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死,焉知生?

正对于"生",人们想得多,体验得多;而对于死,人们既不愿想,也不敢想,又无法主动地去体验。也许正是基于此,古代先贤便说:"未知生,焉知死?"然而,从基督教教义和生活的反思中,人们又可以毫不犹豫地提出:"未知死,焉知生?"一个没有充分认识死亡真面目的人,不可能充分掌握今生存活的意义;从不思考死亡的人,也从来不会思考生活。     

未知死，焉知生？

茫茫大地,大千世界.人类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于"生",人们想得多,体验得多;而对于死,人们既不愿想,也不敢想,又无法主动去体验.也许正是基于此,古代的孔夫子便说"未知生,焉知死"?在老夫子看来,死亡是彼岸世界的事,生的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哪有时间去研究死?     

论孔子的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中,孔子的信仰问题很大程度被遮蔽了,对孔子信仰的诠释表现为一个除魅过程,其结果不但遗失孔子信仰的真意,且将孔子学说中的宗教信仰和人文理性这两个不可分割的面向对立起来.本文对以往学术界有关孔子天命观的几种主要解释范式进行辨析,指出其解读方法上的不足,并从信仰对象、信仰态度、信仰的情感及人格塑造等方面解读孔子信仰的内涵,力图还原孔子信仰的本来意蕴.另从中国古代宗教史的角度探讨了孔子所以"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因,揭示其天命信仰与鬼神观的关系,突显孔子天命信仰所具有的伦理宗教特质.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孔子宗教观探析

表面上看来,孔子宗教观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去魅和蒙昧等多种令人费解的矛盾因素。然而,若能用中庸之道去洞察,孔子的宗教观又变得那么明晰而睿智。就其本质而言,孔子宗教观旨在实现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为此,孔子一方面削弱天命的力量,将人从当时神权的普遍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外加于人的他律转化为内在于人心的自觉。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生养死祭"的"孝道"将社会伦理神圣化,使人在自觉践行神圣伦理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这样,在"神圣"光环的照耀下,人生不仅具有了现实意义,而且也获得了终极的关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这种温情脉脉中趋于和谐。     

孔子敬事鬼神原因新探

孔子相信并敬畏鬼神,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出身、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春秋时期,社会转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整个社会仍然弥漫着浓厚的崇敬鬼神的气息。同时,孔子又是殷遗民,受到殷商尚鬼神文化的影响,而儒本身也起源于殷商,并主要从事相礼、祭祖、事神等活动。这些因素制约和影响着孔子的鬼神观念,使得孔子不仅没有否定鬼神,还始终以敬畏的态度对待鬼神。     

从儒家的“鬼神观”和“天命观”看科学和理性精神

笔者认为鬼神迷信思想也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鬼神迷信观念的存在也有着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通过对儒家的“鬼神观”和“天命观”的探讨．笔者认为儒学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的二人互相制约”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儒家文化在根本上对鬼神迷信思想有着实际的支撑。因此．要想从根本上破除迷信思想的存在,宣传无神论的思想,就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转变,吸收科学和理性精神进行重新的解构与建构。     

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中早期的幸福观念,其与鬼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祭祀神鬼是中国先民祈福必经的进路,天命信仰与幸福获取合而为一。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开始反思祭祀行为与幸福结果的直接对应性。孔子、老子、墨子三家承续西周鬼神与幸福问题之探讨,分别从道德、哲学、信仰三个不同的维度超越西周的天命幸福论。     

孔子生态伦理思想发微

孔子最早阐述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 :“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这些思想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资源。     

“子谓《韶》”章辨正——孔子思想中的艺术和伦理

关于《武》未尽善的原因,历来的主流观点是:周武以征伐取天下,不如虞舜揖让而受。此观点或导向德由天授,或导向仁义两难,这显然与孔子的思想相悖。除此之外,古今学者又提出了未致太平说和声淫及商说,这两种解释同样各有漏洞。考察《论语》中善字的用法,可以得出:尽善并不是指道德无亏,而是指达到完满的境界。进一步分析表明,美与真的统一是实现尽善的途径,《武》乐因夸饰伐纣的正义性而有违于此,所以孔子称其未尽善。在孔子的理想中,美具有伦理的意义,伦理具有审美的价值。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儒家“仁”之论析CSSCI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是对仁道的说明,因此,它集中反映了儒家仁爱万物的思想。"不忍"作为仁爱之心,强调仁者与他者之间的一体性和相通性,而这也是成为仁者的一个重要条件。人们所"不忍"的乃是他者由生赴死,因为死是一种走向未知的冒险活动,所以,人们对死亡充满着恐惧感,而仁者有好生之德。"不忍"需要具体情境的激发,抽象的概念、理论很难激发人们的不忍之心、仁爱之心,而"见"所遭遇的正是一种具体的情境,从而为仁爱之心的发挥准备了条件,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仁爱之心。     

孔子的医学与养生思想

孔子对鬼神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作为实体存在的鬼神。坚决反对鬼神致病说,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孔子达观的人生态度,使其举止行为无不合于养生之道,中庸是其养生之道的根本原则。     

《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新解

"子不语怪、力、乱、神"历来被视为判定孔子在鬼神问题上持理性态度的力证,但从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解来看,"子不语怪、力、乱、神"与传世文献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却存在抵牾之处。从文意与语言风格上考察,将此句重新断为"子不语怪力、乱神"应更为合理,因而该句也不可视为判定孔子对鬼神问题持理性态度的力证。     

摭谈孔子人生角色的冲突与调适

孔子一生历经坎坷,在家庭、教学、从政为官、周游列国等方面扮演了不同的人生角色,于矛盾冲突中自求解脱与调适。以世俗的眼光分析解读圣人的"谋食""谋道"过程,感受圣人的心理历程,体察其厄遇困顿与坚贞不渝。青年学子理应从孔子不懈求索、不轻易放弃的崇高品性中得以启发与借鉴。     

“知天命”:孔子生命的自我审视

在孔子思想中,"知天命"之"知"是一种内在感悟,具有自反自觉的特点。因此说,天命不但不外在于生命,而且恰恰因为生命而被呈现。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生命,其生命内容由内在德性和社会文化共同组成,所以,所呈现的天命中就含有使命感和使命要完成的目标两项内容。相应地,要"知天命",不仅需要提升生命境界以增强道德感悟的能力,还需要投入社会伦理的具体实践来扩充生命的广度和厚度。通过这两个方向的努力,所"知"得的天命就承载了生命的核心意义和价值追求,从而使天命成为生命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知天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审视。     

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论孔子的生死观CSSCI

孔子的生死观主要包含了"生死有命"、"死非其命"、"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四个维度。死亡之"有命",是指死亡乃每个人所无法回避的自然终结。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即使是死亡,也应为"得命"之死而避免"非命"之亡。生死之命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惟有"死得其命",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然意义。孔子探求的是必死之生命应当如何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通过规定生命的本然内涵和使命意义,"闻道"之生命最终实现了对必然性死亡的超越。     

孔子“四教”考论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历来被解释为文献、德行(力行、行为)、忠和信。这种解释,使得"四教"关系不明,尤其难以说明"行"与"忠、信"之间的关系。考证孔子及其前后时代文献可知,应该将"四教"之"文"理解为文德、"行"理解为文德之行即"文行","忠、信"本为文德、文行之重要内容。"四教"之所以强调"忠、信"二德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修身进德、学礼行礼、君臣之道、为政治民的基础。     

学而优则仕:人的政治天命——对孔子政治思想的一种哲学理解

孔子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但他理解的政治与俗常政治迥异其趣。他辞官以表达对好利无德的为政者的不赞同,并从"道""德"出发去理解政治的本性。他认为政治不只意味着官职或行使权力,而是将"为政"理解为伦常道德实践,把政治与人的本性本原地联系在一起,使政治朝向"道"。孔子认为,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因其不断践行伦常道德而成为真正的人,人的本性就是弘道。孔子指出政治的本性由人的本性决定,政治是人成为人的最根本方式,为政就是人的天命。在形而上层面,孔子确立人人拥有政治权利的全民政治;在形而下层面,孔子确立"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政治。在孔子心中,人"知天命"而好学才能真正获得从事具体政治事务的资格与能力。     

孔子“为政以德”辨析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知,对"为政以德"的解释有无为与德治两种争议,而通过对《论语》和上博楚简《论语》类文献的比较研究则会发现:"为政以德"仍当以"德治主义"的解释为准,"为政以德"并非仅指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而是贯穿于为政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德"不能从形上的德性去解释,而应当从经验的德行去解释;与"为政以德"关系密切的"无为而治",亦非指为政的方式,而是指为政的效验。     

孔子“贵和”思想浅议

“和”之历史,源远流长。循其本源,“和”源自“觫”,初文指古代一种和声乐器,后引申为调和、应和之义。随时代之发展,“和”由音乐之适度相和渐而被提升至伦理及哲学高度,孔子正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和”之含义,提出“贵和”思想。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和”之渊源,探索“和”含义之流变,揭示孔子以“仁”、“礼”致“和”的“和为贵”思想,发掘其宝贵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