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消息

<正>→路德宗教授"草根"翻译圣经新译本近日,一批路德宗领袖与学者正致力于翻译新版圣经译本。该项目被称为福音派传承版(Evangelical Heritage Version,简称EHV),由来自威斯康星州路德神学院的荣誉教授约翰·布鲁格(John Brug)进行监督。布鲁格将这项工作称为"草根翻译"——这意味着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广泛使用教会牧师和信徒的编辑和评估"。他们希望能让圣经更贴近教会,寻求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平衡,并让教会参与到对翻译的评估和改进中,更全面地表达教会所传达给信徒的圣经文本。     

谈谈简化字和合本圣经文字的修订

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是1919年出版的,称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圣经的翻译综合和吸收了当时已经翻译的各种中文圣经版本(多为文言文和地方方言译本).基本上按照1885年出版的圣经英文修订版(RV)为蓝本翻译的,而圣经英文修订版又是在圣经英语钦定本(又称雅各王版KJV)基础上修订的,同时,和合本圣经还是许多不同宗派背景的基督徒专家联合参与的一项工程,故称为"和合",即"联合"之意.这项翻译工程浩大,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共同翻译联合圣经译本,到1906年完成新约部分,至全部完成定稿,并于1919年全书出版,历时达29年之久.和合本圣经的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对教会而言,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有识之士正在推广的白话文而言,也是一件大事,曾获得"白话文先驱"的美誉.译经委员会把"信、达、雅"作为经文的翻译原则贯彻始终,使和合本圣经既通俗流畅,又有庄重的语感之美,成为今天全球华人基督教广泛使用的译本.目前虽有多个中文圣经译本问世,但和合本圣经的地位无法代替.我们为之感谢神,这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下的结果.     

清末民初天主教白话圣经译写及其滞后原因

较之近代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卓有成效的白话译经,天主教在这方面要相对滞后,直至1968年才出版《思高圣经合订本》。此前天主教内也出现过对白话译经的提倡及实践,但较之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只是个别修会的努力和部分圣经的翻译。本文基于民初天主教部分期刊史料,对天主教内白话译经滞后原因作初步探讨,也兼及与新教《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比较。     

首部汉语新约《圣经》译名问题——“白徐”《圣经》“神”之研究

170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昇和其中国助手徐若翰写作了汉语《圣经》(1),在《圣经》汉译史上,这是首次系统地将哲罗姆武加大本《圣经》(Biblia Vulgata)译成中文,译出了约80%的新约,是历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汉语《圣经》。而后世"二马"《圣经》很大程度参考了它,可见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神"作为对Deus的翻译,可以说是"白徐"的创举之一,二人在翻译时既回避了教廷所反对的"上帝""天"等译法,也没有使用罗明坚和利玛窦初倡且至今获准的"天主"之译,这种译法的直接影响是新教的"和合本圣经"至今还有以"神"为主名的版本,使"白徐"的译法在300年后广受认可并推广开来。本文通过对白日昇书信的整理以及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探讨,分析"白徐"Deus译名选择的内在因素,还原白日昇译经的背景及译名思考。     

《圣经》翻译中的教权主义

词源学考察和宗教史回顾表明,教权主义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人为形成,并无《圣经》的文本依据,教会也非一开始就禁止平信徒接触《圣经》。为独揽翻译权,罗马教会禁止平信徒阅读、阐释和翻译《圣经》,推崇烦琐经院哲学,并与新教译者就《圣经》可否英译展开论战,在翻译过程中渲染超验与神秘色彩。由此教会将自身树立为人神之间的唯一中介,将教士与平信徒隔离开来。     

被遗忘的译者:中国士人与中文《圣经》翻译

本文藉着对相关史料的分析和引证,指出在中文《圣经》的翻译这一中西文化交流事件中,西教士译经的"华人助手"所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白日昇、徐若翰汉语《圣经》研究

1708年,法国传教士白日昇与其中国助手徐若翰共同写作了汉语《圣经》,这是汉语史上首次出现大规模的译经工作,该《圣经》包括四福音书单列本及合参本两种版本,有关两种版本的内容、关联及其与二马译本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研究,遗留的问题是:合参本是白、徐共同书写亦或徐若翰一人而成?合参本内容为自行杂糅还是翻译自现成的西文福音书合参本?白、徐译本直接为二马译经所参考,对后世汉语译经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然而白、徐译本与前人成果有何关系?是否参考过其之前的中文《圣经》?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说明,并梳理出早期汉语《圣经》译经的历史脉络。     

回应“和合本圣经的特色与修订浅见”一文

<正>在晚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多位来华传教士及华人同工们,都曾以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上天所托付之使命和首要任务。因此,自马礼逊来华后的一个世纪,新教传教士在中文译经上都曾作了众多尝试,包括把圣经翻译成文言、浅文言和官话,以及在中国东南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不过,正由于在译经上百花齐放,反而有碍不同地区的华人教会合一,并有碍福音     

迟来的爱——谈《约翰福音》11章5节至7节的翻译

圣经中神的话语是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写成。为了让每个信徒都能够研读神的话语,译经事工就不可或缺。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更新、发展,因此即便在同一语言中也会有不同的圣经版本出现,中文圣经也是如此。近年来中文圣经新译本的翻译事工取得了不少的成果,汉语圣经协会所主持翻译的新汉语译本就是其中之一。经协商,基督教全国两会将在近期出版和合本与新汉语译本的对照版,为众肢体灵修研经提供新的参考。在此,我们特刊出一篇根据此版本对照后而写的灵修短文,以飨读者。     

如何选用不同版本的圣经

圣经的出版一直是教会一项极为重要的圣工,它对于传扬福音、造就信徒灵性生命、建立教会均十分重要。因此,了解一些有关圣经出版方面的知识也是必要的。本文将介绍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种类,就如何选用圣经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与基督教在韩国的本土化

倪维思和罗约翰深受19世纪中叶"三自理论"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传教方法,被韩国教会所采纳,称为"倪维思-罗约翰方法"。该传教法极大地促进了韩文圣经的翻译、韩文的普及,并使韩国教育在教会的主导下迅速发展起来,从而使韩国教会走上了自传、自养和自治的独立发展道路,形成了韩国本土教会。正是这套传教法的采纳,使基督教得以以韩人自己的文化来诠释和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维思-罗约翰传教法是基督教在韩国本土化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经典的诞生：和合本圣经的历史考述和意义分析

在圣经汉译以深文言、浅文言、白话三种语体并行翻译80年、出版了几十种译本之后，1919年迎来了经典之作——和合本圣经的诞生。它不仅印刷了汉字本，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字本等。和合本不仅标志着外国传教士翻译圣经时代的结束和华人译经的开始、和合官话本延续百年的唯一地位创建；而且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欧话白话的先驱示范和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新词语的引入。1980年代后，基督教会开启了和合本的修订工作，但一直未能替代和合本。     

严锡禹:唐代的圣经译述

正圣经翻译,既是传教的重要手段,又是基督教融入传教目的地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常都会在第一时间着手圣经翻译,唐代的景教士也是如此。以阿罗本为代表的景教传教士一入长安,就立即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向皇帝唐太宗及其近臣     

《牧灵圣经》的呼唤

《牧灵圣经》与大家见面已逾半载,感谢 教友们对它的厚。《牧灵圣经》是一本新的、通 过了天主教教会审核的圣经译著。它的全部 经文与其他的天主教圣经经文相同,所不同 的是《牧灵圣经》拥有大量的关于阅读及理解 圣经背景、词汇、人物和神学的注释及前言。 这些注释将帮助读者以喜悦和虔诚的心情走 近圣经,并能使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有机会 从多重侧面认识天主的奥秘,了解伟大而慷 慨的爱情救赎工程,认识我们的救主和最亲 密的心灵朋友─—耶稣。就经文的翻译方面, 《牧灵圣经》编译小组在翻译圣经经文过程 中,尝试了有利于当代读者…     

工人培训:堂点负责同工的基本工作

主是教会的头,教会的元首,教会工作千头万绪,但教会的运行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约翰福音12章24节文言文圣经译:“粒麦遗地,不化则仍一粒,化则结实繁矣。”和合本圣经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在     

叙利亚语主祷文中的“和罪句”

叙利亚语教会礼仪中使用的主祷文与其他版本的主祷文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即在"免我们的债"后面还有"和罪"的字样。这个表达并不见于叙利亚语教会通用的简行本《圣经》之中,却是一个固定的宗教仪式组成部分。本文通过考察几个版本的叙利亚语福音书、简行本翻译策略以及叙利亚教会的使徒统绪即多马传统,来分析"和罪句"的源流、对叙利亚教父释经的影响,以及最恰当的主祷文译本。     

规范圣职按立,合法依规履职

<正>按立圣职需要谨慎,而被按立的圣职人员也"当为自己谨慎"圣职是一种"誓约与圣约",源于上帝的呼召和拣选,是领受教会差派为主做工的神圣使命,要求被按立的圣职人员能够按照圣经教导、教会传统和时代需要,合法依规地履行教会与社会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服侍教会和信徒。初期教会设有使徒、牧师、长老及执事等来负责牧养、教导群羊和治理教会的工作。圣经清     

萧静山译本《新经全集》简介

<正>任何一种宗教在其诞生地之外的异文化区域传播都离不开经典的翻译,基督教也不例外。圣经的汉译工作不但是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必然努力,更是教会本地化(enculturation)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于在华天主教而言,直到1968年12月才有了全部的汉译圣经,即《思高本圣经》,而之前的传教士或中国教会人士汉译圣经的工作均未能系统化,最高的成就是完成了新约部分的翻译和出版。献县教区(今沧州教区)萧静山的译作《新经全集》是第一本新约译本,也是影响力最为深远的新约译本。     

马礼逊与中文圣经翻译(续)

马礼逊进入中国后,遵照伦敦会指示,一面设法在广州潜居下来,一面努力学习中文。仅一年以后,他便尝试翻译圣经。1808年7月,马礼逊给差会写信,表明自己准备着手翻译圣经,并提交了翻译计划。“我甚盼在伦敦传教会下次定信给我时,     

上帝是爱的圣经观

圣经观的问题,看似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实际上,教会的圣经观关系到教会如何看待和解释圣经,如何用圣经的真理指导教会的灵命实践。所以,圣经观代表了基督徒和教会的上帝观、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和真理观。基督教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如何诠释圣经的历史。丁主教提出的上帝是爱的圣经观,使中国教会不再重走西方教会思想史上每每陷于复杂的教义争论的老路,而是引导中国教会重视圣经的中心信息就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的创造和救赎最终目的是使人类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因为上帝是世上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所以,丁光训主教提出上帝是爱的圣经观及神学框架,教导我们在一种动态的爱中去体验上帝与人的关系,去体验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而不再去争论教义的细节,不再人为地给教会设置一道无形的围墙;教导我们敞开胸怀接纳世上一切美好的真理,使教会作出更加美好的见证。丁主教的圣经观,为中国教会在今天的处境中解释圣经,并用圣经诠释引导教会的实践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