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的直觉”论牟宗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

康德因为不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从而造成此岸现象世界和彼岸物自体世界的截然两分和不可通约,其追求的"道德律"也不得不以"意志自由"、"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这"三大悬设"为依据,而这反过来却进一步使之沦为空虚。牟宗三在深刻理解康德哲学人学意义的基础上,从"智的直觉"入手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并由此证实由"本心仁体"发出的"智的直觉"具有贯通经验世界和道德本体世界的能动性和实在性,以建立实在的"践仁尽性"的道德形上学体系。     

牟宗三哲学中智的直觉与传统儒家的道德形上学

“智的直觉”这一概念在牟宗三的哲学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它构成了牟宗三哲学的前提和根基。牟宗三哲学与传统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存在着深层的内在关联,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方向,以及牟宗三对这种智慧的继承和发扬。     

智的直觉何以可能?——以康德、牟宗三、朱子为中心的考察

康德不承认人类具有智的直觉,而将智的直觉归于上帝。牟宗三从“心外无物”出发,将物自身看作无限心之表象,揭示出智的直觉之存在,但造成了主体的膨胀以及物自身的虚无化。而在朱子那里,性理与形气作为知觉的不同来源,皆具有物自身的意义,但性理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性理以其绝对创生性,自行进入知觉而内在于知觉,所以道心即是智的直觉;也内在于形气,所以人心也以性理为本源。由此,道心以性理为其积极内容,达成了对人心的肯定与成就。这不仅可以弥合主体性的内在张力,证成物自身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开出一条新的契接西方知识学的道路。     

“觉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智的直觉——牟宗三的“觉他”与康德的智的直觉之关系辨析

在建构道德存有论的过程中,牟宗三非常重视"觉他"的思维方式问题,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即是康德所说的智的直觉。康德不承认人类可以有智的直觉,儒家则承认人完全可以有这种能力,所以儒家超越了康德。牟宗三这一观点在学界影响很大,人们一般都是从正面理解,目前尚无人系统而明     

智的直觉何以可能--试论牟宗三对形上方法论的重建

近代以来 ,重建中国哲学的努力始终关涉着哲学方法论的探讨。牟宗三的智的直觉理论无疑是这种努力的自觉表现。同大多数的哲学家一样 ,牟宗三对此问题的追问一直以西方哲学为其参照者与对话者。具体说来 ,智的直觉概念的提出乃是基于康德的这样一个问题 :即理性存在者只具有直观现象界的能力 ,而没有直观本体界的能力。因此 ,我们对本体界一无所知。牟宗三则认为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不仅具有智的直觉 ,而且形上问题就是以智的直觉为基础而建立的 ;否定智的直觉 ,“不但全部中国哲学不可能 ,即康德本人所讲的全部道德哲学亦全成空话”① 。关…     

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CSSCI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 的界域。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     

以德摄福:牟宗三对康德圆善论的儒学诠释

与康德不同,牟宗三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并以孟子本心为根基,借鉴康德形上学之架构,沟通道德与存在,试图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架构中,乃以道德涵摄存在,进而以德摄福,其构建形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一个终极话题,即康德意义上的圆善问题。     

现代新儒家论“直觉之知”及其意义

"直觉"方法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并且其发展有"一条清晰的线索"。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和牟宗三都力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深入开掘中国哲学传统中"直觉"之意义,以区别于以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从而凸显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哲学的价值与"自性"。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家并非一味囿于中国哲学传统,而是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力图改造中国哲学传统,以使其具有现代性。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方旭东在其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中批评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经我仔细检查方旭东的论点,发现牟宗三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的确有若干误译康德文本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正确把握。反倒是方旭东,由于他自己对康德哲学的隔阂,严重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     

庄子"吾丧我"的现代诠释

庄子哲学是目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根据牟宗三对康德哲学中自我问题的理解和现象学的意义生成理论分析庄子的自我问题,认为庄子哲学中的"我"有三个意义,即真我、现象我和逻辑我;"成心"不仅可以统摄"我"的三个意义,而且是现象世界或者说我的意义世界的生成论根源;"坐忘"是与意义世界的生成顺序相反的认识真我、回到真我的方法和过程,即庄子的"达道之方".     

“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

在牟宗三哲学发展中,"良知坎陷"说有认识论、历史文化论和存有论三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开展,既表现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也体现在以"道德实践"对"坎陷"所作的理论规定。在"良知坎陷"说中,存在着文化诉求与哲学思考的思想纠结。由于对"坎陷"之辩证义的独特规定,牟宗三存有论意义的"良知坎陷"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也改造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超越区分的理论架构,展露出"彻底的唯心论"的基本意蕴,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蕺山学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仅为阳明心学的补充和完善,不如说以其以"意"易"心",代表了一种迥异于"心本体"的全新的"意本体"的哲学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崛起和形成。而"意"的合内外、一天人的性质又决定了,一种真正的"意本主义"实际上也即一种"身本主义"。这种身本主义不仅使蕺山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彻底地打并归一,而且使其学说最终实现了从宋明新儒学哲学的"意识知觉"范式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行为"范式的理论皈依。也正是在这里,为我们豁显出了牟宗三中国哲学解读中的那种流于"康德主义"的理论误区,并使"超越牟宗三"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真正光大弘扬的必然的趋势。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成于乐的圆成之境——论牟宗三的美学世界及其与康德美学的不同

牟宗三虽然不以美学家名世,但是却有丰富的美学思想。牟宗三的前期美学思想,为其后来的美学思想奠立了基调,这是解开与把握其美学思想的关键。他的美学世界是以本体论的逻辑构造为基础而建立的宇宙论的逻辑构造。他以中国儒家式的天心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以取代康德以“自然之目的性”概念为建立美的判断的最后的超越原则,从而重建康德的美学;相对于康德的美学乃至于西方主流的美学来说,的确是提出了一条新的美学思路即道德的形上学的审美之路,拓宽了美学的领域,开阔了研究美学的视野,对人是不乏启发的。牟宗三与康德各自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哲学传统之中,其所成就的哲学或美学以不同的面貌、风格与类型现世,原属自然。问题在于,如何在中西哲学、美学,乃至文化之间找到一块双方都承认的共同所有的空白地带,作为通约的基础,并在这一基础上来展开中西哲学相互对话与相互融通的工作,既有世界性人类性,又不失其民族性与个性,才是我们所企盼的前景。     

如何理解牟宗三的哲学观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极富个性而且著述丰厚,因此我们很难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他的哲学观。由于牟宗三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性体"的本质属性乃是内在而且超越的道德实体,因此,人们可以通过"逆觉体证"等道德意识唤醒或激活人人具有的"智的直觉"以呈现之从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牟宗三哲学观的核心要义。牟宗三所构建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综合阐释了中西哲学思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因此,研究和探索他的哲学观有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