宪”,敢于表示不信者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阴阳五行说和图谶说实际上都是为神化皇权统治而制造出来的,打的是“尊经”、“崇圣”的旗号,但它们与原始儒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相对立,也是思想史上的一股浊流。面对汹汹浊     

纬书形成问题和纬书思想研究的动向

<正> 一、谶纬思想的流行和纬书的形成所谓“谶纬思想”,有广、狭二义。从狭义来说,是指自前汉到后汉所流行、形成的纬书思想,而作为这种思想的根干的是阴阳五行思想、灾异祥瑞思想、星宿预征思想、神仙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对汉代社会的变迁以极大的影响,而且曾风靡于思想界,构成汉代思想的特色。这些思想中所共同的东西是带有神秘、呪术色彩的成分,因而常受到站在富有理性主义的儒家思想立场的批判,往往被人们忽视;然而要研究汉代的思想,对它是不应当忽视的,因为构成汉代思想特色的正是纬书思想。     

西汉经学阴阳灾异思想探源

儒家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发生了学术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在此背景下,儒生们纷纷结合经典来谈论灾异问题,创立了诸如《春秋》公羊灾异说、《易》阴阳灾异论、《齐诗》"四始五际"说、《洪范五行》灾异论等多种形态的经学阴阳灾异思想。这些新思想并不符合孔门一贯的宗旨,与汉初诸儒坚守的儒学传统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它们一经系统地提出,却很快赢得了儒学团体内部乃至帝国官僚系统的共同承认,并长期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灾异思想悠久而丰富的理论来源、西汉政权合法性论证的需要、儒生们对君权膨胀的警惕、元成以后相对自由与宽松的学术政治氛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知识体系的"科学性"与强大解释力等,共同构成了西汉经学灾异思潮倾动一时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契机。     

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桓谭易学思想初探

汉代桓谭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 也是易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关于易学本身的一些具体问题,桓谭曾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易学思想是与其对道家黄老之说的吸收、借鉴密不可分的,并凸显出汉代道家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轨迹, 在中国易学史、思想文化史上意义重大。他对 《周易》的宗教巫术形式持否定态度, 对与此密切相联的谶纬神学以及天人感应、灾异谴告之说多予批判。他本于 《周易》, 生发了深广的忧患意识, 同时继承、发挥《易传》的太和、中正思想, 热切追求社会和谐乃至天人之间的整体和谐, 从而进一步将易学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桓谭易学思想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综合融会的风格和旨趣, 这是深受《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之旨沾溉和影响的结果。     

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时代”——《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研究百年回首

《管子·轻重》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文献,其著作年代的研究,是近百年来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前,“汉代说”占主流地位;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倾向于“战国说”。“汉代说”的流行,无疑受到“疑古”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战国说”得到普遍认可,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三家《诗》思想渊源之蠡测

西汉今文诗学分为鲁、齐、韩三家。三家《诗》虽然都属于今文诗学,但其思想特征并不完全相同。而这些思想特征的不同,与它们思想来源的不同有着密切关系:鲁《诗》与荀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在解《诗》的时候突出了礼的地位;齐《诗》源自以《公羊》为代表的齐学,有着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色彩;韩《诗》同时受到荀子与阴阳家两方面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其既有荀子"天人相分"思想,又有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的原因所在。从保持先秦《诗》义的原貌来看,鲁《诗》的贡献最大。但从汉代经学的发展来看,齐《诗》无疑最能反映西汉今文诗学的特色。     

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

《管子》吸取了以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基本思想,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完善了阴阳五行说体系,阴阳与五行相结合是在四时观念系统中完成的,而《管子》就有非常大的贡献;《管子》中论述四时之象透露出二气消息不同状态与格局之信息,为汉代易“卦气说”奠定了基础;并且《管子》“精气说”为王充以后的“禀气说”产生重大影响。以上三个方面《管子》对易学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     

对“格义”的再认识——以三教关系为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提出格义具有广狭二义。本文认为:狭义格义的"事数"多为小乘毗昙学概念,而广义格义则多与汉代阴阳五行、谶纬模式有关,两者都与般若玄学差距很大。上述广、狭二义可以归为北方类型的格义,与汉代儒教谶纬比附的思维方式关系密切;而当时尚有南方类型的格义存在,可以称之为新型格义或"连类",与魏晋玄学的新兴学术思潮关系密切。今人常以为格义是思想史上沟通中外、相互交流的重要方法;但就历史上的格义而言,并无这种自觉。所谓的"经中事数,拟配外书"的外书,并非特指非佛教的世俗文献(中国本土固有思想),内外之分在当时的语境中,主要是密传与公开的显隐之别。     

现代学术视野下的谶纬学研究及其未来走向

谶纬之学是起源于先秦、形成于西汉末年、定型于东汉初年的一种独特的学术形态。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预言,纬则是解释经学的“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两者在当时相互夹杂,相互混淆,常常联称。到了西汉末年,谶纬符命大量出现,对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莽对谶纬笃信不疑,不但颁布《符命》42篇,而且还根据符命封献符者哀章、卖饼者王盛等11人为王公。东汉光武帝起事也受到了谶语的怂恿,后来又在《赤伏符》谶语的鼓动下称天子。中元元年(公元56年)他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从而使谶纬成为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国宪的地位。     

纬书研究概述

纬书盛行于汉代,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篇》概括说:“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然而汉以后,“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欲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处收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隋书经籍志》)汉代至隋,流行于世的是《七经纬》,而“七经纬皆佚于唐,存者独易。逮宋末而尽失其传。”(《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于是明代以后出现了一些辑纬学家,其中孙瑴《古微书》为辑纬之始。清代有一大批学者辑纬,而以马国翰、黄奭、赵在翰为著。纬书产生以后,历代都有人重视并作有研究。今分五个问题叙录如下,以广见闻。     

论董仲舒的“教化成性”说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较大的哲学家之一。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融合百家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臻于成熟完备。而在他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教化成性”说亦即道德人性论又是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学者在探讨其人性思想时,虽论及这一命题,但对其具体内容、实质、意义等专门展开论述的木多。笔者认为,深入地研究和恰当地评价这一命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教化成性”是董仲舒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魏晋南北朝宗教思想探究及其对志怪小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佛教和道教先后盛行,且有并驾齐驱之势。究其思想而言,大致有佛教的地狱说、轮回说和业报说,道教的“三一为宗”说,“长视久生”说,二者对于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误诊误治病例所致医疗纠纷分析——附3例报告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汉书·五行志》三阶一体的理论建构

作为西汉阴阳五行思想的系统总结与集中呈现,《汉书·五行志》既记录有大量的灾异及其相关解释,也有明确而独特的理论建构。在遵天道但更重人道的理念下,《汉书·五行志》将既往的阴阳五行学说整合为以阴阳五行为内容的世界图式、以时政纲领为内容的社会图式、以君主行为准则为内容的个人图式三阶一体且层层落实的解说体系,在用以解释各类灾异现象的同时,揭示了西汉时期人们独特的认知和解释世界的思维进路。     

由谶到纬与引纬释经——郑玄以纬注经再审视

谶纬是两汉学术的重要特色,谶、汉谶、纬是三个有区别的概念。谶验行为由来已久,汉谶是西汉晚期士人假借天命神意而造作出的神学预言,纬则是东汉后期士人通过攀附经学的方式对图谶之学提出的新名称。郑玄不仅是较早以纬称谶的学者,还遍注群纬,提高了谶纬的学术地位。谶纬作为汉代的流行学问,体现了当时科技知识、文化观念等各方面的新进展。郑玄在注释经典时,注重吸收纬书中的合理成分。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经典的内涵,使得传统经典与民间知识思想交互贯通,也是经典文本作用于社会的重要途径。     

试论《太平经》“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及其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鲁迅曾言: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思想的核心则应在“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思想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进程中,《太平经》“三一为宗”天人思想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天神信仰,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和仙家之术,熔修身、治国于一炉,把前人较模糊的“天人合一”思想加以概括并深化为较具体的“三一为宗”思维模式,再以此统天道观、政治观和内养观于一整体思想体系。这一体系首先以“三一为宗”思维模式阐述天道,然后以天道观指导个人修行,以个人修炼去感悟大道,证得统…     

齐地的方士文化与汉代的谶纬之学

谶纬之学是汉代的一种具有浓重神秘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它的形成,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结合的精神成果之一。具体来讲,齐地的方士文化与鲁文化的代表儒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组合形成了谶纬之学,并对汉代政治和文化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