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学思潮史》将由齐鲁书社出版

<正> 第一部由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精诚合作撰著、由美籍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和中国社科院辛冠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葛荣晋教授任主编的《明清实学思潮史》即将出版,同学界和读者见面。《明清实学思潮史》是一部用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正确阐述明清实学思潮产生、演变、特点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的学术专著。它探讨了从明中叶至清代末期——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三百余年间,由批判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末流和佛、道思想体系而兴起的以经世政用、敦本务实的学术思潮的发展演变过程。本书认为,在我国封建社会末期,从明中叶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天崩地陷”的大动荡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精神的思想主流,是从批判整个宋明理学中产生的实学思潮。这一思潮遍及经济、政治、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全部文化领域。它的历史使命是解放个性、解放生产力,为新时代的到来开辟道路。作者认为,这一学术思潮,与近代启蒙思想不同,与个性解放、人文主义也有别。用“实学”这个传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

戴震是清代中叶县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足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梁氏甚至认为，戴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本质绝相类”以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梁、胡二人都强调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是很有见地的。侯外庐等学者则强调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随着戴…     

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梁启超1920年的身份嬗变

以1920年为界,梁启超的文化身份有着“政治型思想家”与“思想型学者”的显著区别。要具体了解这一身份嬗变的文化内涵,就须走进《清代学术概论》的文本世界。从“政治型思想家”到“思想型学者”这一身份嬗变,使得梁启超在生命的最后十个年头成了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     

沉思实学史的结构与范畴─—评《明清实学简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明清实学简史》系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之简编本。《简史》较之原本更加言简意明,便于阅读。拜读之后,启发良多,受益匪浅,愿谈几点体会,以与同道切磋。“实学”一词虽然远在明清时代的著名学者著述中经常出现,但是把它作为一种专门的思潮来研究还是近十来年之事。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一书的出版,即是我国明清实学思潮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最新成果。“实学”作为明清时期的一大学术思潮,不大引人注意,所以也无明确地界定。其实,“实学”不过是对明清时期…     

龚自珍和他的《发大心文》

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其间各种政治主张、派别此起彼伏,政治革新的浪潮愈演愈烈。伴随着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知识界,除了“中学为体”、“通经致用”与“采西学”、“借法自强”这两大主流思潮外,还出现了一个独特又影响甚深的文化现象,即佛教文化的复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指出：“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特别是“‘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事实上,无论是龚自珍、魏源,还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章太炎等,都曾认真研修,积极倡导佛学。他们一致认为“佛教济世之方”可与“世间法…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     

喜读《“东山法门”与禅宗》

1994年11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禅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学术活初，以“禅宗与中国文化”为主题，以“东山法门”为切入面，对禅理、禅法、禅风、禅史、禅文化以及禅学研究方法、禅宗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应等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学术探讨。为了全面展示将这次会议的学术成果，最近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萧、父、黄钊主编的《“东山法门”与禅宗》一书，该书分“东山法门论”，“禅宗精神论”、“禅史禅法论”、“禅与中国文化论”、“禅学研究述评”…     

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

就有清一代学术而言,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称“经世致用”思潮);二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思潮;三是晚清的春秋公羊学思潮。三个阶段学术各有擅场,但并非截然划界。而就清代学术发展的主线而言,能贯通清代学术全程、并称得上清代学术特色的,那便是“     

明清实学思潮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在旅美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的倡议下,明清实学思潮史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学术讨论会是为撰写《明清实学思潮史》(全书140万字,涉及400余年历史中的66个历史人物)而召开的。该书由大陆与台湾学者共同撰写,并由陈鼓应、辛冠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的道德继承论浅识

“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梁启超的道德继承论浅识●温克勤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以批判封建旧道德,宣传提倡资产阶级新道德著称,他的“条理清晰,笔端常带情感”的道德文章“别具一种魔力”（见《清代学术概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者、维护者。他...     

论顾炎武的思维方法──兼论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

一在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中,顾炎武是唯一被后世公推为清代朴学之开山祖的大家,毫无疑问,这位继往开来的学术领路人,是我们由以揭开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的历史转变之谜的关键人物。《四库全书提要》论明清学术之异曰：“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四库全书提要》卷十六经部,诗类二《毛诗稽古编》,第一册）此中“明代说经”云云乃显指明代理学（主要是心学）而言,“征实之学”则指清代朴学。据其所云,明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根本区别是在于其学风的不同──前者“虚…     

中国的现代伊斯兰学术是如何形成的?

学术史,顾名思义是研究学术源流的历史。清代学者顾炎武曾将为学之道比作铸钱.谓古人铸钱乃采锏于山,今人铸钱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前人学问在前,今人有景睢题,,学问之道犹如薪火相传,贵在前后相继,绵绵不绝。因此,不仅应注重创新,亦需珍视传统。创新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一经过恰似取旧铜而铸新钱,钱之名目虽新,但铜则新旧相摻,故曰无旧锏则不足以成此新钱。学术也是如此,唯有总结前人,才能迈步向前,这一工作正是学术史的天职。今天所说的“学术史”是以某一学科或系统知识的发展与演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即“研究的研究”。其宗旨在于总结以往研究之得失,为当前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同时,也须承认,学术史不局眼于我们所理解的“学术”。现代学术出现之前,早有学术史。黄宗義的《宋元学案》是学术史,《经学系传谱》也是学术史。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纵论伊斯兰的知识和学科,也是一部学术史。甚至伊斯兰教的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等学科也包含学术史的内容。一言以蔽之所谓“研究的研究”,绝不是现代以后才出现的事物,而是在古代世界早已有之。伊斯兰教是一个特别强调经典的文本宗教,知识和学术从来有特殊的地位,历史上的铲斯兰教很多时候都以学术的形式展开。有鉴于此,我们推出“学术史专栏”,不仅是为了总结前人成果,更是为了在现代处境下“会通古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学术史也是思想史、社会史和宗教史。     

戴震与实学教育思潮

学术界已习惯于用“朴学”（或“实学”）指称清代的学术思潮,恰如用经学、佛学、理学、心学来指代汉、唐、宋、明各代的学术一样。与此相对应,某一人物也往往成为该种学术的集大成者,如朱惠与理学、王守仁与心学。如果乾嘉之风可标志清代的学术特征,那么戴震又似可当此时期的代表。乾嘉学派的共同特征是围绕古典文献做实证（考订）的研究,戴震亦如此。但他又称毕生用力最甚在《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恰恰又是作者企图突破考订（或更确切地说,是借用考订为手段）探求新的义理。时人和后代对此毁誉交并,而戴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亦由…     

论孔广森与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在东汉以后,便为古文的“左氏”所取代。其间虽有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试图重振今文经学,但由于今文经学自身的衰落,公羊学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三国后公羊学便成绝响。不过,今文经学在清代中期又得以复兴,并在强大的复古思潮中别树一帜,另开法门。由在存与发其端,孔广森、刘逢禄等人继其后的对《公羊传》的研究,再度成为今文学者探索的焦点。因此,人们每每较多地注意它与古文的对立,而忽视孔、刘之间的真正差别,甚至认为清代公羊学乃是复活了两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为了搞…     

胡渭的《大学翼真》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大学》是明清之际“朱、王之争”的典据所在。与阎若璩并称为“清初经师”且为清初启蒙期代表人物的胡渭,承袭由《大学》介入“朱、王之争”的学术共法,通过撰写九万余字的《大学翼真》来积极回应这一全国性的学术思潮。他首先致力于“正经”,以“折中今本,否定古本”的形式重定《大学》文本,打造“胡渭改本《大学》”。而后进行“释经”,以“尊朱辟王”的形式对《大学》的义理骨架“三纲领”以及“八条目”的核心“格物”给予发明和推阐,显豁出“注重训诂”“广引诸家”和“汉宋兼采”的学术特质,从而衍生出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一是以取证于经书的形式将“朱、王之争”从义理的战场延展至考据的战场;二是助推明清之际“尊朱辟王”思潮壮大,成为朱子学再度官学化的重要推手。     

宋代重编古易源流考

因无缘得见汉儒之前的《易经》原本,宋儒开始了恢复古易篇第的尝试,于是宋代易学史上出现了一批以“古易”命名的重编古易著作。以往研究不断充实重编古易的参与者,但未以成书与否作为判断标准。事实上,胡旦、胡瑗、邵雍皆无重编古易著作,王洙藏本直到南宋才有人提及,宋人重编古易且成书流传始于吕大防。吕著以复古为主,晁说之偏向“重编”。以己意重编古易的风气在南宋得到发展,从数“十翼”到改卦序,其中影响最大的“古易五家”被《中兴馆阁续书目》著录并以成说流传。重编古易体现了宋代复古以求新的学术特点,反映了宋儒高度的怀疑精神、理性精神、经世精神。     

论梁启超对康有为著作的侧重、解读和态度变化

梁启超好史,尤其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情有独钟。他是康有为的学生,对康有为的关注自然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南海康先生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对康有为的介绍、宣传涉及方方面面。就对康有为著作的解读来说,梁启超始终侧重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而很少关注其他著作。如果说对这三部著作的侧重、解读奠定了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整体评价和历史定位的话,那么,其中的态度变化则生动再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变化以及与康有为思想的差异。     

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及其转换

在《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部分,笔者尝试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乾嘉学术中皖派代表人物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做一理论总结与概括,即将其"由字通词,由词通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的方法概括为语言学方法,将其利用经学研究过程重视以知识说经的实证方法,和"大其心",精其心,以与圣人之心相遇,从而理解天地之心,进而理解...     

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说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正是由于它的发生,中国学术才由百家争鸣的时代过渡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从而形成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自从班固《汉书》提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以后,人们一直相信上述学术史上的巨变发生在西汉武帝年间,直到近年,始有争议。例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1辑有玉宾如、王心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辨》一文,说“罢黜”、“独尊”的发生时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