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悖论的三种解决

笛卡尔在1630年提出了"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并终身坚持。这一学说指出,形而上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所创造并保存的,上帝还保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然而笛卡尔却在同时坚持认为上帝是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对其所创造的永恒真理持有完全自由与无分别的态度,这样一来,这些真理的不变性又遭到了威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笛卡尔永恒真理学说的内在悖论。本文认为笛卡尔一共进行了三次不同的努力,即诉诸上帝的单纯性与统一性,诉诸上帝的完满性,以及上帝作为自因的学说,来应对上帝的无限性、不可理解性与永恒真理的不变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这说明笛卡尔一方面试图提高上帝相对于人类理智秩序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上帝作为这一秩序的保证者。因此这三种解决就是笛卡尔试图把不可理解的上帝不断重新拉回人类的理智秩序之中的努力。这是笛卡尔不可能完成,但却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从“名”看《老子》的哲学突破

刑名新思潮对礼乐老传统的冲击和挑战动摇了周代政治的权力论证体系,新旧两套系统急需对权力-秩序体系进行重新诠释或建构,作为秩序建构的工具——"名"的问题就此提出。"名"可用来表征春秋中期以降的社会危机,对"名"问题的回应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诸子的"哲学突破"。从"无名"到"常名"揭示了《老子》对"道"的建构过程,即反对本质是"以智治国"的礼、法符号系统,并经由"无知"开启形上之"道"的建构。《老子》继承了"名"的秩序意义和"德"的话语,使"名"突破了作为权力符号的限制而成为一种普遍秩序,并将"德"的价值意味赋予"道",使之成为价值本体。至此,《老子》将西周以来"天命有德"的思想收束于"道",完成了对前"轴心时代"思想的继承式突破。     

论儒法秩序模式差异及其现实意义——以“俗”思想为例

哈耶克在梳理自由主义秩序理论时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和"组织秩序"两种模式,分别反映秩序的自主性与强制性。此差异亦蕴含于先秦思想之中,以"俗"思想为例,儒法态度与方式迥异:儒家持肯定态度,主张"美俗";法家持否定态度,主张"易俗"。首先,这体现了儒法历史意识的差异,儒家主"法古",对以"俗"为代表的传统持遵守与继承的态度;法家主"不法古",主张对传统进行变易与改革。其次,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秩序模式,儒家因"俗"而治,重视"民"和"俗"的自发性,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法家则通过改易"俗",以实现命令的强制性和有效性,是由上至下的模式。     

人如何认知上帝--阿奎那与克尔凯郭尔认知方式的一个比较研究

在西方基督教哲学中,如何从人的层面走向上帝、体认上帝,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直接认识或体验上帝存在的方式,上帝在启示中成为人们直接获得的永恒真理;一种是通过受造物的自然本性,在理性的推导下间接地认知上帝的存在.蒂利希把这两种方式称之为宗教哲学的两种类型,前者是本体论类型,后者为宇宙论类型.阿奎那通过因果推理和类比推理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充分展示了宇宙论类型的思想特征.克尔凯郭尔则凸显了孤独体验和内在激情在走向上帝中的意义,表现出了对本体论类型的回归.本文旨在通过对阿奎那和克尔凯郭尔的比较,来评述两种宗教哲学的关系.     

笛卡尔、永恒真理与上帝的全能

笛卡尔宣称上帝创造了永恒真理,并因此可以使诸如"2+1=3"这样的永恒真理失效。本文认为,笛卡尔的永恒真理学说是一种"直观知识",这种"直观知识"从"存在判断"中悬隔了出来。但永恒真理学说仍然悖论重重:笛卡尔保障自然规律的充足理由律是否定性的,数学真理既是永恒的,也是偶然的。换言之,笛卡尔并没有明确讨论上帝是否还能创造另一个数学世界的可能性。本文主张,"自然规律"在笛卡尔那里,其意义发生了变化:它们变成了出于同质性、依据几何学的方式建构与重建自然的蓝图。这是笛卡尔既主张上帝创造了永恒真理,同时也主张上帝需要一刻不停地保存永恒真理的原因。     

关于斯宾诺莎永恒概念的分析

在斯宾诺莎哲学中,"永恒"这一概念主要在神和心灵这两个层面上被使用。本文试图论证"永恒"概念在这两个层面上被使用时,其内涵并非完全相同,这是因为这一概念在神的层面上被界定为与时间的绵延对立,即神不需要、也不能通过时间的维度得到理解;而这一概念在心灵的层面上则被界定为与时间的绵延相容,心灵的永恒需要通过时间维度得到理解。本文在指出这种差异的同时,也试图解决"永恒"概念在用于心灵时与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原则相矛盾这一困境。     

笛卡尔永恒真理创造学说的内在悖论

笛卡尔在1630年提出了著名的"永恒真理的创造"学说,并坚持终身。这一学说指出,永恒真理,即形而上学、逻辑学、数学等学科的最首要的真理是上帝所创造并保存的,上帝还同时保证永恒真理的不变性。然而笛卡尔却同时认为上帝是无限而不可理解的,并对其所创造的永恒真理持有完全自由与无分别的态度,由此这些真理的不变性又遭到了威胁。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学说中上帝的创造、永恒真理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永恒真理的永恒性与不变性的含义而揭示了这一悖论的内在含义。对于这一悖论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笛卡尔哲学中上帝维度的复杂性,并能够反映笛卡尔将传统神学论题转变为现代形而上学的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浅析上帝的性别——基于“父亲”和“母亲”的隐喻

针对当代女性主义神学家把上帝建构为母亲或其他女性形象的现实,本文对上帝的性别给予了新的反思。论文基于"父亲"和"母亲"这两个用来形容上帝的隐喻,首先梳理当代主要女性主义神学家对上帝性别的建构,然后回到圣经,发掘圣经对上帝之性别的描述。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的隐喻,都是在刻画上帝的气质而非其性别,上帝是超越性别的。单纯地从女性经验,或单纯地从男性经验出发来建构上帝的性别,二者均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论胡适对孔子易学的逻辑建构——从正名方法的角度看

作为孔门的哲学方法,正名具有校定语义与效法类推的逻辑功能。胡适将正名的两种功能渗透于以"易""象""辞"为基本观念的孔子易学建构中:(一)生生变化之"易"包含由简至繁的发展秩序,为易学中的效法、类推提供逻辑基础;(二)效法自然之"象"的卦爻"象",是圣人效法、类推从而创造种种器物制度、伦理道德的根据;(三)揭示卦爻象吉凶善恶以指引人类行动的"辞",作为逻辑判断命题,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语义的校定。然而,胡适以正名方法进行的逻辑建构并不局限于易学,他进一步将易学推扩到人生与政治领域,使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成为其易学的延伸。最终,孔子哲学成为囊括自然、人生、政治诸领域的广义的易学哲学。     

伊斯兰传统学术关于真主存在的理性论证

西方宗教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传统论证主要有三种:目的论论证、宇宙论论证和本体论论证。伊斯兰传统学术关于真主存在的理性论证也可归为三类:目的论论证、"凯俩目"宇宙论论证和"或然性"论证。现当代学术研究日渐显示,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大多源自中世纪伊斯兰教义学和哲学。本文从宗教比较角度介绍了伊斯兰传统学术关于真主存在的理性论证并分析了其各思想流派对信仰-理性关系问题的理解后指出:当前,伊斯兰教内部应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反思,加强阐扬自身深厚的理性传统,积极高效地迎接现代性挑战;世界各大文明需秉持美美与共之理念加强对话合作,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美好的"地球村"未来。     

论阿奎那创世形而上学的三个层面

阿奎那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建构创世信仰,确立创世形而上学体系。此体系包含三个层面:上帝是世界的第一原则,其本质与存在同一,即纯粹的现实活动;创造作为上帝的本质体现和神圣活动就是存在的给予;世界万物,既绝对受造于上帝,又自有其分有之在,表现为存在论上的依存性和自在性。阿奎那的创世形而上学正是对《圣经》"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信仰告白的哲学表达,代表了新的神学范式。     

再思笛卡尔循环

上帝存在证明是笛卡尔实现由我思转向外部世界的关键,但其论证可能存在的循环嫌疑,一直使得他的认识论陷入需要或者不需要上帝的争论。尽管存在不同版本的为其辩护的解释,但由于文本的复杂性使得此类辩护亦处于被质疑的状态。本文将通过对第三沉思中上帝存在证明的三个要素进行分析,从符合论真理观、知性自身的可靠性及认知秩序与存在秩序的区分三个角度出发,尝试为笛卡尔进行辩护。     

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怀特海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比较研究

过程哲学在当代越来越成为一种显学,它所强调的"过程"为解决传统形而上学的弊端提供了新的视角。过程哲学从现代哲学的向度出发,超越了最初奠基的形而上学样式的理解,将宇宙看作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之中。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极力探寻永恒、不动的"神"有着根本的区别。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同样也有着生长着的宇宙论思想,而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之所以提出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实体"思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质料"和"形式"以及"神"的概念分析,揭示以其为核心概念的宇宙过程性思想与怀特海以"现实实有"、"永恒客体"以及"上帝"概念为核心的宇宙过程论之间的某种对应的关联,以从新的侧面上揭示怀特海的宇宙论与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庙宇、义山与海外华人社会建构:19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案例

本文以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古晋市"上帝庙"的建立为中心,以"上帝庙"和古晋华人义山"粤海亭"的文献系统为研究资料,通过梳理19世纪砂拉越古晋潮人社会的建构历程,揭示其主要社会结构、建构历程、建构手段、结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讨论庙宇、义山等华人宗教平台的创立,在海外华人社会建构过程中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机制。     

先秦儒学中的圣人之德与圣人之位——以秩序建构为中心

先秦儒学以圣人为社会秩序建构的主体,主张通过人格力量的示范作用形成凝结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以解决社会危机。圣人在秩序建构中是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统一,圣人之德是秩序建构的主观条件,圣人之位是秩序建构的客观条件。德和位能否结合又取决于时和命,时和命构成先秦儒学圣人秩序建构的限制性因素。因此,对先秦儒学中的圣人之德和圣人之位的理论关联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先秦儒学秩序建构思想重视人格力量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一、圣人之德与秩序建构孔子一般不抽象地谈论圣人,但关于尧、舜、禹等被儒学圣化的具体历史人物却有不少…     

儒家哲学视阈中公共性问题语境分析

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楚简《五行》心灵哲学分析

郭店简《五行》论述仁、义、礼、智、圣等五种德目来源及其关系,它与"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五行"是两个不同的体系。"仁义礼智圣"是指人的品德修养的五个方面和两个层次。仁义礼智是人道的层次,圣是天道的层次。由物质性的"金木水火土"向精神性的"仁义礼智圣"转变,偏向于心性论,也有心灵哲学的思想颗粒,如内存于心理的德性如何转化为行为,还有如何成圣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郭店简《五行》是以"思心"为基础,以"心"为门槛将"五行"划分为"德之行"和"行"。《五行》强调人在感官、理智不能触及到的深层生命上下功夫,将意识转化为五行或五种"德之行",强调"德之行"与"行"并重,超越"仁义礼智"四行层次进而进入到"圣"的高度,才能成为圣人。     

伦理道德,为何“精神”?

杨国荣、潘小慧、孙春晨三位教授提出的讨论,集中指向一个形上问题:伦理道德,为何"精神"?具体展开为三大关系的哲学追究:马克思、康德、黑格尔三大理论资源、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传统的关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关系;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马克思的"社会意识"、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是关于伦理道德"精神"本性的三大理论资源,必须基于中国传统对它们进行创造性整合与超越。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的三位一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体系的形上基础,其中"体"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统一,是伦理道德的"精神"本性及其精神哲学体系的现实性与历史性。民族—伦理—精神的概念同一性,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冲动形态伦理"的法哲学结构是其现实性和历史性展现的三个哲学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