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贺麟朱子太极动静说论辩简析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讨论，其中涉及广泛的比较哲学讨论和对朱子哲学理之动静观点的理解诠释，很值得进一步加以推进。     

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及其与朱子解义之比较

从南宋道学总体发展来看,朱子的《太极解义》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朱子、张栻、吕祖谦经讨论后形成的共识,而张栻的《太极图说解义》则可视为朱子《太极解义》的补充。两者学术宗旨相同,但诠释表述有异,毕竟朱、张、吕在共识之外还有其个人的认识特点。在以"无极而太极"为宇宙的根源、以太极为理等问题的理解上,朱张略同。但张栻以孟子"莫之为而为之"解"无极而太极",以"两端相感"论太极动静,以人心即天地之心,以未发已发中和问题论"五性感动",以中仁为体、正义为用,以及在"诚通诚复""太极体用"的诠释上,这些方面都显示了其与朱子不同的思想特色。总体来看,朱子《太极解义》注重义理的哲学分析与综合,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势,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注重功夫界定,是朱子解义有所忽略之处。朱子所争者多在义理之铺陈,故张栻解义为朱子解义之补充,二者相结合乃构成道学在南宋中期的主流认识。"朱子学"的成立包含了东南三贤的共同参与,"朱子学"的概念可以有丰富的含义,这是我们今天论及张南轩和朱子学时不可不注意的。     

朱子文献中的“太极说”所指考论

在朱子的文献中,"太极说"一词的使用较为含混,其具体所指有四:其一,是指朱子自己所作的《太极解义》;其二,是指《朱子文集》卷六十七中所收录的《太极说》一文;其三,是指张栻所作的《太极图说解义》;其四,是指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此外,在张栻、吕祖谦、汪应辰等人与朱子之间的书信中,也有把他们对于周敦颐作品的注释之作笼统称为"太极说"或是"太极解"的例子。我们认为,朱子等人对于"太极说"的这种含混用法,只是一种"方便之举",而他们后来在刊刻其相关的著作时,则又为其取了不同的名称,以示区别。     

太极与The Absolute——对中西哲学比较的一个反省

贺麟把中国哲学当中的"太极"当作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由此提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absolute idee)就是"太极"。这种以中释西的格义做法,在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初期,情有可原。遗憾的是,贺麟走得太远,他进而认为,朱子同黑格尔一样都是绝对论者。这个结论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他关于"太极"一词英译的意见之上。贺麟坚信,是the Absolute而不是更多人采用的the Great Ultimate或the Supreme Ultimate,才是对"太极"最好的英译。考其理由,是他认为Ultimate无法反映朱子所说的"太极"除了"至极"之外还有"大中"之意。但贺麟对朱子太极思想的这种理解与朱子原意恰恰是相违背的。这个例子提示我们,成功的中西哲学比较必须建立在对中、西哲学文本准确而全面的理解之上。     

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

朱子的《太极解义》是其太极本体论和太极本源论的建构之始。这一建构,不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正式作为哲学建构的主要依据和资源,开发了《太极图说》的本体论和宇宙论意义,把太极动静阴阳论引向了理气哲学的开展;而且,谋求太极与人极的对应,太极与人性的一致,更以"全体太极"为成圣成贤的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太极为中心,集理气、性情、道器、体用为一体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不仅使朱子在其后期思想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实现了更为宏大的发展,也使得北宋以来的道学在理论上和体系上更加完整和完善。     

论朱子哲学中的“太极”与“理一分殊”

朱子的"太极"概念静态地说,有造化大源、理之极至、极好至善的含义;动态地说,"太极"概念又呈现为:开始只是一生理本体,即"月印万川",中间"太极"又演化为"类极",即"一实万分",最后,太极又成为"总天地万物之理"的表德或总名。"理一分殊"命题既表现为本体(理体)与现象(气化)之间的"月印万川";又表现为"类极"的"一实万分",即太极本体到宇宙万物之间各种"类极",也就是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一类事物之"类理"和其所包括的所有个体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太极全体和宇宙万物的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同气异"。"月印万川"、"一实万分"、"理同气异"等"理一分殊"命题,其中所蕴含的"理一",既是本体、类理,即"形上之理",还是"生理"。因此,"理一分殊"既是作为"形上之理"意义上的"理一分殊",同时也是在具体事物中所呈现的生生而条理的过程。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心为太极”及其对朝鲜性理学心论的影响

“心为太极”是邵雍提出的观点，本由先天易学的象数推出，有天地之心为太极之义，学者可以通过观物、虚静的功夫复见天心。朱子学对此的阐释大为不同，强调心对太极之理的本具，但本心为太极仍然可以成立。此说在朝鲜性理学的主理一派那里成为论心的重要依据，极大地丰富了性理学的心论类型。李退溪依此而强调心之未发唯理，因其所言理具有活动性，故只需用主敬功夫便可以优入圣域。李寒洲则进一步提出“心即理”,但其理不能直接活动，故其功夫既不如退溪直截，也没有阳明学良知呈显的自然之妙。退溪之说于朱子学有所溢出，寒洲之说则仍能合乎朱子之意。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中的诠释

朱子在《易学启蒙》中曾引用邵雍“心为太极”之说。此说与朱子学的固有观念似乎相矛盾。但“心为太极”说在朱子学的框架内至少曾出现如下三种理解:朱子本人以“心”为易图的中心方位来解释“太极虚中之象”的“环中说”;在朱子后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禀赋说;现代学者所揭示出的“境界说”。三种说法并不矛盾,“环中说”背后所体现的是“太极不离阴阳”的活动性原则,它与“禀赋说”所代表的实体性原则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就是“境界说”。此外,“心为太极”还有一层工夫的含义,对于提示学者在自家身上体贴太极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培元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的贡献

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研究以朱子哲学为核心。他在晚年对朱子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而且也突破了早期的一些观点。就朱子哲学中的理气观来说,他从早期的观念论转变到晚年的存在论,从两个世界转变到了一个世界。蒙先生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心”具有本体的意义,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他的情感哲学与境界理论。蒙先生还从境界说转出了生态说,将朱子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诠释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中国哲学其实就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这是蒙先生“接着讲”宋明理学,“接着中国哲学生态观讲”的新成果。     

当“道体”遭遇“理本”——论朱子“道体论”的困境及其消解

朱子强调"理气为二,理在气先",却反对"道物为二,道在物先";强调"理无动静",却主张"道体"不息,有时又将"理""太极"与"道"的概念相混同。这反映出朱子在论"理"与论"道"上的分裂,也对其"理实体化"的立场带来了冲击。由此,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实际上开启了理学思维去实体化的路向。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以《说》证《图》:周子《太极图》试析

周濂溪的《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研究者多将《图》与《图说》割裂开来,形成了对周子思想纷繁复杂的众多解释。从渊源上看,周子《太极图》的确受到了道家-道教易学的影响,但其义理是儒家的。在对《太极图》的诠释中,无极生太极、太极元气说的论说有其自身的困境;而"无极而太极"、太极本体说的理论则相对来说较契合周子的思想,这以朱子的诠释为代表。朱子的诠释要点有二:其一,认为《太极图》首圈为"无极而太极",无极乃是对太极的形容,太极才是本体;其二,认为《太极图》是周子自身思想的表达,并以《太极图说》的思想规范《太极图》。朱子的诠释至今仍然是正确打开周子思想世界不可或缺的钥匙。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理"能否活动? --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

李退溪是朝鲜性理学之巨擘,其学以朱子学为宗。他曾撰文严厉批评王阳明。在李退溪与奇高峰关于“四端七情”的辩论中,双方均援引朱子的文献作为论据,且自认为忠于朱子的观点。然究其实,李退溪对孟子“四端”说的诠释预设了一套与朱子性理学系统不同的义理架构,虽然合乎孟子的文本,但却脱离了朱子的基本立场。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理”能否活动?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本文根据相关文献证明：李退溪在诠释朱子的理气论时有意无意地赋予理一种活动性,而逸出了朱子性理学的架构。     

元儒陈普对《太极图》的新诠释

周敦颐《太极图说》为理学史上的重要论文,"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的思想,最先为道学理论形态建立初步的宇宙论架构。但《太极图说》对"无极"、"太极"含义及关系等问题的论说甚为简约,使得后来理学家对其作创造性的诠释成为可能。陈普作为元代福建朱子门人后学,对《太极图》的理解承袭朱子之说,但也有发朱子未发之论:一是对"阴阳圈"中小圈、"五行圈"下小圈的解说;二是对"男女圈"意蕴的发明,阐发了"太极"与"二气"、"五行"、"万物"不杂不离且为之主宰的关系。这在理学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谈儒家精神——致朱熹诞辰860周年学术讨论会

记得1930年我在美国读书时,曾于大洋彼岸为朱子诞辰800周年而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载于当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而今,转瞬又到了朱子的860周年诞辰纪念日。此间,中国、世界均经历了何等沧桑巨变,确乎令人有“几年回首梦云关,此日重来两鬓斑”之感慨。在这仲秋时节,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并福建闽学研究会,及中国孔子基金会三家于朱子出生、生活和讲学地召开这次规模宏大的国际性学术盛会,实乃可喜可贺之幸事;我心中亦有“鸿雁欲南飞”之愿,无奈体衰多病,难以成行,不能于会聆听诸君高论,是所憾也,只能草此函札,略述几点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