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头禅“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考察

"自然"既是老庄玄学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牛头禅的重要思想要素之一。本文通过考察牛头禅的"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以及《绝观论》6种敦煌写本中对"自然"的叙述,指出牛头禅法既主动吸收老庄玄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老庄玄学色彩,又以佛教基本理论为基础、原则,在融合老庄玄学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的佛教精神品格。牛头禅在早期对老庄玄学的态度更倾向于对话、融合,随后则更多地表现出试图脱离老庄玄学的、更为独立自主的精神气度。     

孔子音乐思想在阮籍、嵇康身上的延伸及其影响

<正> 人所共知,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是玄学的盛行与儒、道、释三家的鼎立。孔子的思想在当时仍有着很大影响,但它表现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怎样透过盛行的玄学之风,看清儒家思想的不息潜流呢?我们认为,孔子音乐思想中所强调的真诚自然的精神,得到了魏晋名士阮籍、嵇康二人的继承,并成为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基础;同时,正是这一思想基础,导致了他们的复杂人格及矛盾思想。对这些问题做一探讨,有助于我们弄清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的纷争实质。     

张湛的"至虚"与有无说

西晋时期,郭象的独化论可以说达到了玄学理论的高峰,如果将郭象的思想看作是向秀思想的发挥,那么<晋书·向秀传>所称誉的向秀<庄子注>之"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无疑可适用于对郭象玄学的评价.但是,在这"自足一时"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特别是佛教思想的开始流行,人们的欣赏口味逐渐变得多样化,对郭象玄学也就感到不满足了.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张湛<列子注>走上了玄学舞台,对玄学理论进行了新的修补.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思想

<正>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思潮。玄学中的名教思想是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哲学思想的综合,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的重要内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揭示玄学的本质。汉代以还,所谓“名教”,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而“三纲五常”则是其核心,     

道教与六朝山水绘画美学的建构

魏晋六朝 ① 是审美意识自觉的时代。宗白华先生指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② 魏晋六朝之时 ,天下大乱 ,政局动荡 ,战争频仍 ,无论下层民众还是“名士”们都性命如蚁 ;儒家正统经学繁琐迂腐 ,趋于没落 ,因而玄风大振 ,不仅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玄学成为时代风尚 ,而且宗教也大行其道。佛教初入中土 ,尚依托于玄学“格义” ,道教则经过葛洪的上层化改造 ,很快成为“名士”即知识分子逃避世…     

魏晋玄学养生初探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魏晋玄学提出,人的活动与人类社会活动应当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这一理论倾向正好与传统的道家养生思想合拍,从而形成了魏晋时期的“玄学养生”。魏晋玄学养生经历了“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东晋玄学”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王弼、嵇康、郭象、张湛。魏晋玄学养生的核心理论是重视人的精神修养,推崇静着之道,这与玄学所主张的“以无为本”,鼓吹虚无寂静、动中求静,企图在纷乱的社会中明哲保身的鼓个思想体系是相一致的。此外,他们对养生学中的关于人的气化理论已有初步涉及,并提出了“返相归真”的修炼原则和“性命学说”,这对后世气功养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启示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礼玄之辨看魏晋名士的伦理困境

汉晋之际 ,我国伦理学说发生了一个变化 ,这就是礼教伦理的衰退和玄学新道德观的兴起 ,随之出现了元康“任诞”士风。围绕着“礼玄之辨” ,玄学名士批评了礼教伦理虚假的和宰制性的本质 ,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道德本性的新的理解。但在这一伦理学说的解构和重建过程中 ,却在多个理论触发点上暴露出玄学新道德观自身存在的缺陷和不圆融处。本文考察了王弼、向郭 (向秀、郭象 )的伦理学说以及阮籍、嵇康的道德践履观 ,指出了魏晋名士在道德理论和道德践履方面存在的困境。     

中土般若学与玄学本体论的关系再论——立足于《般若经》翻译史与学僧般若思想之依本及其心态的考察

正在佛学、玄学以及对传统哲学的整体研究观照中,般若学与玄学的关系是重要论域,般若学与玄学本体论的关系探讨又是其中的重要论题,亦是思想史研究应该澄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尚未有清晰、一致的认识。流行的观点认为,般若学受到玄学本体论影响以致玄学化,如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中谓般若"性空"最初译为"本无":"盖魏晋初期之玄学皆崇无,号万物为末有,道体本无,此以玄学之说附会‘般若’也。"~([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谓有的佛教徒援用玄学贵无派的思想,把空无当做世界的本体。~([2])     

王弼"大衍义"略论

王弼易学的特点是以<老>解<易>,以他在<老子注>中所阐发的玄学本体论思想为基础来解释<周易>,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周易略例>当中.而他对"大衍之数"的解释,也使"大衍义"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联系<周易略例>我们就能看出,"大衍义"是连接王弼玄学中老学和易学的桥梁,它体现了王弼玄学的体用观念,为王弼思想由老学向易学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玄学氛围中的《招隐诗》和《反招隐诗》

两晋招隐诗反映了诗人在残酷现实中对自身出处问题的思考,同时深深地留下了当时不同流派玄学思想的烙印。就思想背景而言,招隐诗的出处对立、尚隐弃显与王弼以无为本、因循"自然"的思想密切相关,而它的调和出处、显隐存心则与郭象"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思想极度吻合。但是,招隐诗显示的思想理路并不能说明其作者就是这一派思想的坚守者。事实上,对不同玄学思想的接受和对出与处的看法,在他们的思想里贯彻得并不彻底。     

佛玄之间:从《不真空论》析僧肇佛学玄学化问题

僧肇是东晋时期的著名佛学家,他以"即体即用"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哲学和佛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由于其出入于佛玄之间的思想特色,学界历来对其佛学玄学化问题评判不一。本文试图通过对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不真空论》的解读分析,梳理、点评五种不同观点,并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由于僧肇佛学与魏晋玄学有不同的理路、不同的理论建构和不同的境界追求,从而使两者有内容实质上的区别,而"即体即用"的中道空观是僧肇佛学虽运用了玄学但没有玄学化的根本原因。     

关于汉魏佛学玄学化及所谓"禅宗"的玄学化问题

汉魏之际，佛教在中国的流布主要有禅学和般若学两大体系。当时缁素对般若学的理解、注释，都脱不了魏晋盛行的《老》、《庄》玄学思想。而名僧与名士颇相投缘，《般若》与《老》《庄》又相互发挥，故史称晋代之玄学、《般若》之合流，为学术界之大宗。《般若》也倍玄风得以广为流行。禅宗历代大匠与佛陀核心思想——拈花不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中国禅宗老庄化、玄学化，是不能分辩玄佛同异之混淆之论，是不能成立的。     

从经学到书法:汉晋间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与流变

西汉时期,琅琊王吉以通经而入仕,家族开始振兴。王吉与其子王骏、孙王崇三世为官,家族政治和文化地位开始上升。但是,自王崇开始,家族子弟不再固守通经入仕之路,家族在东汉并不显赫。魏晋时期,琅琊王祥以孝行入仕,并对当时盛行的玄学和道家思想有所涉猎,家族文化出现多元化发展倾向。西晋时期,王戎、王衍等人全面谈玄,由此而激发出艺术精神,家族出现研习书法的热潮,书法文化开始成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这为琅琊王氏在东晋成为书法文化世家奠定了基础。     

论玄学影响下的六朝音乐美学思想

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六朝时期形成了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即超越有限而把握无限的审美境界、变化之无限与法则之有限共存的审美观念以及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和谐的审美理想。这三种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反映在六朝时期音乐审美中的"有"与"无"关系问题具体而辩证的思想体系。     

试论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

唯物史观及其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结构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理论基石。坚持文艺来源于社会生活实际 ,反对“道德决定论”的创作思想 ;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倾向 ,反对宣扬抽象虚伪的道德 ;重视文艺的道德教育功能 ,发挥文艺在揭露统治阶级腐朽道德 ,提高无产阶级道德认识 ,培养高尚道德情操 ,树立革命理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坚持历史判断为主和道德判断为辅的价值原则 ,反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历史道德化倾向和历史非道德化倾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伦理观的基本内容。     

由易学"郑王之争"析魏晋南北朝文艺论旨趣之异同——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论旨趣因易学"郑王之争"而分流:儒家郑学系统以《文心雕龙》为冠冕,依据汉易取象说、道器不离说、言尽意论确立了"神用象通"、"贵器用"、"一辞意"等文学创作的原则与方法;而玄学派王学系统的文艺论著则吸取忘象说、道器分离说、言不尽意论提出了"取之象外"、"事绝言象"、"神超理得"、"澄怀观道"等主张,可以《古画品录》为代表。故这一时期的文艺论在易学上还并不存在相互吸取的史实,各自的理论体系也是清晰贯通而非矛盾混乱的。只是在古文经学"要约明畅"的治学理念与学风上两派论著殊途而同归。     

论邓小平的文艺现代化思想

邓小平的文艺现代化思想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的文艺现代化思想是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第一 ,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表现时代的前进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第二 ,文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文艺家思想的现代化。第三 ,文艺现代化得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文艺。第四 ,文艺现代化要全面发挥文艺的多种作用。第五 ,文艺现代化要为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邓小平既要文艺的现代化也要文艺的民族化 ,而且把两者统一在一起。邓小平的文艺现代化和文艺民族化相统一的思想 ,解决了“五四”以来 80多年间长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要实现文艺现代化 ,还得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西晋贵无思想考辨

西晋咸宁～太康之际,在朝中执政的“竹林名士”扶植下,玄学贵“无”派滥觞,于元康～永嘉之际风靡士族上层社会,其学术思想为何晏王弼贵“无”论与阮籍嵇康“元气”自然论的融合,与崇“有”派政治上共济而学术上颉颃。贵“无”派具有政治团体与学术流派双重性质,是西晋后期的学术主流派而非政治当权派,但是永嘉南渡后,作为“中兴名士”的主体建立了东晋王朝,并对江左意识形态的玄学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全球意义

关于美学学科和其精神理念的重要性,许久以来尚未受到国内外执政领导人的足够重视,而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召开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要结合新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在我们看来,这不只是强调中华美学精神对当今文艺发展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人类寻求更好的发展模式,也是响亮的智慧方略钟声.     

何晏、王弼方法论思想辨析

贵无论玄学所依据的经典主要是《周易》和《老子》。何晏、王弼都是通过重新解释这两部经典来阐发自己的以本体论为特征的玄学思想的。但是何晏只是提山了某些重要的玄学论点,而王弼则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究其原因,是由于何晏在解释经典的方法上存在着缺陷,而王弼在《周易略例》和《老子指略》中则对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突破汉人樊篱,找到了一个按照新的时代需要全面解释这两部经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