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孔学”研究70年(上)

梁漱溟“新孔学”研究７０年（上）董德福,史云波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日方中之际,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于１９２１年发表了饮誉海内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站在比较哲学的高度检察西洋、中国、印度三方文化之异同,追溯过去、展望未来,寻求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出路,力ｏ．４“新孔学”。［Ｂ于梁氏所论“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是“在当时大家热烈批评中西文比的大潮流中,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既道出了旧派文人的心声,又高出“国粹派”、复古主义者一筹,对西化派形成了真正的、有力量的挑战,使得他所倡导的“新孔学”一时间成为学术界关注、讨论的焦点。赞誉附和者有之,同情批评者有之·激烈反对者也有之,到１９３Ｄ年该书差不多已再版了８次,可见影响之大。３０、４０年代,梁本其“新孔学”主张,又先后发表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重要著作,声名日隆,他也因此成为学术界颇有争议的人物。７０年来,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念,对“新孔学”进行过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和批判,其中     

论柏格森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哲学曾在中国思想界人为流行,此时也恰好是现代新儒学思潮开始萌芽和兴起的时候,梁漱溟和熊十力均受到了柏格森思想的深刻影响。梁漱溟试图融合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观点,用以阐释和发挥儒家“生”之哲学的精义,以重建儒家的理想人格。熊十力则通过反省和比照柏格森哲学的生命观与自然观,提出了他对于生命本体的独特看法,从而创立“翕辟成变”的大化流行论和“默识证会”的直觉说。     

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

梁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努力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真假儒学的区分上。他认为现世所传的儒学都是假儒学,真儒学是所谓的“自己学”,他并依据自己对“真儒学”是“自己学”的解释,认为孔子创立的真儒学具有“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这样两个显著特征。粱漱溟谋求儒学现代转换的另一努力是援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入儒,用前者重新解释和发挥后者,从而使儒学与西方哲学实现某种程度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孔学”。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述评》即将出版

吉林大学哲学系吕希晨同志撰写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述评》一书已经脱稿,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述评》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初步成果。全书共分十讲:一、胡适派的实用主义哲学;二、梁漱溟的“生命派哲学”;三、张君劢的柏格森主义与丁文江的马赫主义;四、戴季陶主义的“民生哲学”;五、国家主义     

填补空白 新见迭出——读陈代湘《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在现代新儒家中,“新程朱”派的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使是“新陆王”派,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以往学术界在朱子学和现代新儒学两方面的研究上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国内外尚未有全面研究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专著,2 0 0 3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代湘博士的新著《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学的传承和改造者。他们对朱子学所涉及的…     

“理性”的诞生:重探1920年代梁漱溟的心理观念之转变及其政治意涵

梁漱溟于1920年代中前期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思想转变:他关于人类心理的认识,从“本能-理智”转变为“理性-本能-理智”。哲学上的这一转变也紧密联系着梁漱溟在政治思考上的推进:经由这一转变,“理性”、“民族精神”以及乡村建设理论等梁漱溟的核心思考得以最终生成。梁的这一转变来自当时思想论争、时代困局以及自身理论的内部矛盾的催迫;以“理性”为核心的新框架,为一系列难题与矛盾提出了解决方案,也使梁摆脱愁闷、走向乡村。梁的“理性”是一种“主体”哲学,也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色彩的政治伦理——它不但针对“中国民族自救”,更包含着克服西方现代危机、再造未来新文明的意识。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梁漱溟与现代儒家左派的兴起CSSCI

前期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后期梁漱溟则是现代儒家左派的开创者。1930年代,梁漱溟既拒绝"政治国家化",又拒绝"政治虚无化",而是寄厚望于具有儒家信念的左倾青年,引领他们投身于社会化、平民化和底层化的社会政治运动。现代儒家左派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新文化运动思想主张的继续和深入,受到国民革命及其农民运动的刺激和影响,也是保守主义探索新政治的哲学总结。它上可接续宋儒开创的新传统,下可开现代儒家百世基业。     

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演进规律和理论倾向

中国现代文化哲学的演进规律和理论倾向洪晓楠文化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史和文化传统进行全面的反省和反思的理论结晶。胡适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指出,梁漱溟讲的是“主观化的文化哲学”。这大概是“文化哲学”的概念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现代新儒家的朱子学研究概述

现代新儒学和朱子学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两个热点.现代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与第二期宋明理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承继性.宋明理学内部有"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它们延伸到现代新儒学中.现代新儒学内部亦有"理学"与"心学"的分野.在宋明理学家中,由于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牟宗三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无论是现代新程朱派还是新陆王派,都对朱子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论梁漱溟的人哲学

“人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中“哲学人类学”是同一层次的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概念。作为一种对人的本体论结构进行思考和建构的观念体系 ,人哲学以其对人的形而上纯思而区别于对人做科学研究的丰富多彩的具体人学或人类学 ,如考古人类学、民族人类学、生物人类学等等。作为 2 0世纪中国重要哲学家的梁漱溟一生热衷于人哲学的研究 ,不论是他 2 0、 30年代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朝话》 ,还是 80年代出版的《人心与人生》 ,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人哲学思路。梁漱溟的人哲学继承了中国传统人哲学特别是儒家人哲学的主要精神 ,并融会法…     

思想学術动态

批判各种資產階級的唯心主义思想的繼續發展,是我國学術界的重要課題,也是理论工作的進步标志。本季度我們学術界在批判工作上的繼續深入又有了一些新的成績。在批判实用主义思想方面有:北京大学“人文学报”本年第一期發表的“批判胡適实用主义唯心史观”,“新建设”第三期發表的批判杜威关于“教育即生活”的反动学說,中山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發表的“批判杜威的人性論”,东北人民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發表的“批判胡適文学史‘著作’中的形式主义和庸俗進化論”,光明日报五月十五日發表的“批判实用主义教育学的个性諭”,中山大学学报發表的“批判胡適的‘戴东原的哲学”,以及本刊本期發表的“揭露并批判胡適标榜‘反理学’的歷史淵源和反动本質”,与“对詹姆士实用主义的初步批判”等文。在批判梁漱溟唯心主义思想方面有:北大人文学报發表的“批判梁漱溟所謂“周孔教化”,中山大学学报發表的“批判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运动’如何为國民党反动統治服务”,光明日报三月七日發表的“批判梁漱溟唯心主义歷史观”以及本刊本期發表的“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等文。     

书讯

本书是作者研究现代中国哲学的专著。共分文化观、形上学、心物论和哲学史4篇15章。第一篇“文化现”包括“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与其文化多元主义”（第1章）、“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与马克思·韦伯中国文化现”（第2章）、“冯友兰的《新事论》及其文化观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第3章）、“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反思”（第4章）;第二篇“形上学”包括“熊十力体用论的宇宙论”（第5章）、“马一浮哲学的理气体用论”（第6章）、“冯友兰新理学哲学要论”（第7章）、“冯友兰《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第8章）;第三篇“心物论”包括“熊十力《明心篇》的明心论”（第9章）、“马一浮哲学的心物     

丁少伦:现代西方三大哲学范畴

丁少伦：现代西方三大哲学范畴自胡塞尔的现象学诞生以来，理性与工具理性，哲学与科学、主体与客体成为现代哲学津津乐道的命题。现象学存在主义、科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等都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追本求源以求寻找到理性的根据、哲学的根基以及主体性的存在家园。理性与工...     

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向的内在逻辑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哲学转向现代形态。“知识形而上学”是近代哲学转向现代哲学的逻辑主线。近代知识论企图为“知识”建立一个绝对可靠的基础,现代分析哲学、诠释学虽然否定了知识论的这种妄想,但他们仍企图通过语言和诠释为知识找寻一种深层的根据;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则在知识异化形态下引发了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其实质是追问知识的价值问题。这一逻辑转换召示了哲学对科学知识更全面、更合理地把握和理解,召示了哲学向时代敞开。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是对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真正考验。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当我们缅怀张先生在哲学理论、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做出的学术贡献时,有许多内容可以述说。本文谨略述张先生在哲学理论上的两个重要贡献,在我看来,这是经受了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两个重要贡献。一道德之“变”与“常”1933年4月27日,张岱年先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关于新唯物论》。他在此文中提出:“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实为现代最可注意之哲学。”“唯以新唯物论与现代他派哲学对较,然后乃可见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     

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逻辑线索——论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哲学的三次转折

学界倾向以“代”的概念划分现代新儒家的众多人物,但是,以时间先后为序的划分方法却掩盖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中的逻辑线索问题。其一,以“代”来划分人物是从外延上来进行。这样就使“第一代”、“第二代”等概念缺乏内涵,所包罗的人物纷繁,思想驳杂;其二,缺乏清晰的逻辑线索,无法使人洞悉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国哲学也始终是一个封闭系统并以现代新儒学为终结。本文尝试以将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相类比的方式来考察这个问题。当然这个类比并不是随意的。我们发现,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重建中国哲学。由于他们所参照的西方哲学往往是其历史上某一发展阶段上的某一流派,因此西方哲学的重大变革必然影响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从哲学史上看,人类的哲学思维是不断深化的,中国哲学在其现代发展中,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是不断深化的。因而也是存在着一个内在的逻辑规律。     

现代哲学民族化与传统哲学现代化——张岱年《事理论》评介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论坛上出现了一股在传统哲学基础上“接着讲”(冯友兰先生用语)哲学的潮流。所谓“接着讲”就是有所继承(特别是基本观点、基本标念)亦有所改造、发展,实际上是在消化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基础上谋求形式的民族化。由此而产生了诸如“新理学”“新心学”一类的哲学体系。中国近代缺乏具有重大理论成就的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民族化与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逐成为一件事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接着讲”就成了创     

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评

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评程恭让梁漱溟先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年）是现代新儒学复兴的根源性人物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却不单纯是儒家思想。梁先生在倡导“孔子的生活”之前,曾一度准备出家为僧。即使在“归宗儒家”之后,他心灵深处也从未放弃对佛教的信念。梁氏在佛、儒之...