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脫了殖民桎梏的国家的非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問題

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民族民主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作者大谈“不发达国家在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却避而不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国家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首要的革命斗争任务。作者完全混淆了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线,抹杀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企图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观点,用改良道路代替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作者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亚非民族民主国家里今天“在一定程度上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定职能”,它“在客观上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则”。按照作者的看法,亚非地区的无产阶级可以完全放弃在民族民主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作者企图对亚非人民进行说教:他们完全可以建立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似乎不经过革命斗争,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亚非国家就能够过渡到社会主义。文章的后半部详细叙述了一些亚非国家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作者大谈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因素”,似乎这些国家里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政党空喊几句“社会主义”的口号,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改良工作,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因此,作者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

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特点》一文是以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为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谬论的文章。该文分作两篇,分别刊登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和第六期上。本文是该文的第二篇。本文的主要思想就是鼓吹殖民地和半植民地国家可以在民主力量,即所谓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的领导下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到达社会主义。作者公开宣称:“列宁从未认为,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的前景必须同无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断言过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向社会进步道路过渡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列宁所规定的原理的歪曲”。显然,作者明目张胆地反对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作者为了论证其修正主义观点,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大加歪曲,并且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了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接着列宁发展了这种“理论”;说什么:“列宁把非资本主义发展看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途径”。作者扬言,现在由于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和帮助,对落后国家来说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也更加有利了。作者认为: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国家形式是民族民主国家,而这种国家能够对已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造;并说这种国家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还说民主力量,即民主知识分子、革命军官、大学生可以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他们“能够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事实上,作者把这些国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一小撮上层分子身上,而无视这些国家的人民革命力量,尤其突出的是:作者抹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历史作用。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     

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和現时代

本支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六节。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剧烈变动有了新的特点,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在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洪流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在第一节中说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以多少不同的面貌出现”。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受它制约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和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必然要求经济关系体系的改变。即使是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会对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资本主义体系用“计划化”、“国家调节”、“整体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执行局部“让步政策”,给以前的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采用上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使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增长率大大提高。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在它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酝酿和展开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者在第二节中谈到:工人阶级不用等待革命形势的尖锐的形态,就能够不断扩大进攻垄断资本家的政权的基地,“一步一步地迫使他们退出关键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不言而喻,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全部政权转移给工人阶级的质变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第三节写道:在现代的条件下,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纲领包括:主导的生产部门的民主国有化、群众对这些部门的活动的监督、工人阶级参与对经济的管理、深刻的农业改造、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和经济军事化的肃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深刻的民主改良获得革命的性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相对和灵活”。第四节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力量,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做法,乃是工人运动走向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并说共产党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整个过程的“唯一的领导党”。作者在第五节中说:在俄国革命中,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意味着以苏维埃来全部代替过去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制度。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继承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增大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从质上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许多环节的可能性”, 在第六节中,作者说:在许多已摆脱殖民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有的国家还没有共产党,民族解放革命是由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来领导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权能够担负起某些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职能。随着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造的实现,民族民主能够有希望转变为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已解放的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能够进一步转变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活动的劳动者的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党。     

“工会再造”与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

工会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范畴,标志工人阶级集体行动进入到"自为"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所目睹的工会组织,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阶级有组织地同资本斗争的共同体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会必然出现内卷化、贵族化问题,使其倒退为狭隘的经济利益社团。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对工会的政治形态、职能形态、文化形态和制度形态进行系统再造,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建国,使工人阶级上升为国家领导阶级,工会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工会再造"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中国化的源头活水,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现实依据。     

列宁論无产阶級專政形式的多样性

作者在本文一开头就大量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言论,以便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的路线作辩护。作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基本上划分为两种:一、苏联的苏维埃,即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二、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领导的、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专政。作者重弹苏共纲领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的老调,“论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已不复存在,苏联已变成为所谓“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全民国家”。作者说:苏联之所以曾经实行一党专政,是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则与苏联当时情况不一样,没有像苏联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人民民主国家成立后不久,就取消对剥削阶级选举权的限制。作者妄图使所有国家的人民相信当今世界上的阶级斗争已“缓和下来”,苏联的一党专政是例外,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多党制的专政,就是五花八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根据这种修正主义的论点,作者公开无耻地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政权形式吹嘘。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组织是现阶段工农联盟的体现

工人阶级同集体农民的联盟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领域,不仅通过经济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基于这些关系和形式,这一联盟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因素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一致的基础。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是工农联盟作用的最重要领域。这是由下面一点决定的,即:政治是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而首先是它们之间在国家政权和为本阶级利益去夺取、保持和运用政权问题上发生的关系。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社会划分为阶级同时产生的,并且只要阶级存在,政治就发生作用,而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消失,政治也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是工人阶级同农民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并运用它来为建成共     

人是最高的价值

美国哲学家克劳弗写了《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一书,吹嘘资本主义世界把人当成最高目的,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的个性遭到摧残。本文就是从批判克劳弗开始的。文章的第一部分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西方文明的美化。指出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各阶级社会里,由于私有制和剥削的存在,人们始终受着自身的活动及其产品的统治,所以是异化了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情况更加发展,一切生产关系都变成人类劳动生产物之间的关系,人变成了“抽象的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可能成为目的,个性自由、人人平等都是虚伪的词句。要消灭这些异化必须首先消灭私有制。第二部分驳斥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诬蔑,论证社会主义如何消除异化,把人作为世界上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确立起来。作者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人,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再是异化的劳动了。个性得到真正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存在着国家、纪律、组织、劳动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异化。只是在意识范围内还存在异化,这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除。文章中暴露出作者许多修正主义观点。如以抽象的异化理论代替具体的阶级分析;绝口不谈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行动,而胡说什么以“真正人道的道德原则战胜不道德的社会,战胜这个社会与工人相背离的道德”;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区别,说什么“人不再是阶级的人”,人与人之间“不是敌人,而是朋友”;鼓吹全民国家的谬论;认为意识形态范围内存在的“异化残余”不必通过阶级斗争,只要通过“发展社会消费基金的办法”即可消除;甚至把共产党人说成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人而斗争(根本不提与谁斗争)的战士等等。     

卢森堡的“和平革命”論

本文作者从修正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介绍了卢森堡的政治理论的消极方面。作者说:卢森堡不是把资产阶级国家理解成固定不变的,而是把它理解为有内在矛盾的。她的资产阶级国家论,既不同于把国家职能的增大理解为国家的民主化、社会化和阶级压迫职能的减小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等于资产阶级专政并主要强调其阶级压迫职能的列宁、斯大林式的理解。她在本质上理解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同时也没有忽略了与国家的阶级性相矛盾而实际存在着的国家的一般社会职能。她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被反动政治势力加以否定的倾向,因此,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保卫资产阶级想要放弃和否定的民主主义,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作者接着说:卢森堡始终以社会主义革命即夺取政权当作明确的目标。但是,她虽然在某种形式上承认使用暴力,可是她不是暴力革命论者。她没有过高估计群众的自发性而过低估计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她想把无产阶级在议会外的斗争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活动两者结合起来。她认为,议会外的活动就是经济性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而议会内的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就是同资产阶级对抗来保卫资产阶级议会。她把议会看成是可以利用来朝着夺取政权方面一步一步前进的立脚点、据点、阵地。作者还说: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不同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对俄国革命的攻击。她主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的“非民主性质”。她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不是在废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批判继承”中成立的。掌握了权力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是废除一切民主主义。卢森堡后来虽然改正了她以前对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批评,但是她的政治理论的骨胳却没有改变。     

社会过程的最佳化问题

这是一篇用“唯控制论”谈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荒谬的文章。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既发展着调节社会生活的职能,也发展着控制被剥削阶级的职能,困而被剥削阶级这个局部系统的利益不能得到实现;反之,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调节器,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则对各个局部系统、即生产单位与个人没有这样的控制,而是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调节着它们的活动,困而它们的利益得到了实现。作者还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者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企业的利益不一致,因而各个企业不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非协作博弈”;反之,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生产单位的利益则是一致的,因而各个生产单位有可能按统一的计划进行活动,这是一种“协作博弈”。作者用“唯控制论”的观点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计划与经济杠杆、经济规律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发性与自觉性的关系问题。作者鼓吹:给各个生产单位、各个个人以“相对独立性”,以“物质刺激”调节它们的活动,说什么“这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赢利,给个人带来更高的工资”。这完全是从“唯控制论”喇叭里吹出来的资本主义复辟论调! 为了便于理解本文,译者试加了若干控制论术语注释,很不精确,仅供参考。     

全民国家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斯米尔诺夫在他的文章中说什么工人阶级现在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只依靠“全民国家”领导农民。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讨论

奥地利议会议员、奥共中央委员费舍尔,不久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这篇文章原先发表在意共刊物《新生》上,后来转载于奥共刊物《道路与目标》。现在,在这个刊物上正围绕着这篇文章进行着一场激烈的争论。费舍尔打着反对“僵死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幌子,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受时代限制的”,“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他借口“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说什么没有“一模一样的社会主义”,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规律;他说,“由于居民和工人阶级的结构有了变化,现代工人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赤贫者了”,企图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贵族说成是“新的工人运动核心”。他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由于“工人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就会赢得群众,“逐渐埋葬资本主义”。费舍尔把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什么意识形态”,而只是一种“科学知识”,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他主张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平共处”,胡说什么“不管我们愿望与否,意识形态都在共处着＂,而且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中,有一种思想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而让对手纠正自己”。米特艾克尔、格鲁士、菲恩伯克对费舍尔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米特艾克尔认为费舍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倒退到‘永恒正义’上去了,因为费舍尔主张完全离开阶级的属性,而仅仅用‘正确’与‘错误’来判断事物”。米特莱克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正确’和‘错误’只能由阶级立场来决定”。他反对费舍尔关于“新的工人运动核心”的观点,他认为,“大批的工人干部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转移“阶级斗争的重心就意味着剥夺工人的道义力量”。格鲁士认为“赢得群众要通过党的代表人物的正直、才智和吸引力,通过党所放射出来的民主、文化和人道的光辉,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他指责费舍尔企图“修正”《共产党宣言》。他认为,费舍尔主张“逐渐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地位”,其结果是与社会民主党相同的。菲恩伯克认为,费舍尔“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混为一谈”。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共处,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就没有什么共处,而只有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扬弃旧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巴赫纳同意并发挥了费舍尔的观点。他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解放人的哲学,它本身不是什么科学”。他认为思想论战是“不必要的”,“思想共处必须以容忍的态度来进行”。后来费舍尔又写了第二篇文章,为自己辩护。在这篇文章中他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导工人阶级行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两种提法,是多余的”。象资产阶级思想家歪曲马克思主义一样,费舍尔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现时代及其基本矛盾

作者宣称:本文试图研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某些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最重要特征。作者在分析了现时代的特点后说:彼此更替的对抗性的阶级形态,就剥削的实质来说是一样的,所以它们之间的矛盾不能有当前过渡时代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所具有的那种深刻性、尖锐性和经常性。以两个体系斗争为其主要战场的世界革命过程,客观上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成为国内和国际生活的一切领域内争论的参加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基本的、最深刻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全面性质,它深入到生活的一切方面,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却没有这种普遍性。只有当民族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融合起来的时候,这个矛盾才开始逐渐具有普遍性和全面性。作者还断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和威力的增长,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命运以及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都有决定性的意义。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不仅在现时代之前很久就产生了,而且在全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束之前,当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占压倒优势,而帝国主义最终失去其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的时候,就能得到克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就所有最重要的特征来说,最深刻地表现着现时代的实质,决定着现时代的发展,因此,它是现时代的基本矛盾。作者接着分析了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表现,认为: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这个矛盾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为私有制所统治的国家在客观上都同社会主义对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同时代的其他矛盾——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垄断组织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矛盾——互相起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起来。战争与和平问题变为全人类头等重要的问题,它超出了狭隘的阶级利益范围。作者最后作出结论说:现时代的基本矛盾就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定义,是最完全、最确切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 评菲恩伯克的报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

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批判奥地利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奥共现代修正主义者菲恩伯克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歪曲和攻击。一九六五年奥地利共产党举行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奥共总书记菲恩伯克在这次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还有效吗?》。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这篇文章就是对菲恩伯克的有力反击。本文作者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菲恩伯克完全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这个学说是划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试金石。接着,作者无情地揭露了菲恩伯克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径:公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避而不谈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胡说什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政府的更替而已”,把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宣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种继续”。作者正确地强调指出:世界的变化丝毫也没有改变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菲恩伯克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落后”和“愚昧”作为他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论据”,这只能暴露出他对人民革命力量的极不信任;菲恩伯克攻击斯大林,这只不过是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而已;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复活剥削制度基础的历史倒退;奥地利共产党和奥地利社会党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奥地利共产党已经完全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了。最后,作者确认:社会主义只能从推翻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中诞生。     

苏联社会的社会结构

这是一篇竭力掩盖目前苏联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承认苏联国内存在着几种社会阶级差别:一、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二、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和文化生活差别;四、工人阶级、集体农民、知识分子、职员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内部的社会差别。但是,作者不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只字不提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存在。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企图用许多统计数字说明苏联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差别已得到很大克服。他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正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在提高,公积金日金增加,集体农庄所有制正在向全民所有制接近。但是,作者避而不谈苏联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在第三部分中,作者企图用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在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差别,即它们内部的阶层和集团在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工资等方面的差别。他说:从低、中、高各级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来看,集体农民内部的差别比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别要大得多,显著得多;从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上看,农民的阶级成分根本不同于城市居民的阶级结构。在第四部分中,作者企图论证苏联社会的所谓“社会同质性”。他想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苏联的高级技术工人日益接近技师、工程师的水平,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农业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和服务性的半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差别也在缩小等等,于是形成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集体,并日益走向无阶级的社会。作者根本不提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和工农群众的矛盾,而妄图在分析阶级结构的幌子下宣扬阶级调和论。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1917年11月7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当时俄国反动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疯狂地向苏维埃政权进攻,妄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列宁提出了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即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不发达的社会主…     

社会主义和个性

本文对现代修正主义所鼓吹的“纯粹的个性”、“抽象的个性”、“个性的绝对自由”等谬论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谬论是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论为基础、用以腐蚀劳动人民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者说,一个人的个性不是单纯由人的生理方面的种种特征所决定,而是由种种社会特征所决定的,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阶级意识是决定个性的所有因素中最本质的东西,起着规定和制约其他因素的作用。在阶级性的基础上,每个人的个性有差别,这种差别,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仍然存在。但任何时候,个性总是复杂的客观世界的产物,决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的个性的发展都是受到束缚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的革命时期提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口号,虽然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个性却得不到发展。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个性才能解放。作者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所鼓吹的“全人类的爱”、“全人类的道德”等口号的虚伪性,指出这些口号所隐藏的企图是要使劳动人民放下武器,停止阶级斗争。作者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全面地发展个性的辩证关系。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全面地发展个性,而个性的全面发展则会加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发展。作者指出,只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才能保证个性的全面发展。在集体主义制度下,每个人享有真正的人的待遇,可以过真正的人的生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口号就是集体主义的实质。作者强调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同个性自由之间毫无矛盾,反对个人主义和不守纪律的无政府状态。作者最后说,在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千里马作业班运动,这个运动是全面发展个性的最好方法。     

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进步

这篇文章是苏联科学院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研究所写的,但以《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它从许多方面阐述了苏联新领导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总的看法,显然是代表修正主义头子讲话的。这篇文章又臭又长,但由于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所以一点未加删节,照译出来。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竭力宣扬修正主义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认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已成为“现实”,民族解放革命完全用不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就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苏共修正主义者取消革命的老调——“和平过渡”论的变种。他们之所以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大作文章,只不过为了欺骗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而已。现将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介绍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了新的特点;出现了实现这条道路的新的可能性。在一系列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在各种不同条件下,通过各种不同方法实现这些可能性,这就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从前只有苏联边区各族人民和与苏联接壤的蒙古人民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在形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后,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内部已准备好走这条道路的国家面前都出现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已获得解放的国家的出路只有一条——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这是一条经过一般民主改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革命变化,并不一定要通过急剧爆发的形式或国内战争的形式。而且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成为可能和必然的。对于大多数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来说,最近时期的任务是,扩大以准备向非资本主义道路过渡为目的的一般民主斗争。在彻底实现一般民主纲领的过程中,民族解放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转变为社会革命,这种社会革命最终将转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近几年,在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里,开始形成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派,在没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它能够引导国家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这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军官和大学生。他们基本上反映非剥削阶级(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政治观点和利益。争取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斗争,必然会促使革命民主派的进步代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形式和团结形式,以及这种团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在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威力的日益增长而变化。在新的条件下,解放斗争和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外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根源,取得国家在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民的社会解放。社会主义国家将为已获得解放的民族把力量集中到社会经济进步的各种根本问题上创造前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创作史

列宁把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译者)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这本书是把对历史问题的深刻的理论研究同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的迫切任务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该书的研究对象,似乎是与实际革命活动相隔很远,但是,全书都贯穿着强烈的坚定的党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仇恨,对工人阶级最终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与资产阶级学者“死啃书本”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研究人类远古史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很多实际现象的钥匙。恩格斯在家庭关系的历史中,在国家和它的机构产生的历史中,找到了国家(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被剥削者的工具)必然要灭亡的证明材料。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