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禄《论语述何》及其解经方法

<论语述何>是清代公羊家刘逢禄以公羊学诠释<论语>的作品.从该著主旨可以看出,刘氏公羊学背景在诠释中起着关键作用.刘逢禄用了深化主题、类比引申、断章取义几种方法将<论语>与公羊学一体化.此种做法开启了晚清<论语>大义公羊化之风气,虽然某些过度的解释受到讥讽,却也起到拓展传统公羊学研究视野的效果.     

孔广森的公羊学

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公羊学的历史哲学观

公羊学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观,它在儒家经典《公羊传》中已见端倪。在汉代,通过董仲舒的阐发和何休的总结、发挥,公羊学的以“三世”说和“三统”说为主要内容的变易、发展的历史哲学观形成了。清代中期以来的公羊学者,为汉代公羊学者所阐发的变易史观增添了更为广泛的哲学基础,使较为粗疏的变易史观更加深入、细致。公羊学的变易发展史观有很强的现实关照性和政治目的性,这就决定了公羊学的变易、发展史观比较粗疏,不精密。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随着公羊学的政治生命上走到了尽头,其变易发展史观便朝着纯粹的学术方向发展。     

庄存与和公羊家法

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祖,庄存与的公羊学向来受到学界重视。但由于庄存与素称魁儒,文辞艰晦,学界对其复兴公羊家法的具体状况尚缺乏深入研究,致使在近年出现的代表性研究中,开始怀疑庄存与的学术宗主。实际上,庄存与在乾嘉复古开新的大气候下,首次恢复了汉儒以《公羊》为《春秋》正宗的传统,并对建五始、宗文王、大一统,尤其是三科九旨等传统公羊义法,皆复而兴之,从而使公羊一家之言,再次成为抉经心、执圣权的根本所在。     

刘逢禄易学之公羊学意蕴探微

刘逢禄的学术贡献并不仅限于重述、张大公羊学,还在于以公羊学为核心阐释其他经典。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刘逢禄的公羊学思想,而对其易学的公羊学意蕴鲜有关注。刘逢禄深入探讨了《春秋》与《周易》的会通问题。在他看来,文王作《易》之初心在于忧患万世,孔子继承文王遗志并效法之而作《春秋》,两书都有彰显王心、微言改制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刘逢禄援引《公羊》义来解释《周易》,并借《公羊传》之语佐证易理,从而将公羊学思想贯穿在易学诠释当中。刘逢禄虽然贯通了《春秋》与《周易》,但以公羊为宗的经学理念致使其易理阐发有失客观,甚至不免有穿凿比附之嫌。     

论孔广森与刘逢禄的公羊学研究

众所周知,作为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在东汉以后,便为古文的“左氏”所取代。其间虽有何休作《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试图重振今文经学,但由于今文经学自身的衰落,公羊学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三国后公羊学便成绝响。不过,今文经学在清代中期又得以复兴,并在强大的复古思潮中别树一帜,另开法门。由在存与发其端,孔广森、刘逢禄等人继其后的对《公羊传》的研究,再度成为今文学者探索的焦点。因此,人们每每较多地注意它与古文的对立,而忽视孔、刘之间的真正差别,甚至认为清代公羊学乃是复活了两汉今文经学的传统。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为了搞…     

《论语》注解中的“公羊学”取向——刘逢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论语注》比较

刘逢禄的《论语述何篇》和康有为的《论语注》是清代以"公羊学"注解《论语》的首末。虽然同以"公羊学"注解《论语》,但两人在解释起点、策略和内容上都有差别:刘氏认为《春秋》与《论语》的关系是"表里"关系,强调两者间的互证互补,守"公羊"家法;康氏则认为两者是"辅助"关系,以《春秋》贯《论语》,运用糅合了《礼运》"大同"的"三统三世"说"别择而发明"《论语》的微言大义。两人的解释从注经的角度看均属于过度诠释,但在其背后隐含着时代背景的转变。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研究探微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公羊大师,其春秋公羊学研究突出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总体透视孔子<春秋>以究<春秋>制作本原;(二)系统归纳<春秋>书法以明<公羊>解经方式;(三)驳难申辩<公羊>悖论以显<公羊>精神特质;(四)衍生申论<公羊>大义以成<公羊>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研究大大拓展了<公羊>的思想空间,并由此形成一个公羊学派,对两汉乃至此后古代中国的经典解释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中期“以礼代理”说刍议

清代中期,以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的汉学家提出了“以礼代理”说,即主张用礼学代替理学。他们认为,儒学的中心是“礼”而不是“理”,脱离了“礼”而言“理”,只能导致师心自用以及对人的具体情感的漠视。这一学说是清初顾炎武所倡导的学术方向的继续,它把人们的目光由内在精神变革转向对外在制度的关注;同时,这一学说明确反对以抽象化的“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刘逢禄之“例”学

孔子作《春秋》,三传为之诠解,传以经言大义,后人理解"微言大义",或以孔子口传密授,仅公羊得之;或藉"义例"褒贬言之。清人刘逢禄认为,阐释圣人微言大义,必须兼有师法传承与义例褒贬,方能彰明圣人著述思想。清代发扬今文经学,尤推何休,义例之学同时得到重视。论文认为除了经学内在的汉学溯源,清代对"例"的研究,有一部分影响来自清代对"律例"的不断修纂,深化了经学家对"经例"的重视与诠释,同时将汉代藉经义以决狱的做法重新发扬,刘逢禄即具代表性人物。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从治公羊学到奉“衣带诏”：重审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康有为方案”

康有为在学术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也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入实质阶段的时代。"康有为方案"新酒旧装,其历史进化论、变法改制、制度设计等思想资源以及治学方法,皆沿袭了董仲舒以降的公羊学学脉。"康有为方案"主张"同为国民,务合一之",反对排满革命;"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坚持君主立宪;"析疆增吏,废省强道",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重;既引进西学,又倡立孔教,以统一国民精神。评价康有为奉"衣带诏"行为,不能脱离其公羊学的学术背景。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对《公羊传》别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戏剧性命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春秋经》中寄托着孔子政治理想、寓含褒贬的“大义”,是公羊历史哲学的源头。《公羊传》则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交易性、可比附性特点的“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使公羊学大显于时。东汉末何休对公羊家法作了总结,将三世说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历史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为它注入了近代的内容,戊戌维新时期,公羊学与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成为维新派的理论纲领,而且是近代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礼学即理学——定海黄氏父子的义理学

<正>近些年来,随着对清代学术研究的展开,以为清代"只有学术,没有思想"的论调已经逐渐被否定了。而清代思想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礼理之辨。但究竟该如何看待礼理之辨,却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由黄薇香(式三)、黄元同(以周)及元同在南菁书院的诸弟子构成的儆居学派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在清代学术争论的语境下来审视黄氏父子的理礼之辨,以     

庄存与《春秋》学新论

庄存与是清代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家。从梁启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而以《春秋正辞》为其体现, 人们论庄存与的经学往往以《公羊》学为说。不可否认, 晚清出现以《公羊》学为中心的所谓今文经学, 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重《公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庄存与的经学实是以六经为宗, 不守门户; 专明大义, 以求致用, 并非仅仅只是《公羊》学。就《春秋正辞》而论, 则具有以《公羊》为主、杂取诸家, 不重微言、专重大义的双重特点, 而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一、《公羊》为主, 杂取诸家庄存与在…     

乾嘉考据学成因诸问题再探讨

就有清一代学术而言,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或称“经世致用”思潮);二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思潮;三是晚清的春秋公羊学思潮。三个阶段学术各有擅场,但并非截然划界。而就清代学术发展的主线而言,能贯通清代学术全程、并称得上清代学术特色的,那便是“     

请“礼”让位合理吗?——孟子论“礼”的双重内涵

尽管孟子描绘的君子人格需要成就"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要求,但"礼"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处于辅助性地位。"礼"或者被认为是习俗规范,因能实现"仁"与"义"而具有工具价值;又或者有学者认为孟子之"礼"论具有较强的内化倾向,道德性的"礼"弱化了"礼"的外在规范性。同时,在《孟子》中,先贤也有貌似"违礼"的行为,孟子以"权"变解释这些行为是合理正当的。如是,初读《孟子》,难免留下请"礼"让位也未尝不可的印象。然而,对于孟子来说,"礼"并列为四德之一是有必然性的,对"违礼行权"也给出了严格的规定。通过分析《孟子》中与"礼"相关的文本,可以整理出"礼"的双重内涵,即规范之"礼"和德性之"礼"并重,且相互融通依托。通过对"礼"两重含义的梳理,能帮助我们开启对孟子"礼"论研究的新视角;通过重新界定"违礼行权",也可唤起对孟子"礼"思想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义”·“人情”·“礼乐器数”——朱熹论“礼”的传承与修订

朱熹几乎终其一生都在进行宋代新礼学的建构与实践,而"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则是其中的核心命题。在朱熹看来,"礼"、"理"一体,然亦需"义"作为"礼"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和实践天理的枢机与准则,因此,"以义起"便构成了"礼"的传承与修订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方法。此外,强调礼乐实践主体的情感元素在"礼"的传承与修订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对"礼乐器数"的物质化传承功能的重视,亦同样构成了朱熹对"礼"的传承与修订原则的基本认识。在宋学背景下,朱熹在"礼"的传承与修订实践及相关的理论探讨中,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理性和务实的理论面向,对传统礼学的现代转换与传播也有较高的理论借鉴价值。     

公羊“三统”说与何休“《春秋》王鲁”论

“三统说”与“三世说”一样，都是《公羊》学派观察与解释历史演变以及动因的基本理论内容，属于《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公羊》家通过它来说明历史上各个朝代兴衰更替的内在关系，描述社会嬗递的逻辑脉络以及具体表现，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历史变易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