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邪教治理方式的历史变迁和当下建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反邪教工作必须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方式方法的转型升级。这需要在认真梳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邪教孳生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以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引导和培育社会力量有效参与,寻求社区反邪教应对机制的新突破。同时,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引导民众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消除邪教孳生的文化土壤,压缩其存在的社会空间。     

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随着市民社会的社区化,社区表现出治理邪教的巨大潜力。社区治理理论、差异交往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为反邪教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现实来看,社区治理体现了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区微观治理弥补了公共权力的有限性并符合市民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区的网格化更易于对邪教的防治。因此,反邪教工作也应依托社区治理展开。在社区治理模式下,要通过夯实社区文化基础、推进反邪教社区警务战略、重视反邪教数据治理等路径,进一步打击邪教的生存空间,实现反邪防邪工作的共建共治共享。     

嵌入式整合: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

乡村社会自治性、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形态,表现为政党与乡村社会的自治力量之间产生摩擦和冲突。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和分散性,使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发展需要继续寻求政党力量的引导和规范。茗山实践中,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建引领、组织嵌入和要素整合等途径嵌入乡村社会,在此过程中,政党力量凭借其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党政资源等比较优势,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则在政党的规范和引导下,凭借其自治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等比较优势,实现了治理动力的内生、治理功能的强化和治理模式的优化。由此,政党与乡村社会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互为补充,形成了政党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自治力量有效治理社会的"嵌入式整合"模式。     

反邪教法理论体系及其制度建构——评刘正峰、周新国著《邪教的法律治理》

国内外不少专家对反邪教法表示了关注.欧美学者多着眼于宗教自由,聚焦于反邪教立法与宗教自由的关系,对反邪教立法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国内学者对反邪教法虽多持肯定态度,但其研究多集中在邪教的社会危害、反邪教刑事立法的理解与适用,对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自由能否以及如何实现两全等基本理论问题缺乏深入思考,至今也没有一部讨论反邪教法理论体系与制度建构的学术专著.理论研究的不足,人们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时常感到困惑.扬州大学刘正峰、周新国教授的《邪教的法律治理》的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本文拟从反邪教法的理论体系与制度建构等方面,对《邪教的法律治理》作一评介.     

反邪教社会联防机制建设研究

邪教渗透具有隐蔽性、持续性和反复性等特征,一旦形成气候,就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邪教渗透的主要群体、方式及特征的分析,提出反邪教社会联防机制建设的必要性,认为只有突破反邪教组织原有的"单兵"作战情形,形成跨组织、跨领域"多兵联合"作战的反邪教联盟,构建起"群防群治"的反邪教体系,才能彻底铲除邪教滋生的"土壤"。     

充分发挥好学界在邪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在国际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邪教治理和涉邪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遇到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能力与深入进行反邪教斗争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效开展反邪教斗争,遏制邪教滋生蔓延,必须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及其机构在邪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准确掌握邪教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从而达到防范未然、标本兼治的目的,最大限度减少邪教的社会危害。     

韩国伦理委员会建制与功能及对我国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法治等制度治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德治等资源力量,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思路。让各类伦理委员会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力量,是当今较发达国家比较多见的做法。韩国伦理委员会的建制与效果经验,值得评介与借鉴。伦理委员会是韩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机构组成部分。它是国家各部门领域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又是依法维护行业伦理规范,成为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接受民众监督和投诉的直接渠道,是维系行业、民众、政府三者关系的重要媒介和通道。"伦理委员会"作为韩国政府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伦理性和权威性等效能,韩国各类伦理委员会,在提高政府及行业决策和执行中的"应然"秩序和效率,增强政治公信力,促进行业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提升社会文明与公民道德素质程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如何使我国治理资源和力量多元整合,多维治理,实现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韩国及世界他国的伦理委员会建制可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方式。     

多重整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政策逻辑、建构策略与基本内核

根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出的政策逻辑, 分析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的策略应该采取研究视角、学科体系和研究取向等的多重整合, 包括个体、情境和社会视角的整合, 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整合, 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整合。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核心, 整合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治理的机制和过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在建构影响社会发展的心理环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需要社会发展的视角, 应该探索社会发展心理学的路径来承担整合学科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任务。     

西北地区农村的宗教发展与邪教防治——以甘肃省X镇为例

农村是宗教传播和邪教势力活动的重要区域。文章选取甘肃省X镇作为西北地区汉族农村的代表,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考察其宗教信仰状况,分析当前农村反邪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发现,该地区虽然宗教文化较为繁荣,但信教群众不多,佛教已然衰落,基督教发展稳中有进,邪教人员多于正统宗教信徒。基层基础建设与反邪形势不相适应是当前基层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农村地区邪教的防范与治理应当注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进反邪教工作的法治化进程,加强反邪教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充分发挥正统宗教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注重发挥各类社会团体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     

公安院校反邪教课程的设置与形式探析

邪教通常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反党反社会的罪恶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邪教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为了全方位地对邪教及其本质进行揭露,公安院校应该根据公安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置相应的反邪教课程。反邪教课程设置方式,可以通过区分专业,设置专业必修课、专业通识课和公共基础课等不同的课程类型。在反邪教课程的教师团队建设上,可以校内公安学、法学专家的教师团队为依托,充分利用校外反邪教专家和转化的邪教组织成员。同时,公安院校应该创新反邪教课程形式,将反邪教课程与公安学、哲学、法学课程相关联,通过知识竞赛、实践调研等方式,实现反邪教课程设置的预期目标。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体系变迁的逻辑及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经历了前后相继、创新发展的三大阶段:国家总体控制阶段、国家放权改革阶段、特色制度整合阶段。这种变革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政治领导核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把握客观要求、转变治理理念的行动结果。当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仍需要坚持"特色制度整合"的原则,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调动、规范和统合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以有效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     

新时代邪教的特点及反邪教研究的方向

20年反邪教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新时代邪教隐秘性更强、类宗教邪教成为主流、信息化成为邪教传播和攻击的主要手段、弱危害邪教合法化、思想领域的反邪教成为新时代的主要任务、邪教国际化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反邪教理论研究,要站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为反邪教斗争政治定位,站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高度遴选反邪教方法论,站在解决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理解反邪教斗争任务,站在科学普及的角度为反邪教斗争脱敏,让无神论者在新时代反邪教斗争中大有可为。     

论善的整合价值与善的"与时俱进"

社会必须集结凝聚一切向善的人们及力量,以祛除为害社会的种种邪恶的势力。具体的善虽有特殊性,但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善的价值整合也是与时其进的,在科学技术大力进步的今天,各方善价值的整合必须应对由科技被"恶"意使用而带来的后果,经济的一体化和人类发展的全球化为善的价值整合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善价值整合的强大推动力量。     

如何理解宗教治理在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社会治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须积极的互动才能实现,宗教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治理与社会治理一样都是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也是一个不断推进的理论探讨和提升的进程。宗教治理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整个社会治理建设的成败,而整个社会的治理建设又极大地形塑着宗教治理的建设。宗教治理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共相,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族群,又有不同的特性,考虑共性的同时不忘特性,就为探索和创新留出空间,也为地方性治理经验或教派治理模式开辟了道路。     

关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反邪教工作的初探

本文以探讨构建和谐社会与反邪教工作的关系为线索，指出反邪教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同时指出，反邪教协会作为民间组织应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并从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关注弱势群体，协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积极为构建和谐提供理论支持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现代欧美反邪教运动

本文追述了从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的,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反对邪教的民间组织活动,也部分地涉及了其它欧洲国家的反邪教活动。文中思考了邪教运动在西方萌生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在西方政治制度和宗教观念与人权观念支配的社会中开展反邪教活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遭遇的困难。     

探析信息化条件下反邪教科普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及应对办法

在全球进入"互联网+"时代的前提下,"法轮功"建立的全球宣传网络,已成为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策划指挥、煽动炒作的重要平台。从2011年开始,北京反邪教协会根据互联网条件下信息化传播的特点,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来研究当前反邪教科普宣传的思路和做法,组织专家分析整理"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台前幕后的运作方式和背景资料,注重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反邪教科普宣传过程中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对反邪教科普宣传"抛砖引玉"的作用。     

绩效约束、制度弹性与有效治理的结构转型——以基础性权力为视角

非对称性的权威资源与权力结构始终存在张力,导致社会治理中的合法性诉求、绩效约束与制度弹性共同作用于科层体制,并消解了其所构筑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的权力分配与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了非制度化治理趋于常态化。诸多文献探讨了绩效与成本约束下社会治理的衍生形态,以及政体类型与治理质量的关系,但在揭示非制度化治理是如何偏离并制约正式制度的各个层面、探求非制度化治理的关键要素以及治理转型的内生机制等方面却远未充分。因此,本文将探讨非对称状态下的权威和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运作,尝试引入"基础性权力"的概念来研究治理的内生性变迁机制,分析技术化的治理手段如何借助基础性权力的制度化与渗透网络实现从"权力"到"渗透"的转变,进而助推社会治理走向"责任-回应"的互赖结构。     

马克思社会整合理论的新诠释——从帕森斯、洛克伍德到哈贝马斯

"社会如何整合"一直以来是备受关注的主题,帕森斯、洛克伍德与哈贝马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整合理论。帕森斯把整个社会理解为行动系统,基于行动者的能动作用-系统的双重视角关注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均衡。洛克伍德区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指责帕森斯过于重视社会系统的均衡,忽视了社会整合在系统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哈贝马斯重构洛克伍德对两种整合的区分,主张以"生活世界-系统"的二元社会结构观补充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依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境寻求社会整合的主导机制。作为马克思社会整合理论的改版,他们在借鉴马克思丰富的社会整合资源的同时,逐渐与马克思拉开了距离,分析他们的理论主张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法治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社会公德治理:缘起、运行、实现 ——以共享单车使用为例

现代社会,生活世界领域分化使道德失去了和个体生活联结的通道,"德-得"相通的通道受阻,个体良心与社会舆论规约个体行为的力量消弭,社会公德运行机制无法顺畅运转,公德失范现象出现。可基于物联网的大数据凭借其海量信息"整合"功能,重构道德与个体生活的联结通道;通过大数据的"监督"功能,实现对公德的制度规约;通过大数据的"共治"功能,实现社会公德的政府、企业、公众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