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中的“乐”思想

《孟子》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乐”的思想,包括《尽心》篇中提出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命题和君子之乐,以及与君子之乐相对的王之乐等.孟子的乐思想有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以“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诚之乐为统领,诚之乐贯穿于君子三乐和王之乐之中.君子之乐以事亲、守身为本,以家庭亲情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和社会教化之乐为要,从而实现仁义道德从亲亲为大的血缘亲情向以个人道德魅力化育天下英才的道德完善和升华.“与民同乐”的王之乐奠基于君子之乐,又高于君子之乐,是一种圣人之乐,其根基和要旨仍然是仁义.     

由“道德束缚”到“道德美感”——乐道而自得的“孔颜之乐”境界

“孔颜之乐”的体验由“道德束缚”转变为“道德美感”,是源于这种美是生命主体在悟道、得道、践道的过程中,消融了道德在人生命中的紧张感、异质感,在美之陶冶中自然而然检点身心,从而自觉追求道,自觉运用礼。这种“乐在其中”体验是在道与人之生命相统一后的精神和谐。作为儒家传统命题的“孔颜之乐”在宋代以后多次被理论阐述,宋明理学家对“孔颜之乐”的诠释虽然见仁见智,但相互之间亦存在着共同点,他们在获取“乐”时重视对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内在涵养工夫,使“乐”没有摆脱儒家伦理道德成分,指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和谐。     

论孔子之“乐”

孔子之“乐”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感官快乐、物质享受;二是精神快乐尤其是道德幸福;三是精神自由。孔子之“乐”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强调礼对快乐的节制和对仁的追求。道德是理解孔子之“乐”的关键,回归道德本身,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才能创造和享受幸福。孔子的快乐之路即向善之路、成德之路或成人之路,具体包括弘道、顺性、节情、成教和游于艺等五个不同方面。     

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宋明理学"孔颜之乐"理论的发展线索

“孔颜之乐”问题自从周敦颐明确提出后,几乎一直贯穿于整个宋明理学中,并且由此发展出了多种有关“乐”的理论。那么,这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深入研究宋明理学“孔颜之乐”论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研究,我们总结出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主要有以下一些发展线索:由注重外在规律、规范到注重个体内心自适;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从精英意识到平民心态;由理想追求到现实现成;从“无我”到“有我”等线索。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由道德理性到生活感性和从“无我”到“有我…     

德性·知识·人格——论唐君毅“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

“本心德性论”是唐君毅哲学思想的理论根基。在形上学的意义之下，唐君毅所论的“本心”得以全幅开展。于是，德性借仁德(“至善”)之设定，描述了自身道德的原因性；德性对知识之规范，展现出道德价值的交互性；德性立成德之目的，赋予了人格塑造的理想性。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唐君毅给出一个充盈着道德理想的哲学反思历程，展示出“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以期在直面现代思想的困境和挑战时，能够动态开放地重塑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天人感通，一以贯之——现象学视域下的“孔颜之乐”

在《论语》中,“孔颜之乐”有“颜子之乐”、“孔子之乐”、“曾点之乐”三种表述。其中,“曾点之乐”因为文字关联之细致、意蕴之丰富,成为我们理解“孔颜所乐何事”的最佳凭借。参考海德格尔旨在通达人类实际生活经验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方法,在将儒家文本相互勾连印证之下,我们可以将“孔颜之乐”显示为基于“天人感通”机制的“一以贯之”之乐。     

“情”与“善”的生成——孟子性善论的必然性与伦理世界的创生

孟子性善论关乎儒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但其理论必然性却并不易理解。对其合理性的误解与质疑以及那些并不具有严格性的辩护,实是与把人性与道德价值关系采取对象化理解方式有关。孟子“以情言性”,从人的情感去阐释“性善”,但这并非以种加属差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做出的偶然综合判断,不是在讲人的本真情感符合一个外在预设的价值标准,而是从情感角度探赜人的本真存在,揭示“性”与“善”,“情感”与“价值”的非对象化生成关系和人的价值自觉性之必然性。情感的价值自觉创造,凝聚为人格,生成展开为有序的伦理世界。孟子性善论的究竟意旨是揭示此存在的真实。     

非墨非道：告子思想流派平议

告子以“生”训“性”,但问题在于何以释“生”?郭店楚简有关生、眚(性)的种种论述，为进一步厘清告子哲学意趣及其思想流派提供了可能。以往研究或归其于“墨”,或视其为“道”:前说未辨“义外”,大本有失；而后说浑“同”略“异”,难窥堂奥。告子上承孔子“心安”之旨、下启孟子“义内”之思，长于“情—欲”而蔽于“情—义”。告子不仅代表了彼时最为盛行的人性观念，且还构成周秦思想版图中的关键坐标：其非但反向激发了孟子阐释性善的哲学洞见，更从正面彰显出儒家形上意蕴的不同向度。     

论孟子的情感理论与狂者气质

孟子的情感理论,当然也如苟子的一样,属于道德本质主义的范畴。不过,孟子的情感理论推举本然之善,其基本倾向是向内收的,即所谓“反身而诚”,主张个性善性萌发,经过艰苦磨炼和教育而后壮大,形成浩然之气的阳刚气质,而不是如苟子的情感理论是主性恶的、外倾的,主治情的。相信人性本善,为一个足以持守的大本营,所以孟子并不虚请假意地回避欲,而是视情欲为正当,也更不惮志向情怀超越自己的事功而被人评为“行不掩言”式的狂做。孟子的情感道德本质主义的基调是导向思想之善的个性主义,因而,这种个性不乏强大的群体感召力。他的…     

中土法华注疏中的音乐供养观及其影响

音乐供养是法华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自东晋以还，中土法华经注疏在宣说、注释《法华经》中与音乐供养有关之文献时形成音乐供养观，集中体现在对两类名义的认识：一是乐神紧那罗王和乾闼婆王所奏法乐的名目及内容；二是关于音乐与供养之关系。紧那罗王、乾闼婆王皆属帝释之执乐神，所奏乐为法乐，主要宣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等三乘教行之内容，至唐开元以后，由于受到中国古代传统音乐观之明辨雅郑、从社会政治角度对音乐认识的影响，《法华经》注疏者将乐神紧那罗王和乾闼婆王视为“清歌雅乐众”和“胜芳烈乐众”,而将供养音乐分为真正之乐和邪淫之乐，并将之与中土所谓邪乐(郑卫新声等乐)与正乐(大夏、大韶等古乐)作比。造成此种现象缘于中土净土宗、禅宗所推行的佛教通俗化趋向和唐代俗乐之兴盛对佛教“歌咏颂法以为音乐”理论的冲击和影响。出于对唐开元前后讲经唱导师因对民间歌曲之广泛利用而致使佛教音乐“雅正全乖”、渐失纯正性之忧虑，天台宗尤为强调出家僧众音乐供养者的自身素质，并在法华注疏中予以讨论。此种表现于法华注疏中的音乐供养观影响到变文或讲经文的撰作，俄藏Φ365号《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二)》可为代表，其崇尚佛国诸天伎乐，排斥世间郑卫...     

孟子推恩说何以可能

推恩说是孟子实现其“仁政”理想的主要措施,它与孟子“爱有等差”的思想并不矛盾.推恩说具有可能性是因为孟子将血缘情感赋予自然的、本能的含义,同时强调这种血缘情感又具有高于自然的理性自觉.孟子以“孝”为“仁”的起点,实质是强调“仁”以人的自然性为起点,这使孟子的“仁”学具有高扬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内容;同时孟子并不局限于自然因素,他所强调的只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需要奠基在人的自然而真实的情感之上,否则会导致虚伪的道德、导致对人性的扭曲.“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仁”的自然性起点并不意味着对理性自觉的否定.     

比较视域中的孟庄心学

孟、庄心学都关注心体与工夫的开掘。孟子说性善,以性善推论王道正义;庄子主性真,以性真推演生命自由。孟子“集义”“养气”“践形”“舍我其谁”的伦理心境,意在凸显道德主体性的诚明及道德实践的庄严崇高,觉解伦理原则的共性并走向“同美”的道德世界;庄子“集虚”“听气”“忘形”“淡然无极”的审美心境,意在消解审美活动的主观性,营造一种虚明空灵的开放胸怀,吞吐万象,涵融心物,感悟生命之美的个性,走向“大美”的艺术天地。一个唤醒道德自律,一个体验审美自由,儒道互补,美善相蕴,共同推进了战国中期心灵哲学的崛起。     

乐同民心——审美共同性的阐释

《乐记》把理想之乐上升到“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和“天下皆宁”的高度,这是典型的以美导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和“天下皆宁”的内在义理。乐能够以美导善,前提就是乐能够表现人的共同本性,因而当乐反过来对人产生影响时,理想的雅、颂之乐以其和谐的精神,具有使人同心同德的功能。“乐者为同”也意味着人们应该以和谐之乐进行反躬,即“反人道之正”,通过“穷本知变”,把“乐之道”和“人之道”紧密联系起来,使“乐之道”富有了生命美学的内蕴。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儒学发展一主一辅两条线索概览

两千多年儒学发展有一主一辅两条线索，主线是道德践行，辅线是道德存有。前者的主题是人如何成德成善，内部呈现为“一源两流”的格局，其中“一源”指孔子，“两流”分别指以孟子、象山、阳明为代表的仁性之流，以及以荀子、伊川、朱子为代表的智性之流。后者的主题是道德之心如何影响天地万物，使其成为存在。两条线索有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道德践行之主线决定人成德成善，有了道德的人会以善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从而产生道德存有之辅线；道德存有之辅线形成后，染有道德色彩的天反身又成了道德的形上根据，从而大大加强了道德践行之主线的力量。儒家生生伦理学在这个谱系中有自己的定位：就主线而言，它不再局限于心学的立场，而是回到了孔子之“一源”,以聚合“两流”;就辅线而言，它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承认天是形上实体，回归了人之一本。合而言之即是：立法三分，聚合两流；倒转天人，终归一本。     

孟子与五经

孟子与五经，这里所论述的是指孟子与《诗》、《书》、《礼》、《乐》、《春秋》五经的关系，从中看出在孟子所处时代五经的面貌和他对五经的贡献。孟子为儒家大师，被后世称为亚圣，对五经是有相当贡献的。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对“仁者之乐”中生生之美的思想解读

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者之乐",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显现。中国美学在先秦儒家肯定生命真谛之乐的思想滋养中,也将人生作为美学思想的起点和归宿,赋予人与自然更多的生命意义,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寻求平衡一体的和谐,在审美意境中不断探求一种完美自由的、道德与审美并存的乐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