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天人之学的生态意义

孔子是儒家生态哲学的开创者。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哲学”这个概念,如同他并没有提出“哲学”这一概念一样;但是,在他的思想言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并影响到后来儒学的发展。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是从孔子开始的,孔子的“天人合一”之学与生态哲学有极大关系。孔子不仅是提倡人间关怀的人文主义始祖,而且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得到人生乐趣的伟大思想家。     

儒学的目的性问题

儒学是生命哲学。与近代机械论的宇宙观不同,传统儒学的宇宙观是生机论。儒学的目的性本质就是“生”,这种目的性的根据就是生机论的宇宙论,其体现即“仁”,其归旨在“太和”,其实现须要“天人合德”。目的性统贯着儒学的基本问题,它与康德的目的论有较大的差异却与现代深层生态伦理有重要的契合,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对儒学目的论进行诠释和转化。     

儒家人物关系论与现代生态伦理

儒家的人物关系论是建立在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基础上的。基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哲学基础,儒家提出了“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人物关系原则。这对于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学、保护环境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以儒家生态文化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北大核心

儒学思想家们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宇宙观、“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和“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既是儒家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更是儒家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儒家文化中的生态理论资源,不但能够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而且能够为摆脱当前的环境伦理学困境提供启迪和借鉴,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支撑。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儒家的生态文化观进行现代阐释,实现儒家生态文化的现代转化,以更高的文化自觉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杜威美学的生态意蕴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作为美国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的“经验的自然主义”美学具有鲜明的生态精神和深厚的生态意蕴,这在其哲学基础经验存在论、经验方法和审美本体论、审美主体论、审美功功能论等诸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这样的美学无论对于生态美学的建构还是对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儒学的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

在儒家哲学中,价值非仅哲学的一个部门,而是贯通所有哲学问题并规定了其本质的一个核心和辐射源。儒学以人的存在实现为进路,落实到“心性”的论域动态地展示人性的内涵,而非对人性做静态的分析。儒学即心言性,即情言心,将“知”理解为人的存在所本具的智照、定向和主宰作用。其所主人性本善论,规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儒学循道德和存在实现进路以建立其形上学体系,其所言伦理与价值,则是一种真理与应当本原一体,表征人的生命存在之整全性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儒家所言道,是在实存差异实现之“通”性上所显现出的一个形上超越性的“一”,其达道之途径,可名之为“旁通而上达”。“旁通”与“上达”两个维度,虽有分判,又相即互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价值和形上学系统。这一价值和形上学系统,既凸显了一种即伦常日用而达超越的实践品格,同时亦体现出了一种尽性、成己以成物的价值平等精神。     

程颐论仁

程颐对先秦儒家仁学的多方面发挥,构成了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孟的精神资源由于被赋予了较为系统的形上学依据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围绕心性论哲学的方法原则阐释人生价值与意义问题,使传统儒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隋唐儒家哲学的变化趋势

隋唐儒家哲学思想的变化趋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隋唐时期正是中国儒家哲学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过渡阶段,旧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的哲学形式受到了比较集中的批判;一个与旧哲学有较大差别的新哲学正在酝酿、萌芽之中,一批儒家哲学家为改造旧哲学、建立新哲学而探索和奋斗着。宋朝理学作为儒学的新的思想形式的产生,与隋唐儒家哲学的演化,是有联系的。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九十年代儒学发展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儒学发展和儒学研究,虽然空前繁荣,但此所谓繁荣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史”的繁荣,而远远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思想上、哲学上多元创造的时期;虽然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如儒学与少数民族、儒学与区域文化、儒家管理哲学等等,但主要的还是围绕着儒学与现代化、儒家与后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道之争、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等几个重大问题而展开的。     

“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综述

“工夫”作为宋明儒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儒者日用常行间对修身达圣、齐家治国的追求起着关键的作用。于他们而言,工夫是贯通天人的实践法门,若工夫到处,则万事皆安。如程颐所说:“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自宋明至今,对于工夫的研究络绎不绝,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工夫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了一大热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成果上都有诸多的突破,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问题。鉴于此,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承办的“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大学召开。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二十余篇。与会人员就儒家工夫概论、儒家工夫论与先秦思想、程朱理学工夫论、陆王心学工夫论、明清儒学工夫论、儒家工夫论与西方思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兹将会议学术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走近董仲舒——读《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

董仲舒在两汉儒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汉书·五行志》认为他“为儒家宗”。同时董仲舒又是公认比较难懂的儒学人物之一。《春秋繁露》文字佶曲、旨义晦涩,要真正梳理出其中的逻辑脉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值得欣喜的是,曾振宇先生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一书,作为“元典文化丛书”一种最近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掩卷而思,该书是近年来研究董子的一部力作。气论是董子哲学的根基,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作者认为,气作为哲学本体论有四个特点：一是有机性。气本原在哲学性质上是一有机体,它是…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

该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儒家哲学的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方道德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原则、理论框架等,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当代意义。作者认为,可以将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与基础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感动论”,而儒家的示范性道德人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感动、激励人们行善。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创新

构建中国哲学的现代话语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应对自近代以来的哲学失语症的必然要求。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国内激烈的反传统风潮,现代新儒家产生了为中国哲学争夺话语权的强烈自觉,他们通过向西方世界发表集体《宣言》、以英文著述等形式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现代新儒家在中西会通中提炼和创新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打造了两层存有论、道德自我、内在超越、内圣开新外王、儒学三期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表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新儒家积极借鉴西方话语激活传统哲学话语,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推进了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其得失为当前中国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传统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比较

儒家、道家哲学生态观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差异。在生态存在论上,两者都是一种生成论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的内在联系。不过,道家注重自然运化过程的自然性、一体性,儒家则强调自然运化的生命特征,肯定人与万物的差别;在生态价值论上,道家偏重“自然”的价值．强调自然运化的自然目的性和价值性,肯定人和万物的自然本性的价值。儒家则偏重“人文”价值。它强调人与社会的生存价值．肯定主体德性的价值;在生态实践观上,道家强调“自然无为”的实践原则,“自然无为”体现了对自然自组织、自协调智慧的信任。道家实践观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具有消减性特征,强调慈爱利物、俭啬有度、知和不争。儒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肯定主体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作用。在对农业生产实践的治理上。儒家强调顺应天时、因地制宜和“谨其时禁”。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儒家生态责任伦理的义理结构

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综述

正2016年10月22~23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心性论与早期中国儒家哲学"高端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华侨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浙江省委党校、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儒家心性论总论、先秦儒家心性论、宋明及港台新儒家心性论、早期儒家心性论与西方思想比较等议题展开了     

“存人”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情感·自由·理性——“情感儒学”的基础概念

蒙培元先生提出了“情感儒学”概念,并围绕这个概念进行了论证。“情感儒学”的论证涉及“主体”“心灵”“超越”“境界”“自然”等诸多概念,其实,在这些概念背后的“情感”“自由”“理性”才是“情感儒学”的基础概念,因为它们在儒学语境下的各自含义、相互关系乃“情感儒学”之可能的基础。分析这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可以揭示“情感儒学”建构的基本理路,即“情感”的本义及当代回归、“自由”之多义及儒家式理解、情感与自由之关系、情感与理性之关系等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