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子之儒“学圣”“言道”特质在上博简中的体现

颜子学以至圣人之道,其学具有强烈的"学圣"、"言道"特征,在我国道统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君子为礼》等儒家典籍佚文,内容涉及颜子对圣学"事"、"教"、"至明"之道的默而知之,对"仁"、"义"、"礼"、"智"、"信"、"让"的谙习体悟,也体现了颜子与圣合契的学圣功夫、致力于有道社会重建的"言道"理想,以及知微知彰、察往知来、洞悉天道的庶几之力,这些资料不见于传世经典,甚为珍贵。     

《论语》“闻一知十”章再诠——兼论孔子思想的德性之维

《论语》中子贡称赞颜子的"闻一知十"章,在以往的解释中皆强调颜子才智聪颖,但是陆九渊针对此章提出"子贡不知德"。陆九渊认为,孔子批评子贡"弗如也",不是在道问学的知性层面,而是在尊德性的德性层面上批评子贡不及颜子。通过对《论语》和《孔子家语》的再考察,可以发现对于子贡执着于外在知识而忽视内在德性修养的方面,孔子确实有所不满。孔子一向首重个人德性的培养和成就,并主张以此实现文以化人的教化社会功能。     

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而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

正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发展,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有不同的概括与说明。这些不同的概括与说明不仅揭示了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差异化理解。面对阳明思想变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绪山、龙溪和梨洲等人的差异化论述,阳明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无疑是最需要考察的问题。就相关论述来看,如何正确理解和定位龙溪《滁阳会语》中"逮居越以后"一段文字可谓是此问题的关键。而无论是就阳明的思想实际,还     

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中晚唐时期,韩愈因感于儒学受佛、道二教的挤压,摩袭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且以其"排佛老"比诸孟子之"距杨、墨",推重孟子之学"醇乎醇"。相较而言,荀学则被指为"大醇而小疵",不列门墙,一场扬孟抑荀的变革遂与"道统"相伴而生。韩愈之后,伴随"道统"的发展,荀孟之间孰优孰劣的话题纷争不断,莫衷一是。至程朱学派兴起,以"道学"填补"道统",以道学家接续孔孟,"道统"定格;取性善说为心性论基础,孟子升格;因性恶说及其与法家之纠缠而贬抑荀子,荀学见黜。此中之得失,需作深入辨析与研探,荀学之复兴,或可期待。     

“天泉证道”的“追述义”探析

基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视域,根据"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天泉证道"的"追述义"值得思考。此可以从"求证前"与"求证中"两个环节进行探讨。这两个环节皆从多层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从而呈现出"天泉证道"区别于"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追述义"。探析此"追述义"还须对之进一步明晰与定位。     

论陈荣捷与余英时的朱熹“道统”诠释之异

朱子学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域探究朱熹"道统"的微言大义,其中陈荣捷与余英时对"道统"的诠释之异尤为典型。陈荣捷以哲学形上学言说"道统",将朱熹作为"道统"论的集大成者及后世传续"道统"的内涵终结者,从"理学家"身份阐扬朱熹"道统"的哲学价值。余英时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审视朱熹"道统",将"道统"视为内圣外王兼收并蓄的助推器,从"士大夫"的身份呈现朱熹"道统"的政治旨趣。他们对朱熹"道统"的诠释,既追溯哲学内蕴又体现史学关怀,既呈现差异又彰显互补,是探究朱熹"道统"意义的不同尝试与努力。     

“活泼泼地”发微

"活泼泼地"是宋代以降的理学家与禅师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在禅宗语中,与之相同的还有"活鱍鱍地"一语。此语本是宋代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俗语,理学与禅宗都是直接将其从俗语引入释经,而两家之间则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理学家只使用"活泼泼地",几乎从不使用"活鱍鱍地";两宋以前的禅师多用"活鱍鱍地",很少使用"活泼泼地",两宋以后则两语并用。理学家所使用的"活泼泼地"具有自然灵活、广布充满、秩序层次等三点含义,而禅师所使用的"活泼泼地"或"活鱍鱍地"则只有自然灵活一义,这是儒、佛两家在使用此语时的根本不同。     

表象与真实——颜子“好学”新论

孔子自道“好学”,又独称颜子“好学”。颜子之学得孔子真传,后世亦多以颜子之学为孔学的门径。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这双重的同一性,乃是颜子之学的内在根据,通于孔子“一以贯之”之旨。孔颜由是而学,由是而好学、乐学,以至于“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境。了解颜子“好学”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学颜子之所学”。     

“无伐善,无施劳”译解

＂无伐善,无施劳＂是颜子的言志语,关乎颜子思想,故古今学者皆重视,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译解：一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表白自己的功劳＂;二是＂不要败坏别人的善行,不要诋毁别人的功劳＂;三是＂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以劳役之事置使于人＂。笔者认为,从词义、语言环境、颜子的思想体系、师承关系及社会经历等方面考虑,应将＂无伐善,无施劳＂译解为＂不败坏别人的善行,不给予别人劳苦之事＂。     

“周孔”与“周孔之道”述论

周公制礼作乐,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孔子有感于所处之世礼崩乐坏,向往周公之治,试图恢复周礼。孟子最早提出"周孔之道"。先秦儒家以周孔为圣人,而其他诸家则借批评周孔以表达学派思想。司马迁宣扬"周孔之道"最力,东汉明帝时将周孔之道纳入国家教化体系。隋代王通承孔子"从周"之志,提倡以礼乐之道化成天下。唐太宗时周、孔分祀,迄至中唐,韩愈作《原道》,区分治统与道统,"孔孟"逐渐代替"周孔"。明末黄道周认为宋儒乃因治统缺失而强调道统,从而导致门户之见的产生,因此他弘扬六经、回归周孔之学以救时弊。清代朱彝尊亦提倡周孔之道,而章学诚则认为义理、博学、文章三者必合于一,乃可通往周孔之道,道统于此有向学统转化的迹象。当今反思周孔之道的历史发展,对重建礼义之邦、实现文化复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论王学“后三变”中的经典诠释学建构

王学思想"后三变"的发生与阳明经典诠释学体系建构完成有着密切关系。"龙场悟道"让阳明顿悟"格物致知"之旨,形成"臆说"图式。而在"良知"思想形成过程中,阳明着力解读《大学》,复《大学》古本,先立"诚意"为诠释核心,后立"致良知"为诠释根本。晚年阳明又将"有、无"范式带入经典诠释之中,使得"经学即心学"命题价值彰显。阳明经典诠释学实为"心学体验诠释学",其终极指向是以生命行动的实践方式见证人能尽性入道的可能。其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悠长。     

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

近年来,"阳明学"研究大行其道,蔚成风气。而阳明之诗学与诗教,及其与经学、实学之关系,则乏人问津。事实上,阳明心学之建构,绝非空诸依傍,标新立异,而是源自对经学的深入涵泳,以及对圣贤之道的本心觉悟。其"敦本尚实"之诗学观,与其"良知"心学一脉相承。阳明反对"繁文",主张"实行",故其"诗学"主张,实可以"实学"目之。不惟如此,由阳明豪放洒落的性情所决定,其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完美实现了自己"根本盛而枝叶茂"的诗学主张。而其"寓教于诗"的诗歌教化实践,则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诗教"精神,而且打破了"以《诗经》为教"的"诗教"传统,堪称一种独具阳明心学特色的"新诗教"。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胡庐山博约仁说

博文约礼为孔子、颜子所传仁学要旨.在儒学流衍过程中,朱子重博文,阳明偏约礼,由此导致了诸多偏失.胡直作为阳明再传弟子,不为其惜门面,亦不盲目尊朱子.在多年思考与修证的基础上,胡直以博文约礼为中心,纠朱、王之偏,复孔、颜之正,归根于仁学,其尊孔求仁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邹守益的心学思想概论

在阳明的众多弟子中,黄宗羲独推邹守益,认为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而"阳明之没,不失其传者,不得不以先生为宗子也"(<明儒学案>上册,334页,中华书局,1985年).为什么能得出这一论断?黄宗羲并没有给出有力的根据,只是概述守益之学得力于敬,言"道器无二,性在气质",反对"裂心体而二之"等等.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黄宗羲没有提到,那就是邹守益深刻地把握了阳明"良知说"的要义,以破"门面格式",做"实际学问"维护和发展了阳明的"良知说".     

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阳明后学伦理观的“良知”论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虽然被阳明后学的学者们广为解读并阐释,但依然是作为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概念而存在的,伦理学的内涵非常丰富。这主要表现在:良知主体的先天性、良知即道德至善和作为是非判断的伦理准则而存在。阳明后学这一"良知"思想的伦理学属性,在确保了良知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之根后,还决定了道德主体的道德实践与道德修养工夫必须依良知而行,"良知"是道德主体之道德行为之所以发生和能否发生的主宰机制。     

宋代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借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欲解决孔子和孟子之间是如何实现思想传承而作的思想努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确立,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道统系谱。南宋后期,这一道统系谱得到了官方的制度化肯定,子思因此得到封公和配享,其父伯鱼也得以入祀孔庙,而子思后来更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祠庙。     

论王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

阳明思想中的"好恶"之情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特质。龙场悟道后,阳明以"心学"为其致学方向。心学也就是身心之学,它是以"心—身"作为整体结构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好善恶恶"之情连结心、身,是促使心体的道德原则落实为身体实践的关键和机括。与此同时,阳明以"有无"论其学问宗旨,这个特性在"不作好恶"与"有无相合"的关系中也典型地体现了出来。在阳明心学里,"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每一层意涵都关联着并指向着有无相合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