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无”本论的哲学实质

外参照系构架和内参照系构架是事物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 ,由前者观之而有“有”本论哲学 ,由后者观之而有“无”本论哲学。“有”本论的方法论原则是逻辑分析法 ,“无”本论的方法论原则只能是描摹法。本文由此切入王弼“无”本论的哲学实质 ,从概念上的辩名言理、体用上的本末二分、认识论上的“得意忘象”和社会历史观上的“名教”出于“自然”四个方面 ,论证了王弼的“无”实质上是个“有” ,因而王弼的“贵无”论和郭象的“独化”     

去玄的玄学解读——简评耿宁先生的王弼研究

耿宁认为,儒学中政治与道德实践的具体、实在效用,与人性、心性的本体问题如何解决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打通用之实与体之玄的宋明儒学之努力,也与魏晋玄学、与王弼的探讨有关。首先,王弼的哲学言说方式,是为其儒家的政治、伦理关怀服务的。王弼思想之玄远,是为解决政治和伦理效用过多纠缠于具象而不能体现大效用的问题而设。王弼的贡献,不仅在于他通过《老子》赋予儒家政治与伦理思想新意义,而且在于他同时通过《庄子》赋予儒家生活形式与修身功夫新意味。正是通过《庄子》,原本被片面玄化(抽象化)理解的《老子》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作用,起到了连通道家与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理论的桥梁意义。     

儒家，还是杂家？——《颜氏家训》思想归属辨析

从《颜氏家训》作者的家族文化底色、思想来源、作品主题、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的思想归属是儒家,而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杂家。第一,从《颜氏家训》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学术追求与使命担当来看是儒家而非杂家;第二,从《颜氏家训》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宗旨来说,是儒家的齐家之道,不是佛家的出家之法;第三,从《颜氏家训》坚守仁义诚孝的核心价值来看,《颜氏家训》是儒家而非杂家。虽然《颜氏家训》有“曼衍旁涉”之处,只能说其博大,但这不能作为判断其思想归属的根据。     

泰州学派的归属--兼评黄宗羲的儒佛观

泰州学派归儒还是归禅 ,是关系该学派定位的重要问题。本文作者依据泰州学派的资料认为泰州学派应归为儒家 ,并认为黄宗羲将其归为禅宗 ,除了见解有误差外 ,还有门户之见     

王弼“卦主说”探微——对《易传》以来“卦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卦主说”是发端于《易传》并经由京房、郑玄等易学家发展的一种解易体例,在王弼那里达到了新的高峰。王弼“卦主说”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爻为主说”、“内外二体说”和“卦名、卦辞以定卦义说”。从其“卦主说”这一侧面分析,王弼的易学具有义理象数兼用、易玄结合两个基本特征,其理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人事道德、社会政治。     

论孝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兼谈儒家孝道与公私生活

儒家孝道与仁义礼智四德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仁是孝悌的本体根据，孝悌是行仁的工夫起点，克尽孝道不能违反普遍的礼法规范和社会公义，以义事亲的大孝观念要求道德主体具备健全的是非判断的智慧。孝与仁、义、礼、智的内在统一表明，理解并提倡正确的孝道观念不仅有助于家庭和睦，而且有助于仁爱之情的培养以及社会公德和正义风气的形成。     

论先秦儒家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经权智慧——中西比较的视域

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从“得意忘象”到“举本统末”:由王弼《周易注》的特点看汉魏之际的学术更迭

王弼对于《周易》的解释,突破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烦琐与理解的困难,从《周易》本身出发,通过对卦爻辞的注释和理解,并运用“得意忘象”“卦主说”等解释方法,要求人们不要执着于辞、象等现象本身,而是要通过理解辞和象把握现象背后的意,即在阐述《周易》本身义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隐藏在卦爻辞背后的深层次意义,从而开创了义理易学。同时,王弼的《周易注》努力尝试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王弼看来,自然乃是统御社会之“本”,具体的伦理典章是“末”,只有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注重“举本统末”,以“天地之心”为本,不着痕迹地生发出一系列合乎仁义的礼仪规范,才有利于构建一个有序安定的社会。“得意忘象”和“举本统末”的思想是王弼对当时名教与自然争论的回答,也是对他哲学思想的最好总结。     

儒、墨的互绌与互补——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两个重要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互绌互补的关系。这种互绌互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他们之间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先秦墨家主要批评了儒家"以天鬼为不明""厚葬久丧""弦歌鼓舞"和"以命为有"等"四政焉";而先秦儒家则主要有公孟子对墨家"好辩自炫"的批评,孟子、荀子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孔鲋对墨家"非孔"的反诘、以及儒者董无心对墨者緾子"右鬼"说的批评等。先秦儒、墨相互之间的学术批评,也充分彰显了各自的思想特点和理论缺失。今天研究先秦儒、墨之间的学术批评,就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找到其学术思想的优缺点,然后加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使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和更积极的贡献。     

儒佛生死观的差异——以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为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生死观借助于轮回报应的教义而流传,在普通民众中影响极大,遭到了一些儒家正统人士的不满和批评。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直接批判的主要是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尤以二程最为典型。二程主要从偷胎夺阴之谬、释氏畏死、利己主义三个方面对佛教的生死观进行了批判。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批评并未超出六朝思想家的水平,况且佛教生死观的要害也不在其鬼神说。二程对佛教生死观的着力批判,是其中的后两个方面,即佛教执着于生死,放弃了人间的道德责任。客观而论,二程只是维护了儒家固有的"事父事君之妙道",却不敢肯定禅宗所倡导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正是二程在生死观方面不够周全和融通的地方。儒家生死观的特色在人伦,佛教生死观的特色在破执,将二者结合起来,正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方向。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玄远之幕的飘落——王弼《论语释疑》的命运

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论语释疑》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命运 ,探讨儒家经典被玄学所体现的道家思想解释时 ,其思想意义的被改变与被扩展 ;探讨这种改变及扩展给儒学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     

王弼玄理辨略

玄学取代经学以引领一个时代的学尚,始于所谓正始之音①,而为正始之音定下基调并因此预示了往后玄风嬗变的大致走势的则是王弼。王弼之学崇本而不抑末,贵无而不贱有,执一而不舍多,重自然而不轻名教,其在本末、有无、一多、自然与名教的分辨中所晓示的,乃是一种意味深     

王弼政治哲学的逻辑、价值与意义

如果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知识和命题的集合,[1]则意味着所谓哲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应用很大程度上与人或社会的价值或利益诉求相联系.这如果对以知识论为旨归的西方哲学来说乃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洞见,那么对于以政治、人生为主题的中国哲学来说则可以说不过是一种平实的概括和总结.但这应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思想与思想间的逻辑关系,更应该关注思想与现实的意义关系,并把前者置于后者的基础之上;毕竟逻辑关系具有无限可能,其最终落实乃决定于意义关系.     

玄冥:王弼与郭象的理

陈荣捷曾说过:“(郭象)的主要概念不再是《庄子》中的道,而是‘自然’。事物自然地存在和转化,没有其他的实在或力量使其如此。天不是自然背后的东西,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事物的存在和转化依乎理,而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所以每个事物是自足的,不需要一个全能的、原初的实在来组织或治理它们,像在王弼的注本中那样。……王弼强调一,郭象强调多。对王弼来说,理超越事物,郭认为理内在于事物”。①今天在理解两位伟大的玄学家王弼和郭象关于“理”的讨论时,这个论断仍然很有启发性。王弼的理似乎是一,郭象的理是多。王弼认为有一个被所有事物分…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Edification 教化 is one of the central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the Confucian edification is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in the sense of rational humanism rather than the “religious doctrine” in the sense of pure faith. Confucianism did not create a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owned by Confucians only. The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on which Confucians depend to carry out their social edification is that of “rites and music,” the common life style of ancient China. After continual metaphysical explanation and elevation, the system of ceremony and propriety and that of rites and music have undergone a sort of ever-evolving historical fluctuation, and evinced a sort of openness and forgiveness comparable to that of any other religious form. Compared with typical religious practices, whose ceremonies and rituals that have their own special fixity and exclusivity, Confucian ceremonies and ritual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e edification of Confucianism can be labeled as “edification in the sense of philosophy.” As a “philosophy”, Confucianism’s vision did not focus on cognition but on completion and realization. Translated by Lei Yongqiang from Tianjin Shehui Kexue 天津社会科学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05, (6): 19–26     

试谈王弼易学的特点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即条例义理化、形上本体化、具有内在性。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     

卦序与时义:程颐对王弼释《易》体例的超越

与北宋的大多数易学家同样,程颐的《周易》注释也是在与王弼《周易注》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对于伊川而言,要想真正超越王弼以老庄为根柢的易学解释、重建属于儒家的易学系统,关键在于能否构建起一套与王弼的释《易》体例有着本质区别的解《易》原则。在根本的解释学姿态上,程颐继承了王弼的立场。同王弼一样,他并不试图全无凭藉地解释《周易》,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解释学视野内置于一个由《彖》、《象》、《文言》和《序卦》构成的前视野。这种解释学态度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卦爻辞,而是把握和揭示《彖》、《象》等文本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