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干预研究述评——宽恕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

宽恕能帮助受害者消除愤怒、减轻痛苦,修复心理创伤。在西方,宽恕已被当作干预目标应用于临床和教育领域。结果表明,宽恕干预能明显减少来访者的愤怒、抑郁、焦虑等消极的情绪体验,增加积极的心理体验,如希望和自尊。宽恕过程模型以及REACH宽恕模型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宽恕干预理论模型。这两个理论模型均由若干环节构成。在这些环节中,定义宽恕、回忆伤害事件、建立共情、知觉到对他人的伤害、承诺宽恕以及克服阻碍宽恕的因素是促进个体宽恕的重要环节,是在宽恕干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得寸进尺”还是“适可而止”：基于冒犯者角度对宽恕结果的讨论

宽恕的结果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就被冒犯者而言的结果, 二是就冒犯者而言的结果。就被冒犯者而言, 宽恕的积极结果已被广泛证实, 但就冒犯者的行为而言, 以往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指出, 宽恕会导致进一步伤害的发生, 但也有研究指出, 宽恕能够降低进一步伤害的可能性。出现这种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在于, 不同研究对于宽恕与和解的关系、冒犯者的内心体验和双方人际互动的认识不一致, 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认为宽恕会避免进一步伤害的证据更充分, 因此宽恕仍然是处理人际伤害的有效方式。但无论是被冒犯者还是冒犯者, 在做出宽恕决定或是接受他人的宽恕时, 仍有一些方面要加以注意。     

员工宽恕的前因与后果：多层次模型

采用问卷调查法, 以50名直属主管和298名员工的配对数据为样本, 考察了员工宽恕的前因与后果。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1)宽恕氛围对员工宽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庸思维对宽恕氛围与员工宽恕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员工的中庸思维越高, 宽恕氛围对其宽恕的积极影响越大。(2)真诚和谐对员工宽恕与其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对于高真诚和谐的员工, 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于低真诚和谐的员工, 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并无显著影响。(3)表面和谐对员工宽恕与其人际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对于高表面和谐的员工, 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无显著影响; 而对于低表面和谐的员工, 其宽恕对人际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得寸进尺”还是“适可而止”: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

对于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已有研究存矛盾之处,有研究认为冒犯者得到宽恕后会再次伤害被冒犯者,但也有研究认为会停止对对方的伤害。本研究通过囚徒困境范式研究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结果显示:(1)当对方是熟悉的人时,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更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2)当存在报复的可能性时,无论得到宽恕与否,冒犯者都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3)当冒犯者是被迫伤害被冒犯者时,无论得到宽恕与否,其都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总体而言,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更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该结果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以往研究的矛盾之处,并对人际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自发性观点采择对宽恕不同程度人际伤害的影响

设计并采用“换位体验”的社会互动范式,结合自陈报告法和情感错误归因程序的内隐态度研究范式,通过2个实验比较了面对不同程度的人际伤害,自发性观点采择和语言劝说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伤害消解方式分别对外显和内隐宽恕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面对何种程度的人际伤害,（1）与自发性观点采择相比,语言劝说可以有效的促进外显宽恕;（2）自发性观点采择可以有效减少负面内隐态度,促进内隐宽恕,而语言劝说会提高负面内隐态度,阻碍内隐宽恕。该研究结果说明不同人际伤害消解方式对内隐和外显宽恕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也证明了观点采择可以在人际互动中自发产生,并且会对人际关系产生隐性影响。     

“善待宽恕者”还是“报复非宽恕者”:基于博弈范式对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行为动机的研究

近期国内外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冒犯者在得到宽恕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被冒犯者。但这些研究并未解释冒犯者为什么这么做,是出于"善待宽恕者"的动机,还是出于"报复非宽恕者"的动机。为此,本研究通过囚徒困境的博弈范式研究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动机。结果显示,在"得到宽恕"的情境中,冒犯者善待对方的程度要显著高于"没有得到宽恕"和"不确定是否得到宽恕"的情境,而后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结果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不倾向于再次伤害对方的结论,另一方面也初步确定了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行为的动机,即"善待宽恕者",而非"报复非宽恕者",并对人际互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犯错者懊悔与受害幼儿宽恕的关系：旁观者的影响

人际伤害事件发生后,犯错者的懊悔与受害者的宽恕是修复人际关系的两个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经典行为实验范式,以139名4～5岁幼儿为对象,考察犯错者的懊悔表现对受害者宽恕水平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旁观者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4岁和5岁幼儿均已经能够识别犯错者的懊悔表现,且对懊悔犯错者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无懊悔者;旁观者的存在会影响幼儿的宽恕水平,且教师旁观和好朋友旁观比陌生人旁观更能降低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更能提升对无懊悔者的宽恕水平。旁观者的存在没有显著提升幼儿对懊悔者的宽恕水平,这可能与幼儿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社会期望(如“以德报怨”)有关,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社会期望的旁观者激活假说”,并进行了讨论。     

宽恕治疗中的几个误区及其应用展望

宽恕被界定为被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 它有助于被冒犯者消除愤怒情绪, 提升积极的情感体验。宽恕治疗是针对被冒犯者, 并试图帮助他们放弃报复和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 以积极的方式来处理因冒犯而造成的伤害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然而, 在临床应用中, 对宽恕治疗还存在一些误区, 这些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1)宽恕冒犯者就是和冒犯者和解; (2)宽恕治疗会导致道德化和宗教化的倾向; (3)宽恕只是治疗的工具, 不是治疗的目标。在对这些误区加以澄清的基础上, 提出宽恕治疗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应用与展望。     

大学生人际宽恕发展趋势及其反刍思维的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人际宽恕(回避、报复和仁慈)的增长模型,以及反刍思维在人际宽恕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方法采用人际侵犯动机量表对在"一周内"遭受过冒犯行为的116名大学生的人际宽恕过程进行"每周一测"的5次跟踪测评,并使用反刍思维反应量表评估被试的反刍思维。结果 1回避和报复动机符合线性增长模型,而仁慈动机更符合曲线增长模型;2在控制了冒犯严重性、关系亲密性因素后,反刍思维对大学生人际宽恕各维度及其变化趋势具有显著预测作用。结论研究结果揭示了将人际宽恕各维度区分对待的重要性,同时说明反刍思维对大学生人际宽恕的适应性心理过程具有阻碍作用。     

团体宽恕干预在恋爱受挫群体中的运用及其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启示

为探讨团体宽恕干预在大学生恋爱受挫群体中的应用效果,本研究以31名在恋爱中受到过伤害的女大学生为对象进行6次团体宽恕干预,并设立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1）前测中,三个组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抑郁量表、焦虑量表和幸福感量表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2）后测中,在恋爱宽恕问卷的四个维度上,宽恕干预组均优于控制组,而一般干预组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三个量表上,宽恕干预组和一般干预组都要优于控制组,但两个干预组之间差异并不显著;（3）前后测比较显示,宽恕干预组在各个指标上均有了显著变化;一般干预组在抑郁、焦虑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上有了显著变化,但在恋爱宽恕的各个维度上（除报复维度）变化不显著;控制组则在各个指标上都没有显著变化。研究表明,面对恋爱受挫群体,宽恕干预的针对性更强,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观点采择是否一定促进内隐宽恕?——受害者对伤害动机认同的调节作用

以往研究多认为观点采择可有效促进宽恕,近期研究则开始关注观点采择诱发宽恕等亲社会行为的边界条件。结合“换位体验”和内隐态度测量范式,本研究考察了受害者对伤害动机的认同在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影响内隐宽恕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验1发现当人际伤害中存在人们无法认同的恶意不道德动机时,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都抑制了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内隐宽恕且后者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实验2则进一步操纵了不同类型受害者对施害者伤害动机的认同差异,低认同组与实验1结果相同,即被动和自发观点采择中都抑制了内隐宽恕且后者的抑制效应更显著,但高认同组在两种观点采择中都促进了内隐宽恕且二者的促进效应无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伤害动机认同在不同类型观点采择影响内隐宽恕过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对观点采择和宽恕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研究及其对心理治疗的启示

以往的宽恕理论和宽恕干预的方法多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 缺乏集体主义背景下的相关研究。在集体主义背景下, 被冒犯者应对伤害的方式、宽恕的策略以及影响宽恕的人格特质都与个人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此外, 跨文化的宽恕模型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 决定性宽恕和情绪性宽恕模型区分了不同形式的宽恕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 基于自我和人格特质的宽恕模型描述了不同背景下影响宽恕的人格因素; 宽恕的动态过程模型描述了宽恕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因素。对于这些内容的总结也对集体主义背景下的宽恕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自我宽恕的概念、测量及其与其他心理变量的关系

自我宽恕是指当自己是侵犯者时,发生于自己内部的,对待自己的动机由报复转向善待的变化。自我宽恕的概念在其对象、过程、实质和价值方面都存在着争议,即自己与他人、给予与寻求、特质与情境、积极与消极的争论。自我宽恕与人际宽恕在其对象、影响因素与后果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区别。对自我宽恕的测量现有宽恕自我（FS）量表、Heartland宽恕量表（HFS）以及状态自我宽恕量表（SSFS）3种工具。有关自我宽恕的相关研究显示,自我宽恕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还待探讨,而自我宽恕与心理健康水平有相关。未来的研究应深化自我宽恕的界定、拓展其研究方法、扩大其研究内容。     

由三个宽恕模型看宽恕研究新进展

西方学者已普遍接受宽恕的本质即为亲社会性动机转变过程。从这一取向出发, 介绍Worthington提出的宽恕压力应对模型、Koutsos等人提出的人际间相关变量模型以及Hall和Fincham提出的自我宽恕模型这三个模型。三个模型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宽恕的动机转变观点提供支持, 通过论述三个模型之间的关系, 对宽恕的动机转变观点进行更加深入的阐述。同时在宽恕模型论述中总结分析近年来宽恕的认知加工、人际相关变量的作用以及自我宽恕方面的研究进展等。最后对宽恕在西方以及我国的研究进行回顾, 指出中西方宽恕研究发展中存在的研究不全面、缺乏理论支持等问题。     

宽恕的心理学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宽恕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当前对宽恕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人际宽恕的理论构建和相关研究,主要是对宽恕的神经心理基础、发展模式以及人格与宽恕的关系的研究;多数应用研究注重于其临床价值,已经有很成熟的临床干预模式出现。但是宽恕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对宽恕的定义存在争议,导致对宽恕的研究片面;对于测量宽恕的研究远远不够成熟和完善。宽恕的研究有待于细化和拓展。     

群体身份对人际宽恕的影响

面对不同群体身份成员给我们造成的客观损失相同的伤害,我们是更倾向于宽恕内群体成员还是外群体成员？本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用最大差异化群体间囚徒困境范式创造来自内、外群体成员客观程度相同的侵犯行为,考察群体身份对宽恕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面对客观损失等价的侵犯,被试报告更倾向于宽恕内群体成员,认知评价在群体身份对宽恕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但有利于人际和群际水平宽恕研究的整合,而且对丰富有关宽恕发生的条件和机制的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     

基于虚拟博弈任务对冒犯者得到宽恕后行为的研究:人格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人格特质对得到宽恕与否与冒犯者后续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基于虚拟的囚徒困境博弈范式,并结合人格问卷的测试,对369名大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1)宽恕情境下的被试更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2)得到宽恕的程度与冒犯者善待对方的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3)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在得到宽恕与否与冒犯者后续行为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而大五人格的其他四个维度调节作用不显著;(4)特质性感恩在得到宽恕与否与冒犯者后续行为之间关系中起调节作用。据此可得出结论,冒犯者得到宽恕后更倾向于不再伤害被冒犯者,且受到部分人格特质的调节。     

论对不可宽恕者的宽恕

“人际宽恕”乃是过错行为的受伤害者对过错方的一种原宥行为。德里达提出“唯有宽恕不可宽恕者方为宽恕”。该主张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行为后撤,强调受害者单方面的无条件的“赠予”性宽恕。但这种主张却忽视了过错方视角以及与之相应的宽恕的“挣得”性特征。思考“不可宽恕者”这种特殊形式的“人际宽恕”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双方选择上的开放性,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受害者的“体验之秘密”。为此,我们借助道德心理学分析,趋近对“不可宽恕者”的性质与面貌的同情性理解与准确的呈示,避免像德里达那样简单地回避或转移问题。     

得到宽恕与否对冒犯者后续行为的影响:内疚与共情的作用

为考察冒犯者得到宽恕与否对其后续行为的影响,以及在该关系中内疚和共情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伤害事件回忆、情境性内疚测查、内疚和羞愧倾向量表和基本共情量表对南京市509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随着得到宽恕程度的提高,个体在之后善待被冒犯者的程度也随之提高;(2)情境性内疚在得到宽恕与否与后续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中介效应的直接、前、后路径均受到共情能力的调节.     

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自伤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基于人际/系统模型和情绪级联模型，考察了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关系，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反刍思维量表、自我伤害问卷、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对684名初中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1）负性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呈显著正相关；（2）反刍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伤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受到家庭亲密度的调节。研究结果为自伤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