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蕺山的无善无恶思想

在宋明儒学中 ,“无善无恶”之说有两义 :一是对本体“至善”之遮诠 ,一是指境界上的“虚而无执”。以此两义来衡量蕺山的思想 ,可发现蕺山具有丰富的“无善无恶”思想。虽然他有不少言论是批评此说的 ,但均未能切中“无善无恶”说的本义 ,而是在王学末流之弊的当下刺激下有为而发的 ,非称理而谈。因而 ,也就不能据此否认其有无善无恶思想     

论熊十力对刘蕺山的批评

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皆以刘蕺山为宋明殿军,特别是唐君毅对其颇为推崇,熊十力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刘蕺山在政治上是非不分,在学术上逻辑混乱,存在以心为物、以“躯壳上起念”之情言纯善无恶之真意、于自然现实情感中言知善知恶之知等问题。熊十力的批判,误解之处甚多,蕺山之心并非血气心脏,意之好恶为隐微的道德情感而非感性欲望,而且他在反对以意为主宰、而应以良知为主宰时,反驳依据并不充分。当然,熊十力的批评亦有合理价值。熊十力对蕺山的低评应与其性格特质、所处时代相关,同时学术路向的不同、对于东林党的整体反感也是影响其作出较低评价的原因。     

程朱王刘之辨:黄宗羲对蕺山之学的阐释及其问题

程朱王刘之辨是明末清初学人论学的一大节目,黄宗羲作为心学主将之一,也参与其中。宗羲程朱王刘之辨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以阐发蕺山之学为主要目的:会通王刘,借阳明学以申师说;贬抑程朱,又借朱子之语以封攻诋蕺山、阳明者之口舌。黄宗羲此论,虽在借古人之说以申己义,却也遮蔽了其师的甘泉渊源,使蕺山晚年对理学和心学、甘泉学与阳明学的综合,折入阳明心学一途。     

因病对治——论刘蕺山对理学的反省与重构

时至晚明,宋明理学已是流弊重重,此时王学呈现出玄虚与猖狂之弊,朱子学存理去欲的主张与晚明情欲解放思潮也发生严重冲突。此外,理学还面临着世俗功利之学的冲击,这都需要理学家在理论上一一给予回应。刘蕺山作为晚明理学的殿军,面对晚明学术的种种弊端,采用因病对治的方式,以合一代分解,以实济虚,以主宰对荡越,以生生对寂灭,以尚义对功利,以静存摄动察,通过这种辗转对治,建构了有别于朱子学与阳明学而自成一家的学术体系。     

从良知之辨看蕺山之学的义理建构

蕺山论学,规模宏阔,体广而义深。其义理阐释最终落归于《大学》“诚意修身之学”之建立。诚意之学,不仅涵盖了原先“知止说”的格局,而且在《大学》诠释史上别开“诚意为主”一系,从而更深入地诠释了《大学》义理思想,自立于阳明学和朱子学之外,全面确立了蕺山学作为心性合宗体系的理论建构。宗周基于《大学》的义理系统,对阳明的良知说展开了不遗余力的辩驳。其辩难核心是阳明良知“知善知恶”之知。蕺山学的基本特质,既不在于理论的雄辩,也不在规模的宏大,而在于经典文献阐释的精到。蕺山学之所以能够在宋明儒学的庞大阵营中占有一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宗周的文献阐释能力。正是透过精致的文献阐释,宗周无处不展现其教化关怀和治道理想。刘宗周是继朱熹之后,能够从经典文献的精到阐释中,重新建构儒学体系的第一人,不愧为宋明理学的“殿军”。     

“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蕺山如此评述是否恰当?本文拟从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批评、阳明工夫论的固有逻辑、蕺山评述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对此问题做出辨析。     

有别于“心本体”的“意本体”——对作为宋明新儒学归宿的刘蕺山哲学的重新定位

蕺山学与其说如牟宗三所认为的那样,仅为阳明心学的补充和完善,不如说以其以意易心,代表了一种迥异于心本体的全新的意本体的哲学在宋明新儒学中的崛起和形成。而意的合内外、一天人的性质又决定了,一种真正的意本主义实际上也即一种身本主义。这种身本主义不仅使蕺山的本体论与工夫论彻底地打并归一,而且使其学说最终实现了从宋明新儒学哲学的意识知觉范式向中国传统哲学的身体行为范式的理论皈依。也正是在这里,为我们豁显出了牟宗三中国哲学解读中的那种流于康德主义的理论误区,并使超越牟宗三成为今日中国哲学思想之真正光大弘扬的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