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中的暗中偏斜——儒家生生伦理学对朱子历史地位的新思考

近代以来,对于朱子历史定位的看法分歧很大。牟宗三定其为旁出,钱穆则认为,“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从儒家生生伦理学三分法的角度判断,“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这一经典表述说明,朱子不仅既讲仁性又讲智性,而且要求以智性进一步对仁性加以再认识,其本质是由伦理进至道德。在儒学发展史上,这一思想是朱子第一次提出来的,意义深远。但因为朱子不承认仁性的思维方式是直觉,反对“以心识心”,致使仁性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道德动力大为减杀,造成了其学理的严重不足。兼容并蓄是其志,暗中偏斜是其实,朱子思想的重心事实上偏向了智性一边,未能很好地全面接续孔子的思想。承接孔子仁智双全思想格局的任务,有待后人完成。     

儒家生生伦理学何以为“生生”

儒家生生伦理学以“生生”为核心,理由有三：一是它对道德本体进行了新的诠释,将时间和空间因素加入其中,打破了道德本体一成不变的传统观点,此为“道德本体之生生”。二是它以三分法为基础,将通常所说的道德本体析分为仁性和智性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互动是一个不断流动的过程,始终在路上,此为“道德过程之生生”。三是它重新考察了天人关系,不再以天讲人,而是以人讲天,不再讲天给人以道德,而是讲人给天以道德,天与人的交互关系有了全新的面貌,此为“天人关系之生生”。这些变化意义深远,预示着儒学思想范式很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三分法:儒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孔子思想诠释引生的变革

与西方道德哲学理性、感性两分的格局不同,孔子自创立儒学之始,其思想就有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儒家生生伦理学通过对孔子思想的诠释,创建了三分法。所谓三分法,就是将与道德相关的因素划分为智性、仁性、欲性三个部分,以区别于西方理性、感性两分格局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中,欲性指对物质欲望的态度,智性和仁性都是道德的根据,但功能不同:仁性是孔子之仁,孟子之良心,是道德本体;智性负责认知,特别是对于作为道德本体的仁性的进一步认识。在三分法视域下,孟子、象山、阳明归属于仁性,荀子、伊川、朱子归属于智性,从而形成两美相合、双翼齐飞的局面,没有必要为正宗旁出而争论不止。这种独特的思维模式潜力巨大,是中国哲学有望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本。     

论阳明心学存在的偏颇

与西方流行的感性、理性两分结构不同,孔子思想内部为三分结构,除欲性外,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阳明心学的基础是“心即理”,这个“心”是良心,属于仁性的范畴,阳明于此多有推进,纠正了朱子学理的缺失,这是其功;但主张“良知之外更无知”,把格物致知完全纳入心学系统中,等于否定了智性的作用,这又是其过。这一缺陷直接引出“良知具足”的观念,构成其学理上的失误。阳明思想有此失误,源于未留意孔孟心性之学存在的分歧,以为顺着孟子的思路走便是得了孔子的真传,其结果自然会陷于一偏了。     

“存在先于本质”还是“本质先于存在” ——儒家生生伦理学对存在主义核心命题的批评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20世纪50年代,牟宗三就对其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相反的说法:"本质先于存在"。本质之所以先于存在,是因为人有善性,而人之所以有善性,是因为有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都有先在性,可以说都是人的一种本质,前者为"原生性本质",后者为"次生性本质"。人通过智性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追求"标的性本质",但必须承认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本质。尽管人在选择之前已经有了本质,但这些本质有时也会出现不当、保守、遮蔽的问题。要防止这些问题出现,必须大力发展智性,启动内识反思。内识反思发现问题后,可以对不适当的规范加以调整甚至破除,这一步工作应该纳入儒家经权的思想范式之中。存在主义缺乏儒家学理的经权智慧,要求人们大胆选择,意图虽好,但难以保证有良好的动机,更不能充分估计其后果,从而出现小人行权。小人行权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病灶。既要坚持儒家"本质先于存在"的立场,又应承认"存在先于本质"的合理性,理想的情况是将两个不同命题有机综合起来。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坚守"本质先于存在"的立场。     

仁生：儒家“生生之学”的伦理情怀

“生生”彰显了儒家之伦理情怀,这种伦理情怀集中体现于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仁”中,我们不妨将此种“伦理情怀”称为“仁生”.“仁生”可追溯到远古神话之传说以及《尚书》对“生生”的认知,而《周易》奠定了“仁生”伦理情怀之基调.此“仁生”伦理情怀体现在儒家看待生命本原、生命境界、生命历程的一系列观点之中,展现出根本性、共生性、积极性等特质,其对当今社会人之生命观、生态观和生活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儒家“生生”义考

创生的概念是汉语"生"字最重要的意项之一。最初,华夏先民用作为超越主体的"帝"来解释宇宙的创生,并始终认为这一超越主体造物的秘密对人而言是开放的。先秦儒家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其"生生"之说,强调天之生物的全部道理都在宇宙万物日新又新的不断新生之中。在后来儒学的发展中,对"生生"这一概念的理解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一气化流行的角度来理解"生生"。这一理解最初多见于道家文献之中,秦汉之际广为流行,为儒家所吸收,而集大成于董仲舒。另一思路是通过人的道德本心之觉润说"生生",强调人先天有一超越之心,能够体天地万物而感其真,此心之伸展、觉润,便赋予万物以生意,心之生生无穷,便是天之生生不息。这一理解历史悠久,发端于先秦,至宋代而大兴。相比于由气之相生解生生,这一思路能够更有效地说明存在与道德的必然性,堪为儒学之正宗。     

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

<正>近年来英语世界出现了一股藉西方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①诠释儒家伦理学之风潮,例如万百安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行伦理学与结果论》(见Van Norden)、余纪元的《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见Yu;另见余纪元,2009年),以及沈美华的《藉亚里士多德与孔子来重探道德》(见Sim)。最近,"德行伦理学"的提倡者之一斯洛特(M.Slote)也涉入了此项主题。2008年10月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价值讲座"针对"德行伦理学"所发表的系列演讲,便属于这类尝试。不过,他所主张的并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德行伦理学",而是所谓的"情感主义的德行伦理学"(sentimentalist virtue ethics),其主要代表是休谟。     

生生:儒家超越死亡焦虑的根本路径

“生生”思想是儒家超越死亡焦虑的根本路径,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宇宙自然视域下的“原始反终”; 血脉和精神传承视域下的“父死子继”; 丧礼和祭礼视域下的“慎终追远”; 体生和不朽视域下的“存顺没宁”; 生死抉择视域下的“杀身成仁”; 知命和立命视域下的“顺受其正”。儒家以“生生”思想统摄生死,彰显了深沉的人文智慧。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早期儒家与德性伦理学:儒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话题——兼与安乐哲、罗思文商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万白安、艾文贺、余纪元等西方汉学学者参照德性伦理学视角来重新诠释中国早期儒家伦理学,借以彰显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对话的新路径.安乐哲和罗思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一文则持一种与德性伦理学完全相异的视角:他们认为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本文尝试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意在阐明三个论点:其一,德性伦理学是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家伦理虽不及宋明新儒家突出,但实备此一面向.故此,以德性伦理为视角来考究早期儒家伦理,不仅并非绝然扦格,而且可以开启理解儒家伦理的新视域.其二,安乐哲、罗思文的观点固然能够启人心智,但其论说与其说阐明了早期儒家伦理的根本特征,莫若说自我指涉性地流露了其自身的理论限域:去本质化的过程哲学、以实践为先的新实用主义.将这一理论限阈视为“奥卡姆剃刀”,只会使早期儒家伦理成为一种过度后现代化和单面化的狭隘存在.其三,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以儒家伦理为价值取向的理论和行为主体若将这种绝对了的相对主义内在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内容,则无异于自我设限,从而在根本上使得跨文化交流和融合成为一纸空文,在最低限度上也不能避免或消弭不同伦理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论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关于性善论诠释的一个补充性说明

以伦理心境诠释性善论是我多年来读解孟子的重要理路,但仅此尚不足以完全破解性善论之谜,因为它还没有办法回答伦理心境何以对人天然有吸引力以及伦理心境以什么为依托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哲学上首先肯定人性中有一种自然生长的倾向。正确处理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与伦理心境的关系,是解说性善论必不可少的功课。     

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

关于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美德伦理学,学界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而不是儒家伦理学能否解读为一种关于美德的伦理学,这是因为后者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任何进路的伦理学理论都可以有关于美德的伦理学,无论是康德主义的伦理学还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包括儒家伦理学,这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真正需要弄清楚的是儒家伦理学究竟能否解读为严格意义上或标准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证成儒家伦理学可以满足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基础性要求和完备性要求,可以解读为严格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学,不仅可以推动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与创新,还可以彰显儒家伦理学的当代价值。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

该著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儒家哲学的文章,试图结合中西方道德哲学中的主要概念、原则、理论框架等,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当代意义。作者认为,可以将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与基础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感动论”,而儒家的示范性道德人格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感动、激励人们行善。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及其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然是某种意义上的"物理学之后",即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或"模型"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可以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即以康德规范伦理学的普遍原则为纲,而以儒家的"良知"和"四端"学说为补充。但前提是,首先对儒家伦理进行一番现象学还原,剔除那些具体的缺乏普遍性的伪规范,还原到其中的人类共同的规范,也就是通过具体批判来达到抽象继承。这就是我所设想的中国今天的道德建设路线图。     

信念的还是实体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关于德性之天与仁性关系的思考

先秦儒家以天作为仁性的终极根源进而建构自身的形上系统,是一个基本事实,相关材料很多,历来为人们所重视。但在这个红火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仁性真的是德性之天赋予的吗?先秦儒家将仁性的根源归给德性之天,本质上是一种借天为说的做法,只能从认其为真的意义上理解,切不可认为仁性真的来自德性之天的赋予,从而把德性之天视为一个形上实体。     

从伦理美学到审美伦理学——维特根斯坦、杜威与原始儒家的比较研究

当代比较哲学研究已超越了平行式的传统对比方法,开始自觉走向一种所谓建设性交锋与交融策略。(Mou,pp.337-364)这种比较哲学方法的目标在于,使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能通过反思性批判或自我批判而相互学习,从而在所共同关切的重要哲学问题上做出贡献。本文首先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及其得失——一个由过程思维切入的思考

安乐哲将过程—关系思维由宇宙论扩展用于阐释儒学人性论、伦理学。他高扬人在关系性互动中的修身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个人与角色是并生的。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依重个体经验,具有很强的动态、开放和处境化的特征,从而缓和了对传统儒家血亲伦理所作的固化和封闭的理解。但由于经验具有复杂性,修身的发端不应该被绝对化地置于血亲—家庭关系中,角色应该被赋予更加多元的内容。同时,过程宇宙论可能给人带来无常、寂灭感,这不利于道德实践。     

君子上达:儒家人格伦理学的理论自觉——以陈来先生《儒学美德论》为中心

陈来先生新著《儒学美德论》借镜美德伦理学把握美德伦理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寻找中国道德思想的出路,促发了儒家伦理学的理论自觉,开辟了当代儒家伦理学发展的新路径.沿着陈先生的理路系统地探讨儒家伦理学的理论形态,可以发现:不同于以行动为中心的规则伦理学,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德伦理学,儒家伦理学以行为者为中心,核心主题在于"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成为这样的人");同时,儒家伦理学超越了"行为与品质"/"规则与人格"二元对立的伦理学范式,克服了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美德观念的狭窄性和抽象性,而是朝向一种整体性的理想人格.特别地,儒家理想人格不仅追求道德上的完满,更进而寻求在天人关系中安顿生命与价值,具有深切的形上意蕴.整体而言,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背景之下,儒家伦理学蕴示着一种相对更优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