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亲亲相隐"理论之正当性,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邓晓芒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界定和阐释了现代西方亲属容隐制的法律实质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亲亲相隐"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重新讨论和商榷的:西方现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不是一项"隐私权",而是一项法律"豁免权",其法理依据是"期待可能性"理论,其人性论根基是我们自然天性中的"亲亲之爱"。     

逻辑、理性与反讽——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中,游叙弗伦欲控告老父,苏格拉底对其反讽、非难与劝阻。然而,以西方作参照系统来批判儒家“亲亲互隐”的邓晓芒教授却解读出苏格拉底“赞同甚至鼓励”游氏“子告父罪”。此种惊人的误读表明邓氏没能理解“苏格拉底的反讽”并误解了逻辑与理性。论辩表明,诸多西方哲人也都倾向或认同“容隐”观念,这也证明了批判者的“参照系统”的虚幻性。至于如何理解“亲亲互隐”所蕴含的伦理困境,那是一件生存论而非逻辑论证之画。     

仁义直道与情理圆融:对“亲亲相隐”命题的新探析——从出土文物看早期儒家亲情本位的伦理智慧和价值旨趣

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

“亲亲相隐”是儒家“亲亲”思想在有结构性限制或过失的亲属间贯彻仁爱精神,进而促使人格成长的文化与伦理选择。“亲亲”之仁在君统与宗统存在矛盾的宗法社会,是方法与价值相统一的,是人们正当的权利,本身具有增德向善的功能,并不逊色于苏格拉底所从事的哲学“批判”事业。相反,“逻辑”作为方法虽可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的地位。如果单纯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抽去了人格成长和修养的内容,可能会得出“亲亲相隐”有腐败倾向的结论,但其也并不足以支持对儒家伦理的基本否定。今天对于象征中国文化之根的儒家伦理更需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

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     

私权抗御公权——“亲亲相隐”新论

"亲亲相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近30多年的研究经历四个不断深化的阶段,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在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与法律的国家形态中,"亲亲相隐"具有家庭私权利抗御国家公权力的功能和价值。作为法律确认的"隐",包括对犯罪人通风报信以抗御侦查权和缉捕权、"相容隐"之人可免于作证和拷讯取证以抗御刑讯权和审判权。这些正面价值值得认真发掘和研讨。     

重析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再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

为全盘批判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的儒家伦理思想,邓晓芒教授基于其所谓的"西方文化参照系",将"亲亲相隐"解读为人性之恶,而将"大义灭亲"解读为道德之善。其实,邓教授对"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道德意涵的分析存在诸多显见的逻辑矛盾。原因是邓教授没有准确把握其据以立论的西方文化经典。由此,邓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究竟具有多大价值和意义,就成了一个有待重新审定的问题。     

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

本文对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四位儒生关于我的《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所提出的商榷文章作出了逐个回应,指出四位先生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思"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以及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国际儒学论坛·2016”会议综述

正2016年12月2~3日,"国际儒学论坛·2016"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会议主题是"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来自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一百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探寻家、国、天下的真实意蕴。《大学》最先言及家、国、天下。儒家视域中的家、国、天下,"身"作为其隐含之先决条件,无论在"家"之起点还是在"天下"之终点,都是不可绕开的问题。     

“亲亲相隐”与“隐而任之”

<正>最近学术界围绕"亲亲相隐"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如何认识、评价儒家伦理的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血缘亲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处理血缘亲情与仁义普遍原则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参见郭齐勇主编,2004年;2011年)对此,学者已发表了不少高见,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看,该次讨论更多的是一场"立场之争"而非"学术之争"。其实对于"亲亲相隐"这一复杂的学术问题,     

《论语》中的“孝”:亲情本位的伦理精神

《论语》中,作为古代儒家伦理情感基础的“孝”,包含“孝”的道德本原性、孝与“父之道”、孝与“礼”、孝与体察父母之心、孝与“养”、孝与“直”及亲亲相隐等方面的义理.批判扬弃《论语》中的“孝”思想,对推进当今养老、敬老道德教育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程颐“以公言仁”的政治向度——以王安石公义政治观为参照

程颐通过“以公言仁”将“仁”与“公”直接关联起来,以“仁公”取代“义公”,以“仁”摄“义”,取消“义”对“仁”的支配性。这重建了“仁”尤其是“亲亲”之公共性和根本性,改变了旧有公私话语中公义的主导地位。这也决定了其家国论的构建不同于王安石的公义政治观：第一,家而非国才是共同体秩序得以生发的根本,是以组织家国之法在于以宗法联合万家,而治国之方则是修德而后“由身及家而治”;第二,国家干预私家之行为必须以维护家庭人伦和谐为目的才具有合法性;第三,在处理家国冲突时,要兼顾忠孝恩义,并以门内人伦为重。     

亲亲相隐：检验道德认知的差序效应

“亲亲相隐”是一桩饱受争议的道德公案,实证考察其中的道德认知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道德结构。研究1直接验证了道德决策中“亲亲相隐”现象的存在,研究2进一步考察了道德判断与决策的差序效应及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研究3探究了道德义务感的中介作用。整个研究表明,“亲亲相隐”根植于中国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的道德认知中,不同社会关系下所感知到的人际道德义务差异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儒学如何向我们敞开?——评《儒家伦理争鸣集》

当儒家“伦理”被我们以目前的方式做喋喋不休的争论时,透显的却是儒学和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近代境遇。由于列强入侵,振兴失败,国势日衰,部分精英丧失了民族自信,从而掀起反古思潮和运动,到五四时期发展到极致,到“文革”时期走向极端,至今未绝。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反古思潮时时翻新。这场争论,首先由儒家伦理的反对者挑起,本文称之为正方。为儒家不平则鸣的回击者,本文称之为反方(另外还有中立方),双方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展开争论。这场争论中的主要文章,被收入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     

郑伯克段：破坏人伦秩序是大恶——公羊家亲亲尊尊复杂个案的辞法辨义

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春秋》诠释史上却罕有论及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破坏人伦秩序。经文书“伯”而非“侯”,已有贬义,称“克”、书“段”则表明兄弟已宛若“途之人然,亲亲之义绝”。对兄弟关系诉诸武力,有违亲亲原则。不弟之辞是谴责庄公蔽于昆仲一伦。叔段是自取灭亡,其不遵臣道,当国、僭制,本就该杀。兄弟一伦崩溃,弟而不弟,兄而不兄。庄公也需要母爱,故对弟弟得宠始终心存芥蒂,明知母亲更爱其弟却依然杀之,视同间接施虐于其母,不孝之至。分析《春秋公羊传》多种辞法,可以辨析此案包含的义理来重新理解罪责的判定,进而论证郑庄公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已构成大恶的道理,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论孔孟“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

"亲亲互隐"是儒家权变智慧与经权观的典型表达。儒家经权观的最大特点是,在遵经不能维护正常人伦关系并体现经(道德规范)应有的道德价值甚至违背仁义本性的特殊情况下,或经不能详尽规定人伦实践中的具体情境时,主体依其仁义本心合宜权度而行事,以确保伦常关系的正常化及各项道德伦常规范的道德效力。同样,"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并非展现父子兄弟间的慈孝友悌原则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义原则之间存在价值高低或矛盾对立,更不等于利害权衡与主观任意选择,而是在亲人陷入不义的特殊情况下个体依其仁义之心合宜权度与灵活行事,共同维护慈孝友悌原则与"行义"原则的道德效力,展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若干辨正

"亲亲相隐"的是非问题是一个聚讼不已的古老话题.世纪初学界又出现一场关于"亲亲相隐"的集中讨论,围绕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等文提出的儒家"亲亲相隐"主张与"腐败"之关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等刊文近40篇.     

论“儒家精神”

“儒家精神” ,是中国文化中一件不可能忘却的“遗嘱”。无论在任何意义上 ,都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释读为某种“哲学”或某种“宗教” ,也不可以把“儒家之学”简单地诠释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或一种行为的“实践”。因此提出一个“儒家精神”的问题以讨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